4.5.3 自然神学与理性哲学——挑战基督教权威的有力武器
启蒙年代是一个哲学的时代，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是一场启迪智慧、反对蒙昧的普及文化和教育的运动，但究其精神实质来说，则是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对即将衰亡的封建制度发起的最后一次思想上的清算，为资产阶级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它是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所倡导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禁欲主义斗争的发展和延续，因此，启蒙主义的矛头也首先直接指向了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教会和神学，提出了以哲学的文化取代宗教的文化，以理性的权威取代上帝的权威，最终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王国的要求，正如圣西门在《工艺论》（L’Industrie）中所说：“十八世纪哲学的性质，是一种反神学的精神；在十八世纪，哲学家本身的活动以外，不论任何地位的人均从事哲学的职务，而其最大的结晶即为号称反神学的百科全书。”[329]
“启蒙”一词最早出自法语，本是由“光明”一词派生出来的，启蒙之谓，乃是指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使被遮蔽的真理得以显示，而这一寓意则来自基督教《圣经》的启示，《创世纪》中，上帝在创造完天地后，发现大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于是便创造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3节）。应该说，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光一直是上帝的化身，“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9节），《尼西亚信经》中也将耶稣誉为“光中之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12节）显然，启蒙主义者从圣经启示中借用了“光”的这一象征意义，只不过，光的概念变成了“理性之光”，而非永恒的“上帝之光”。
对于启蒙时期的人们来说，理性是经过科学与逻辑训练而后形成的一种精微的常识，是构成人类本质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性之光的主体是人，从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自我”，这一主体性原则已经在哲学层面上步步推进和展开。所谓主体性，即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本主义思想，它表现为：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真理与价值都要透过主体的认知获得；作为主体的对立面，客观世界成了被认识、利用和支配的对象，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征服自然界，摆脱匮乏和灾害，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实现自己的解放；此外，主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还要学会管理自己，为自己立法，实现道德自律。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在《启蒙的概念》一文开篇便说：“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就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替代幻想”[330]。由此可见，启蒙主义思想中对真理和价值认识起点已从神本位的“上帝中心论”转向了人本位的“人类中心论”，它是引发和基督教教传统思想之间对抗性冲突的最直接的原因。
那么，“理性之光”来自哪里呢？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古希腊精神的感召下发生的，而到了启蒙时代，对欧洲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则首推中国文化。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reason）——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这就是东方人所抱的一种思想，或许就是他们的最伟大的思想，他们的形而上学之最高思想”。[331]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来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扩大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影响范围的。为了巩固在中国的传教成果并获得更多欧洲人对其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他们源源不断地把中国文化成果和哲学思想介绍到欧洲，旨在树立一个有着接受福音的潜质的古老的异教国家的形象，并极力证明古代的中国人也曾有过纯洁的信仰并在古代典籍中留下了痕迹，尽管当时的中国人陷入了迷信和无神论的渊薮，但却有着最易于接受纯正信仰的灵魂，唯一缺乏的是耐心的引导和点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试图论证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中蕴藏着上帝的启示，其基本精神一直保留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之中。长期生活在异教黑暗之中的中国之所以仍能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平正是因为孔子的哲学思想维系了中国社会良好的运转和长期的发展。借助他们的论证，使欧洲人全面地了解到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中国精神的全貌。
尽管耶稣会士竭尽全力地为自己的宗教立场辩护，但孔子思想仍被罗马的天主教会视为“异端邪说”，也正因为此，它却受到了启蒙主义者的欢迎，他们高举中国思想的旗帜，将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中国知识作为反对宗教和教会权威的武器，这显然不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所能预见的。正如利奇温所说：“耶稣会士是中国古代启蒙运动和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间的出色媒介。伏尔泰及其他百科全书派曾接受他们的启发，日后就把这种武器反转过来攻击耶稣会士，这也是历史上的讽刺。伏尔泰是整个世纪内耶稣会士最危险的敌人。他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受教育，并在那里得到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当时教士们以钦羡的态度大谈中国官吏的宗教，而鄙视佛教徒的迷信。伏尔泰即在此搜集资料，用来日后攻击当时对他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神父们。”[332]他接着说，耶稣会士们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过来，不但劝告欧洲的读者们要认真学习，还要他们将中国的思想付诸实践。他们不断介绍中国哲学，大胆地宣称中国人的道德乃是“处于自然理性最纯粹的源流”[333]，却没有预料到经书中的道理到头来推翻了他们自己所宣扬的教义。尤其出人意料的是，他们还了对中国实际的政治情况进行了不厌其详地说明，这一点则尤为重要，因为“一方面他们帮助推动了从哲学上鼓吹开明专制，另一方面为重农运动提供了决心；这种运动逆料到革命可能会发生，这一次想从经济方面，再次维持十七世纪的专制政体。在政治理论范围内，正如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部门中，中国变成论战的基础，成为在已经够多事的时代里一个令人惶惑无措的阴影”。[334]
