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之风与熏香炉
宋朝建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久的动荡，加之佛教的传入和少数民族胡文化的渗透，礼制秩序趋于衰微，“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北宋初期，为了重振朝纲，建立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稽古作新，以追三代之隆”，以便恢复代表华夏正统文明的治世模式，体现在宗庙祭仪方面，则力求恢复“三代之典”。各种祭祀活动需要使用大量的礼器：“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出于政治、宗教的需要，这些仿古类器皿用于供应皇家祭祀所需，以示正统、正典。然而，作为夏、商、周三代文明代表的青铜礼器，历经各代风霜兵火，至宋基本上已消失殆尽。由于宋代铜的短缺，加之陶瓷价廉质朴，更能体现祭祀所需的“尚质贵诚之意”，北宋中后期，部分青铜祭器被陶器替换。南宋初年，当时“宋徽宗所仿夏、商、周三代青铜彝器尽皆散失，朝廷为了满足各种祭典大礼的需要，除下令继续仿铸和伪作部分青铜彝器外，还要求临安府、余姚县、平江府等地窑场烧造部分仿青铜器造型的瓷品”。他们将鬲、鼎、簋等古代青铜器造型加以适当改变，制成具有宋代特色的瓷器。铜质礼器大量被陶瓷礼器代替，兴起了仿商周青铜器、玉器的陶瓷礼器的热潮，高宗中兴复古后，更是将仿古陶瓷礼器推向了巅峰（图4-92）。
宋王朝出于政治目的的陶瓷礼器仿古，带动了民间的慕古风尚，加之政府倡导儒学复兴，“金石学”勃然兴起，带动了士大夫收藏和鉴赏古玩的风气，帝王和士大夫多雅好清玩，辨古琴的断纹，识怪石的造型，考据金石，有好古鉴赏之风。他们认为古器物可以晓以礼教、复原古礼，能达到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吕大临在《考古图》中说：“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之。”宋代文人士大夫成为仿古思潮的重要推手，他们所关怀的寻常事物中也浸入古人的风雅与情致。北宋的欧阳修等收集了很多古器物、碑石等作为研究资料，用来考据古代的史料和制度，开启了慕古之风。其间关于金石学的著作也非常多，比如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李清照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等等。陶瓷仿古也从最初的严格制作，逐渐转为供应奢侈生活之需。不同于官府的仿古器物主要用于祭祀目的，三代古物寄托着士大夫的慕古情怀，并逐渐在现实生活里将这种情怀转化为游宦闲居时的赏玩想象，昔日的庙堂重器因此被文人士子引入书斋，成了清玩之物。但是古物难求，客观上导致仿古之风盛行。文人雅士尚古、鉴赏雅玩的兴致达到了顶峰，官府与民间器用推崇仿古与复古之风。
图4-92 宋青白釉香炉 民间收藏
宋代刮起的这股仿古之风不仅带动官窑仿古走向辉煌，还对民窑制作产生了广泛影响。民窑宋瓷仿古，也极力追求古风、古韵。《饮流斋说瓷》的“概说第一”条曰：“观于宋瓷汝、钧、哥诸器，制作凝重古雅，而瓷质之腴润、釉色之晶莹，历千载而常新……宋代制瓷，虽研炼极精，莹润无比，而体制端重雅洁，犹有三代鼎彝之遗意焉。”[87]（图4-93）
宋徽宗时期，仿古制作已有“不泥于古”的“法意”主张，“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有不可施于今，则用之有时，示不废古；有不可用于时，则唯法其义，示不违今……因今之俗，仿古之政，以道损益而用之，推而行之”[88]。可见，“仿古”宗旨转变为因时之宜，法古法之意，而并非照搬。宋代景德镇窑也如此，仿古不拘泥于古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将稽古与创新相结合，在审美思想的指导下，辅以艺术的加工提炼，创制出别具宋朝特色的仿古器物。
