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宋时期

宋室南迁后，偏安一隅，领土狭小，但开支庞大，南宋政府为了创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巧立名目，榨取民众。如《陶记》所载：“宪之头子，泉之率分，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州之月桩、支使、醋息；镇之吏俸、孤遗、作匠，总费月钱凡三千余缗。而春秋军旅、圣节、郊祀、赏赉、试闱、结葺犹不与此，通融计之，月需百十五缗。”^[85]由此可知，南宋时期，景德镇每月交纳的杂税与附加税为3115缗以上，一年就需交37000余缗。如果把这数字和《宋会要辑稿》中记述的熙宁十年（1077年）景德镇全年的商税3337贯相比，南宋时一年的杂税竟然是北宋全年商税的11倍还多。为了应付如此繁重的赋税，加之海外贸易愈加发达，景德镇窑为了追求生产量，只得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南宋时，北方窑工为避战乱，纷纷南迁，有一部分逃亡至景德镇，为景德镇窑带来了北方窑口先进的生产工艺。景德镇窑此时期采用“支圈组合式覆烧法”装烧瓷器，这是北方定窑的生产工艺，极大地提高了装烧量，生产规模较之北宋有所扩大。景德镇附近的南市、宁村、枫湾等地都是南宋的窑场，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窑场。

北宋的景德镇瓷业生产与农业还有着紧密联系，处于“耕而陶焉”的状态，因此出现了“村村窑火、户户陶埏”的壮观景象，但是到了南宋后瓷业就基本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了，其原料的开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产，匣钵、模具的制造，都已成为服务于制瓷业的独立行业，各种工种分工细致，井然有序，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图1-111）。在湖田出土的宋代标本中，有不少刻有“某某泥”的瓷片，如“进坑泥”“郑家泥”“试下项泥”“丘小六泥”……这些瓷片是试烧制胎原料的“照子”，即通过试烧以确定其质量和性能，其中，进坑、郑家、下项均为瓷石的产地名，而“丘小六”则应是加工瓷石的工场称谓。这些标本说明景德镇窑的制瓷原料不光使用附近的“湖坑”瓷石，而且也选用优质的进坑瓷石，也说明宋代景德镇已出现了专门从事胎泥加工的工场。《陶记》记载：“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埽赁窑家，以相附合，谓之。”^[86]窑主将窑炉租给制坯户使用，说明这一时期瓷业内部制坯业和装烧业已分离，他们之间存在着分工合作的关系，另外，制坯业内部分工也非常细致，陶工、匣工、土工、利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各有其技，秩然规制，这种产业内部的分工预示着景德镇瓷业将由作坊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陶记》载：“至若冬泥冻脆不可以烧，坯陶既就复不易操，则有‘火房’。”^[87]由此可见，当时的陶瓷生产已非季节性生产，哪怕到了冬季，泥巴变脆变硬，也可设置“火房”来解决问题，这样就保证生产不至于中断。

图1-111　塘下匣钵原料遗址

南宋时期，青白瓷海内外市场需求量大，为了迎合所需与提高生产效率，出现了专门生产单一器物的作坊，常见的有印盒作坊与执壶作坊。各个作坊之间为了与其他同类作坊有所区分，往往在器物上印有作坊名号，如青白瓷壶柄（图1-112），其上戳印有“吴十四哥削瓶记”，南宋繁荣的生产状况可见一斑。

图1-112　壶柄戳印“吴十四哥削瓶记”　民间收藏

图1-113　青白瓷执壶　民间收藏

南宋时期，景德镇窑仍旧烧制御用瓷。1972年，古陶瓷专家刘新园在湖田窑望石坞收集到一块青白瓷盏托残片，其托与足相通，为典型的南宋形制，托上刻有“甯殿”二字，按其排列尚缺一字，当为“某甯殿”。汉以前，“屋之高严者，通呼为殿”，而汉以后则专指帝王所居或供奉神佛之所（如佛教的“六祖殿”、道教的“三清殿”、儒教的“大成殿”……），经查考，佛、道、儒三教之殿名均与“某甯殿”联系不上。南宋周密在宋亡之后，回忆南宋旧事所著的《武林旧事》“故都宫殿”一条所列的南宋宫殿中有“福甯殿”，故缺字可能为“福”字，该器应为南宋皇宫“福甯殿”生产的日用器皿。此外，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杭州试掘南宋皇城遗址时，在万松岭一带采集了大量宋代瓷片，其中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为多，这也证明南宋大内使用了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结合湖田出土的“福甯殿”盏托看，南宋宫中使用的青白瓷中一定有景德镇窑的产品^[88]（图1-113）。

南宋时期，景德镇已是全国最大窑场之一，虽然生产规模大，但是产品质量却在下降。景德镇瓷业已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景德镇地区的上层瓷土在北宋后期已被采掘殆尽，而下层瓷土采掘不便，成本又高，且质量低劣，加之改变了装烧方式，支圈组合式覆烧法替代了匣钵仰烧法，故瓷器质量总体不及前代，釉面的光泽度和透明度有所减弱，当然也有一些质量较高的精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