十八世纪初期，随着欧洲人对远东的兴趣越来越热烈，古希腊几乎被打入了冷宫。中国哲学的理性观念成为了欧洲思想界最时髦的东西，孔子的思想成为了启蒙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孔子成了十八世纪启明时代的保护神，只有通过他，才能和中国有所联系。”[335]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在一次演讲中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彼十八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固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不论个人表现与人类真正性格距离至何种程度，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说，方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336]不能不说，在中国精神的引领下，西方哲学开始向传统基督教世界观和价值观公开挑战，启蒙时期也成了开启西方文明现代性的新起点。
【注释】
[1]钱林森著：《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参见：洪波著：《盛世的沉沦》，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文史天地。
[3]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16页。
[4]（英）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著；常绍民，名毅译：《中国变色龙——对欧洲文明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3～64页。
[5]参见：Jerome Hendrick： Philippe Couplet （S.J. 1723～1692），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STEYLER Verlag Nettetal， Germany， 1990.p77.
[6]Lionel M. Jen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Da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Josephus Tela， J. Souter （ed.）： Life and Morals of Confucius ： A Chinese Philosopher， Londres， 1691， p.12.
[8]David F. Mungello： 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Germany， 1954， p.39.
[9]Ibid.， p.248.
[10]参见：张西平著：《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9～440页。
[11]Jerome Hendrick： Philippe Couplet （S.J. 1723～1692），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STEYLER Verlag Nettetal， Germany， 1990.p198.
[12]（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
[13]（法）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4页。
[14]李长林：《柏应理在欧洲早期汉学发展中的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一期，第76页。
[15]参见：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16]参见：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17]同上，第15页。
[18]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AKADE-MIE-VERLAG， Berlin， 1970，p25.
[19]参见：许明龙著：《孟德斯鸠与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48～49页。
[20]其他三个时代为：伯利克里到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参见：（法）伏尔泰著；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路易十四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页。
[21]（法）雅克·布罗斯著，耿升译：《发现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22]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23]（法）叶理夫：《法国是如何发现中国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第27页。
[24]Claudia von Coliani： P. 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Steyler Verlag 1985， p.20.
[25]参见：Grande Larousse Encyclopédie， Vol. IV.， librairie Larousse， paris， p.1009.
[26]Paul Beurrier： La Perpétuité de la foy et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dans les trois états de la loi de nature， de la loi écrite et de la loi de grâce， Paris， 1680， p.260.
[27]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quet， S.J.， Roma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2， pp.60～61.
[28]王佳娣：《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及索隐派的汉学研究》，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2月，第10卷第一期。
[29]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quet， S.J.， Roma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2，p.148.