宋初，景德镇窑大量生产简单实用的青白瓷，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随着仿古思潮的兴起，到北宋中期，为了满足上层人士的精神需求，景德镇窑大量生产陈设类、仿古类瓷器，主要被宋人用作生活中的雅致尚古道具，而不像官窑那样用于皇家祭祀。“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鼎炉和汝窑、官窑的仿古差异较大。在南宋后期，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的四件青白瓷鼎炉，仿古精致，极为少见。”[89]宋代景德镇窑仿古以三代青铜器为蓝本居多，从铜器到瓷器，工艺不同导致器物面貌有差异。仿古瓷器以器型仿古为主，纹饰次之，常见的为弦纹。宋代景德镇窑的仿古器物薄施青白釉，素面朝天，或有暗纹印于釉下，造型古朴略显厚重，符合儒家从古礼、贵诚而尚质的精神。有的器物造型古雅，线条简洁挺拔，釉色温润，有种高贵典雅之美感。
图4-93
图4-94 宋青白釉刻花香炉
景德镇窑生产的仿古类瓷器迎合了当时社会的仿古风潮，引领了生产与审美的潮流。南宋蒋祈所作的《陶记》对景德镇窑生产青白瓷炉、瓶等器型有记载：“则炉之别：曰猊、曰鼎、曰彝、曰鬲、曰朝天、曰象腿、曰香奁、曰桶子；瓶之别：曰觚、曰胆、曰壶、曰净、曰桅子、曰荷叶、曰葫芦、曰律管、曰兽环、曰琉璃。”这些仿古的器物都做得规整精细，造型古朴典雅。湖田窑出土的仿古类器物如玉璧形瓷质佩饰和瓷质仿玉璧、仿玉环、仿玉珠等的组合佩饰，也极具古风遗韵。景德镇窑的青白釉印花双耳瓶、宋青白釉刻花香炉（图4-94）、宋青白刻缠枝花卉纹香炉、宋青白刻花纹香炉等器物都有青铜器的影子。这些模仿三代铜器的青白瓷器物承袭了古代凝重古拙的造型风格，但是外形又有新的变化，古器新用，仿古、创新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陶瓷文化新的历史篇章。
①祭祀祈祷
宋代是十分重视祭祀之礼的朝代。属于国家的祭典便有16个之多，各有不同的祭典时间、礼仪、用器，而郊祀、明堂是最重要的，若皇帝亲祀，光是参与者就有11400人之多，各持不同仪物，身着特定的礼服，穿过京城的街道，场面十分浩大。宋室南下时，南宋初年的大事之一便是筹划国家祭奠与祭器。所谓“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燕器”指的是日常瓶、盏、盘之类，祭器则是祭祀典礼中的礼器。南宋初创时，在颠沛中所面临的便是祭典必不可省却缺乏祭器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各大瓷窑便生产仿古祭器以备皇家所需（图4-95）。
图4-95 宋青白釉双鱼祭碗 民间收藏
上行下效，由于皇室对宗教祭祀文化的看重，民间百姓同样信仰宗教。比如宋代明州延庆院有一种念佛会，称“念佛净社”，该社普结僧俗男女一万人，毕世称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寺庙和道观香火不断，人们焚香以拜神灵，香炉也由此而兴盛。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里说：“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可见，自宋代演变出的香炉一类主要是用于祭祖、祀天，供养诸佛菩萨、道教天神以及众鬼神等。祭祀的摆设方式为五供养式，即一炉、两烛台、两花瓶。佛教以香炉、烛台、花瓶代表“三具足”。五供是表示对佛、菩萨的恭敬和礼拜。五供中的香炉常单独使用，其形式大致可分为鼎式炉、鬲式炉、簋式炉与动物造像四类。此外，在民间，宋人流行一炉两瓶的供养形式，此类大器一般多高大，花瓶高30厘米以上，香炉同样体型较大。大件的香炉、花瓶摆放于宗庙厅堂处，为供养祭祀所用，如日本大德寺藏南宋《五百罗汉图》中显示有多处一炉两瓶香花供养的场景，这类用于佛道供养或儒学、祖庙等处祭祀的花器大多体型较大，方能与殿堂场所相匹配[90]。
