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枢府瓷的由来
卵白釉瓷是在宋代青白瓷的基础之上于元代中晚期创烧的一个新的釉色品种，釉中钙化钙含量低（约为5%），钾、钠成分较多，黏度较大，烧成后，釉质较厚且呈乳浊失透状，釉色白中微闪青色，颇似鹅蛋壳的色泽，故名。元代的卵白瓷多数不带铭款，少数有款的卵白釉瓷以“枢府”最为常见，即在器物内壁的纹饰中印有“枢”“府”二字，这是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定烧的瓷器，因此，卵白釉瓷一般习惯上又称为“枢府瓷”（图5-61）。枢府瓷较之其他卵白瓷质量更为精美，明《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载：“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设立始自五代，主要掌管军事机密、边防、军马等事务。元代枢密院主要掌管军事机密、边防及宫廷禁卫等事务，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由皇太子兼领，具有“枢府”铭的卵白釉瓷即是枢密院的定烧瓷器。《元史》卷八六载：“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元初，由于宋元两军对峙处于关键阶段，元军又不断向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扩张，先后出兵日本、安南、缅甸、占城、爪哇五国，致使元军大批将士阵亡。为保证战争机器正常运转，以宗教名义超度与祭奠阵亡将士就显得迫切和必要。基于这些原因，元代才出现了军事机构负责烧制枢府釉瓷的现象。这些印“枢府”铭的器物无论是在胎质、釉色上还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比当时的其他产品更胜一筹，是景德镇受命专门为其定烧的官府用瓷。这类“枢府”款元瓷应是中国瓷器上运用官窑款识的开端。枢府瓷采用“官搭民烧”“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方式定烧（图5-62）。清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枢府窑”条称：“元之进御器，民所供造者，有命则陶。土必细白埴腻，质尚薄，式多小足、印花，亦有戗金、五色花者。其大足器则莹素。又有高足碗、薄唇、弄弦等碟、马蹄盘、耍角盂各名式，器内皆作‘枢府’字号。当时民亦仿造，然所贡者俱千中选十，百中选一，终非民器可逮。”[60]文中具体地介绍了枢府器的特点、造型、装饰、生产和选送过程，从中可知，印有“枢府”等字款的卵白釉瓷器，其制作工艺水平是很高的。
图5-61 元卵白釉“枢府”字盘残片
图5-62
除了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枢府瓷外，元代的其他部门也曾定烧过，如已发现的“东卫”“昌江”“国用”“玉”“江夏”“王白”等特殊铭款的器物。这说明当时的官府衙门、皇亲贵族以及社会上层是通过一定途径去订货并要求将这些字印上去的。如这件“王白”款高足杯（图5-63），1998年出土于颐和园耶律铸夫妇合葬墓。耶律铸夫妇合葬墓是近年来北京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元代墓葬，这件高足杯是贵族及社会上层使用枢府瓷的实证。[61]另外，元代佛教盛行，佛教寺院众多，与元代朝廷的积极支持有关。尤其是佛教中的喇嘛教特别受元代朝廷的尊重，他们为元代朝廷的皇室贵族施法祈福，朝廷也为喇嘛教的宗教支出了巨额的费用，命令景德镇“浮梁瓷局”管辖下的官窑作坊给寺院定制一批佛教用器使用应在情理之中。北京故宫藏有一件枢府釉印花云龙八宝盘，在盘心花纹中间印有“太禧”二字，太禧是“太禧宗禋院”的简称，该院是专掌祭祀典礼的机构，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罢会福、殊祥两院，改置太禧院以总之，次年，改太禧宗禋院。
图5-63 元枢府瓷“王白”款高足杯 首都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枢府瓷起源于枢密院的官方定制，但是后来，枢府瓷也有民间订货，流向了市场。如2003年内蒙古集宁路元代古城遗址出土了2件缠枝菊纹“枢府”款印花盘，足底均墨书“药”字（图5-64），同时出土的还有墨书“王家药铺”字样的，这说明该器物可能是王家药铺的使用之物，说明枢府瓷可能作为商品瓷在一些市场上流入民间，并不完全是官窑瓷器。[62]据《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一文报告：“南岸刘家坞的折腰碗和小足盘足多外撇，内壁多印有‘枢府’二字，高足杯内壁的印花龙纹有五爪的。印证《元史》，这类器物应为当时的官用瓷；北岸的在造型上虽较接近，但足壁多垂直，内壁无款识，龙只为三爪、四爪，当为民用商品。”[63]除此之外，元代枢府器还加入对外贸易的行列被输送到海外各国。菲律宾出土了许多中国瓷器，其中就有卵白釉的枢府瓷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前后打捞上来1.8万件瓷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枢府釉瓷。
图5-64 卵白釉印花“枢府”款盘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元代枢府釉瓷器并非在一处窑址专烧，景德镇刘家坞、月山坞、南河北岸、市区落马桥、珠山附近均发现过枢府瓷。元代的枢府釉瓷器因为它的烧造历史比较短暂，没有像青花和釉里红那样在后世成为主流品种。冯先铭先生认为：“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实为明初永乐甜白釉的前身。”[64]也就是说，进入明代后，卵白釉枢府瓷被甜白釉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