[30]参见：（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22～123页。
[31]（法）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
[32]（法）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
[33]同上，第3～4页。
[34]同上，第4页。
[35]同上，第5页。
[36]（法）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19页。
[37]同上，第12页。
[38]同上，第12页。
[39]同上，第20～23页。
[40]（法）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41]同上，第1页。
[42]同上，第2页。
[43]同上，第62页。
[44]（法）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页。
[45]（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46]同上，第67页。
[47]（法）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48]同上，第86页。
[49]同上，第213页。
[50]同上，第317页。
[51]（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52]（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
[53]同上，第272页。
[54]同上，第119页。
[55]同上，第256页。
[56]（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57]同上，第256页。
[58]同上，第256页。
[59]同上，第256页。
[60]同上，第260页。
[61]〔法〕毕诺著；耿异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09～110页。
[62]同上，第110～111页。
[63]（德）李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6页。
[64]参见：（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65]《中国图说》1986年英文版序，见：（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66]参见：《简明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第4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第173～174页。
[67]（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7页。
[68]（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69]同上，第21页。
[70]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9页。
[71]（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72]（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73]参见：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52页。
[74]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3页。
[75]同上，第253页。
[76]（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51～152页。
[77]（瑞士）米歇尔·泰勒著，耿升译：《发现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78]（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89～390页。
[79]同上，第391页。
[80]（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90页。
[81]同上，第389页。
[82]同上，第390页。
[83]同上，第390页。
[84]（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91页。
[85]同上，第401～402页。
[86]同上，第403页。
[87]计翔翔：《西方早期汉学试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95页。
[88]参见：Will Richard Berger：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n Europ der Aufklrung，Kln/Wien，1990，pp.49～50.
[89]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一卷，第32～33页，转引自阎宗临著；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90]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转引自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95页。
[91]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转引自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97页。
[92]同上，第99页。
[93]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三卷，第3页，转引自阎宗临著；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94]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一卷，前言第32页，转引自阎宗临著；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95]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转引自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96页。
[96]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转引自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95～96页。
[97]同上，第106～107页。
[98]同上，第106～107页。
[99]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转引自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56页。
[100]同上，第146页。
[101]同上，第二卷，第146页。
[102]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转引自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46～147页。
[103]同上，第152页。
[104]同上，第147页。
[105]同上，第148页。
[106]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转引自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48页。
[107]同上，第148页。
[108]同上，第148页。
[109]同上，第149页。
[110]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转引自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51页。
[111]同上，第152页。
[112]参见：宋丽娟：《〈古今奇观〉——最早译成西文的中国古典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二期。
[113]Du Halde， Vol. III， London： printed by and for John Watts， 1741，p.113.
[114]（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页。
[115]（日）手冢寿郎：《サシソも伯と——キエスト，コム》所引，见《商学研究》第七卷第二号，页127。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116]（德）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117]（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8～20页。
[118]同上，第217页。
[119]（德）G.G.莱布尼茨著；（德）李文潮，张西平主编；（法）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20]（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121]引自1689年莱布尼茨致利国安的信，参见：Herausgegeben von Rita Widmaier， Leibniz Korresponodiert mit China ： 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missionaren（1689～1774），Frankfurt am main 1990，p.11.
[122]（德）G..G..莱布尼茨著；（德）李文潮，张西平主编；（法）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23]同上，第2页。
[124]（德）G..G..莱布尼茨著；（德）李文潮，张西平主编；（法）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25]同上，第2页。
[126]同上，第2页。
[127]同上，第3页。
[128]（德）G.G.莱布尼茨著；（德）李文潮，张西平主编；（法）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https://www.daowen.com)
[129]同上，第3～4页。
[130]同上，第4～5页。
[131]同上，第3页。
[132]（德）G..G.莱布尼茨著；（德）李文潮，张西平主编；（法）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33]同上，第5～6页。
[134]同上，第5～6页。
[135]同上，第7页。
[136]同上，第7页。
[137]陈乐民编著：《莱布尼茨读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138]同上，第244页。
[139]同上，第245页。
[140]陈乐民编著：《莱布尼茨读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9～250页。
[141]同上，第248页。
[142]同上，第250页。