宋代三教融合，烧香的习俗为大家所崇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乞求佛祖给予点化，“广大城镇农村的拜神活动随处可见，民众遇有困难便进庙烧香拜神，许愿求签，上供施钱，以求好运”（图4-96）。不仅普通百姓将焚香当作与神佛沟通的桥梁，佛教也认为“香为佛使”“香为信心之使”，因而香被视为一项重要的供品，在各种佛事活动中，焚香、上香几乎是必有的内容。宋人除了用香祭祀外，还在家族祠堂普遍用香。南宋理学家朱熹等人为了推广敬拜先人的传统，提倡建立祠堂，将其作为族人祭祖和讨论族内大事的活动中心，每逢祭祀节日，族人便聚于祠堂，参加由族长主持的祭祀仪式。宋人晏殊就在《拂霓裳》中描述了当时贺寿宴中以香祭祀祈祷的愿望：“感皇恩，望九重，天上拜尧云。今朝祝寿……一炷蕙香焚。祷仙真，愿年年今日，喜长新。”由此可见，香炉及所承载的香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人们心灵的慰藉，是内心得以平静的精神支柱。
②案头陈设
生活用具的器型变化与生活方式有关，唐宋以来，宋人由“垂足而坐”代替了“席地而坐”，高大的桌椅取代了汉唐低矮的案几，之前摆放在地面上的各类器皿搬上了书桌案几，小巧的案头陈设则应运而生，成为书桌重要的装饰点缀，如熏香炉，在文人书室之中，多有摆放。
图4-96 素胎人物俑
在宋代之前，熏香炉基本用于敬神礼佛。宋代继续沿袭该传统，佛家在打坐、诵经等修持功课中使用熏香，寺院内外香烟袅袅，其将闻香看作是修道的缘助，助人达到沉静、空灵的境界。另外，由于尚古风气盛行，文人士大夫追求文雅格调，讲究生活情趣，时兴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图4-97）。闲暇时间，他们或用熏炉焚香，以瓷瓶插花，或晴窗抚琴，或秘阁夜读，这是文人雅士书斋中的常见之景。为了布置书房，文房用具种类多样，各具特色（图4-98）。其中香炉成为文人雅士抚弄风情的必备之物，他们读书多以香为伴，炉中焚香使人免于懈怠，故有“红袖添香夜伴读”之句。黄庭坚说：“天资喜文事，如我有香癖。”沈立、邹喆等都著有《香谱》。宋代黄庭坚在其诗《谢王炳之惠石香鼎》中有云：“熏炉宜小寝，鼎制琢晴岚。香润云生础，烟明虹贯岩。法从空处起，人向鼻头参。一炷听秋雨，何时许对谈？”可见诗人通过熏炉这一媒介，感受法理与焚香的内在共性，熏香已成为参禅、悟道、求理的必修功课。香炉作为一种雅器，置于案头茶几之上，玩炉、置炉，“幽室焚香”成为一种时尚，深受社会各阶层追捧，焚香文化至此达到鼎盛阶段。无论是富裕人家，还是寻常百姓之户，都以熏香为伴，相聚闻香。
图4-97 青白瓷鸟食罐
图4-98 宋青白瓷洗
熏香的流行催生了熏香炉这类器皿的繁荣，并由此诞生了专门摆放此类器皿的家具，例如香案、香几，便是古代因承放香炉而得名。杨万里《烧香七言》诗云：“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似纸。”其中三足鼎炉、双耳簋炉、鬲炉以及樽炉（即宋人所谓奁炉、香奁）、博山炉、兽炉（如狻猊、麒麟、凫鸭等形状）等复古造型成为文人士大夫追捧的香炉样式。熏香炉成为生活中的香花之具，正是这些突显古雅风尚又蕴含文人复兴儒学寓意的器皿，使得传统的三代器皿艺术在生活层面得到了复兴，并被赋予全新的社会功能和美学格调。这件青白瓷香炉（图4-99），色泽淡白泛青，造型典雅精致，观之令人心情舒适，焚香静坐助益于静心敛性、凝神思索。
图4-99 宋青白瓷香炉 民间收藏
在宋人看来，式古、器小、款雅是上品香炉的标准，香炉体型较小巧，便于取拿赏玩。《香笺》中载：“香炉，官、哥、定窑、龙泉彝炉、乳炉，大如茶杯，而式雅者为上。”袁宏道《瓶史》（明崇祯刊本）中载：“大抵斋瓶宜矮而小，铜器如花觚、铜觯……窑器如纸槌、鹅颈、茄袋、花樽、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与家堂香火何异，虽旧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药、莲花，形质既大，不在此限。”故南宋绘画中常见文人书案上放置有香炉、小花瓶及香盒等器物。景德镇窑青白瓷香炉，釉色淡雅，不施华彩，更是符合“惟古则淡，惟淡则古”的审美追求（图4-100）。
图4-100 宋青白瓷三足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