[143]陈乐民编著：《莱布尼茨读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144]参见：莱布尼茨1705年8月1813给传教士维茹（AntoineVerjus）的信，中译文见奥托·弗兰克（OttoFranke）著；关其桐译：《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德杂志》1940年4月。
[145]陈乐民编著：《莱布尼茨读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80页。
[146]（法）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5页。
[147]（法）伏尔泰著；高达观等译：《哲学通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148]（美）孟德卫（David E.Mungello）著；江文君等译：《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149]（法）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59页。
[150]（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4～85页。
[151]（法）伏尔泰著；吴模信，沈怀杰，梁守锵译：《路易十四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97页。
[152]（法）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30页。
[153]（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31页。
[154]（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5页。
[155]同上，第85页。
[156]同上，第86页。
[157]同上，第86页。
[158]（法）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30～331页。
[159]同上，第339页。
[160]（法）伏尔泰著；吴模信，沈怀杰，梁守锵译：《路易十四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98～599页。
[161]（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7页。
[162]（法）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0页。
[163]（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9页。
[164]同上，第250页。
[165]同上，第250页。
[166]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2页。
[167]（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9页。
[168]同上，第249页。
[169]（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0页。
[170]同上，第509页。
[171]同上，第510页。
[172]（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9～250页。
[173]同上，第87页。
[174]（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10页。
[175]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2页。
[176]（美）孟德卫（David E.Mungello）著；江文君等译：《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177]转引自：吕大吉著：《西方宗教学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43页。
[178]（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1页。
[179]（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6～47页。
[180]同上，第88页。
[181]同上，第254页。
[182]同上，第89页。
[183]同上，第251页。
[184]（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8页。
[185]同上，第88页。
[186]（法）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1页。
[187]转引自：孟华著；乐黛云审定：《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27～128页。
[188]（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0页。
[189]（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页。
[190]（德）卡尔·马克思著；（德）考茨基（Kautsky，K.）编；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新中国书局，1949年，第一篇，第43页。
[191]（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0页。
[192]闫宗临著：《中国文化西传之一页》，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4页。
[193]（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8～129页。
[194]（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页。
[195]同上，第24页。
[196]同上，第93～94页。
[197]（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7页。
[198]同上，第98页。
[199]同上，第99页。
[200]同上，第73页。
[201]同上，第82～83页。
[202]同上，第73页。
[203]（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5页。
[204]同上，第74页。
[205]同上，第75页。
[206]同上，第99页。
[207]（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1页。
[208]同上，第121页。
[209]参见：徐明龙著：《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210]（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2页。
[211]同上，第122～123页。
[212]同上，第67页。
[213]（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页。
[214]同上，第78页。
[215]同上，第79页。
[216]（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2页。
[217]（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8页。
[218]转引自：（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2～93页。
[219]（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7～38页。
[220]同上，第38页。
[221]同上，第38页。
[222]同上，第38页。
[223]同上，第49页。
[224]（法）佛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9～50页。
[225]（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7页。
[226]转引自：（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227]同上，第74页。
[228]参见：莎士比亚著《无事生非》第二幕第一场，转引自：《莎士比亚全集》喜剧卷下卷，朱生豪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229]转引自：（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230]（英）弥尔顿著；金发燊译：《失乐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231]转引自：杨周翰著：《忧郁的解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232]（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233]（清）王国维著：《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85页。
[234]（元）纪君祥原著；书印，菊香改编：《赵氏孤儿》第二折菩萨梁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235]同上，第二折煞尾，第135页。
[236]参见：杜赫德著：《赵氏孤儿》出版者序，见《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第341页，转引自：孟华著；乐黛云审定：《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237]同上，第114页。
[238]范希衡著：《〈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239]（法）卢梭著；何兆武译：《论科学与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3～14页。
[240]参见：王立新著：《〈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两种思想与艺术的对话》，《外国文学》1991年第2期。
[241]范希衡著：《〈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7页。
[242]同上，第85页。
[243]范希衡著：《〈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244]同上，第84页。
[245]范希衡著：《〈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3页。
[246]（法）伏尔泰著：《中国孤儿》第四幕第二场，转引自：范希衡著：《〈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247]参见：《伏尔泰书信集》，贝斯台尔曼版，第5853号，转引自：孟华著；乐黛云审定：《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
[248]转引自：万镜明著：《伏尔泰和他的“孔子伦理剧”》，《世界文化》2005年第1期。
[249]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二卷序，荷兰海牙皮埃尔·博比出版社，1775年。转引自：钱林森著：《光从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
[250]同上，第一卷序。
[251]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一卷，第1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81页。
[252]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一卷，第21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7～390页。
[253]同上。
[254]同上，第一卷，第10封信。
[255]同上，第一卷，第11封信。
[256]同上，第五卷，第120封信。
[257]同上，第五卷，第123封信。
[258]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一卷，第21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五卷，第123封信。
[259]同上，第五卷，第124封信。
[260]同上，第五卷，第123封信。
[261]（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262]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二卷，第46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7～390页。
[263]同上，第二卷，第31封信。
[264]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二卷，第46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三卷，第79封信。
[265]同上，第三卷，第79封信。
[266]同上，第二卷，第52封信。
[267]同上，第二卷，第34封信。
[268]同上，第一卷，第8封信。
[269]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一卷，第8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五卷，第120封信。
[270]同上，第五卷，第120封信。
[271]同上，第一卷，第24封信。
[272]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二卷，第51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7～390页。
[273]同上，第一卷，第8封信。
[274]同上，第一卷，第7封信。
[275]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二卷，第51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卷，第14封信。
[276]同上，第二卷，第38封信。
[277]（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278]德·阿尔让斯《中国人信札》第三卷，第76封信，转引自钱林森著：《阿尔让斯和他的〈中国人信札〉》，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7～390页。
[279]同上，第三卷，第76封信。
[280]同上，第二卷序言。
[281]同上，第二卷，第32封信。
[282]参见：葛桂录著：《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8～209页。
[283]参见：范存忠著：《约翰生，高尔斯密与中国文化》，《金陵学报》第1卷第2期，第405页，转引自葛桂录著：《雾外远因：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注释1。
[284]转引自：葛桂录著：《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211页。
[285]参见：《坦普尔文集》1770年版，第一卷，第181页，转引自：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286]William Temple.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 Vol.Ⅲ， London： J.Rivington， 1814，p.334.
[287]转引自：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288]（英）哥尔斯密著：《民族偏见》，陈弘编：《英国艺术家随笔》，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8页。
[289]同上。
[290]Oliver Goldsmith：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III， London： S. & R. Bentley， 1820，p.22.
[291]Ibid.， p.417.
[292]Oliver Goldsmith：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III， London： S. & R. Bentley， 1820，p.417.
[293]Ibid.，Editor’s Preface， p. v.
[294]Oliver Goldsmith：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III， London： S. & R. Bentley， Editor’s Preface，p.vi.
[295]Oliver Goldsmith：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III， London： S. & R. Bentley， 1820，p.126.
[296]Ibid.，pp.158～159.
[297]Ibid.，p.161.
[298]Ibid.，p.179.
[299]Oliver Goldsmith：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III， London： S. & R. Bentley， 1820， p.177.
[300]Ibid.，p.29.
[301]Ibid.，p.27.
[302]Ibid.，p.433.
[303]Ibid.，p.286.
[304]OliverGoldsmith：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III， London： S. & R. Bentley，p.453.
[305]Ibid.，p.384.
[306]Ibid.，p.382.
[307]Ibid.，p.161.
[308]OliverGoldsmith：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III， London： S. & R. Bentley， 1820，p.162.
[309]Ibid.，pp.44～46.
[310]（法）让-马克·莫哈著；孟华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编注：《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8页。
[311]同上，第17～18页，第35页。
[312]同上，第32～33页。
[313]同上，第34～35页。
[314]同上，第34页。
[315]（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2页。
[316]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1738年版，第一卷序言，转引自：（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9页。
[317]Hugh Honour：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ohn Murray， 1961，p.22，转引自：周宁著：《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318]冉利华著：《论17、18世纪英国对中国之接受》，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11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13～114页。
[319]Isabelle Vissière et Jean-Louis （e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par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1702-1776）；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p.423.
[320]（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页。
[321]（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92页。
[322]转引自：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14页。
[323]转引自：张国刚，吴莉苇著：《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和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
[324]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页。
[325]（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93页。
[326]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7页。
[327]D. F. Lach， “The Sinophilism of Christian Wolf （1679-1754）”， in Julia Ching and Willard G. Oxtoby ed.， Discovering China： Europe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1992. pp.125～126.
[328]张国刚，吴莉苇著：《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和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
[329]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330]（德）霍克海默著；曹卫东编选；渠东，付德根等译：《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43～44页。
[331]黑格尔《历史哲学》英译本第76页，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7页。
[332]（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8页。
[333]同上，第79页。
[334]（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9页。
[335]同上，第68页。
[336]李约瑟演讲《中国文明》，见《大公报》1942年8月31日，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