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流传
入元后，尤其元中期以后，青白瓷不再是生产的主流，但作为海外贸易的传统商品，青白瓷仍在生产，并占有重要地位（图5-100）。元朝统治者很重视海外贸易，据《元史·世宗记》记载，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忽必烈向海外传谕：“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续文献通考》卷二六载：“帝既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始立市舶司于泉州，令孟右岱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司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官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元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103]。瓷器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蒙古贵族认为瓷器廉价无用，但能通过对外贸易赚取利润，如《元典章》二十二“户部八”市舶则法二十三条：“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
图5-100 元青白瓷折腰碗
随着对外贸易的兴盛，当时被称为“汗八里”的元大都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闻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东欧、中亚、非洲、日本、朝鲜和南洋群岛一带都有外国使团和商队来到大都。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宁波）和上海等沿海城市，都设有处理外贸事项的市舶司和提举司。被称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的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往此港（泉州）”的记载，泉州港府后山和扬州等沿海城市有景德镇瓷器的碎片出土（图5-101）。
随着元代海外市场的开拓，瓷器销售量较之宋代有增无减，仅东南亚各国古遗址所出土的瓷器，其数量远远超过宋代，元代景德镇窑是我国外销瓷的最大生产基地之一。各国考古学家在对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发掘中，陆续发现了难以计数的元代景德镇窑青白瓷。景德镇瓷器不仅行销东南亚各国，如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东地区如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家和地区，而且在东非和欧洲都有销售。国外发现元代景德镇瓷器的标本和完整器的国家和地区有：
图5-101 元青白瓷碗
日本：冲绳群岛出土的大量元代瓷器包括青瓷、青白瓷、青花瓷。[104]
朝鲜：1976年，在南韩全罗道新安海域发现和打捞了一条据考证为元代的海底沉船。沉船中打捞出瓷器6457件，数量最多的是龙泉窑系青瓷和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图5-102[105]）、枢府瓷和白瓷。沉船中所出的折腰直腹碗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典型器，通常称为“枢府碗”。从瓷器形制、纹饰等可推知，这些瓷器多为元大德之后的产品。[106]1977年，在南朝鲜木浦市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一次打捞起中国瓷器六千余件，其中元代景德镇的青白瓷即占二千余件。
图5-102 元青白釉双耳三足鼎式炉 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出土
图5-103 元青白釉点褐彩双系罐 菲律宾莱瑞图亚捐赠，上海博物馆藏
菲律宾：菲律宾出土元代景德镇瓷器最多，有青白瓷、青花釉里红等品种；青白瓷有带褐斑装饰的，都属小件器（图5-103[107]）；青花小罐相当多，而在国内及其他国家则很少见。[108]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出土元代青花有白地蓝花和蓝地白花两种，但数量远比菲律宾少，此外，还有元枢府型印花和浙江龙泉青瓷盘、碗、瓶、罐等器物。[109]
埃及：在埃及阿伊扎布港遗迹，中国的陶瓷片在这里比比皆是……虽然都是些越州窑瓷、龙泉窑瓷、白瓷、青白瓷、白瓷青花（青釉瓷器）和黑褐釉瓷等的小碎片，但是捡拾所得，计唐末、宋、元和明初的瓷片，为数竟达千余。巴卜·达尔卜·马赫尔克丘陵附近，散布着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其中包括许多南宋、元、明时代的龙泉窑青瓷；南宋、元、明时代的景德镇青白瓷。[110]
肯尼亚：肯尼亚海岸及附近岛屿有四十多个地点发现有中国瓷器（或瓷片）。从九至十九世纪中叶，在肯尼亚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中国瓷器有浙江龙泉青瓷，江西景德镇和乐平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釉里红瓷，瓷器的品种主要是碗、盘、罐和瓶等日用生活器皿。[111]
元代江西南昌商人汪大渊出洋经商，晚年著有《岛夷志略》，成书于元顺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全书分100条，前99条系作者“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书中仅瓷器贸易事就达44处之多，如其中“无枝拔”条记载：“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又“罗卫”条中记载：“贸易之货，用棋子、手巾、狗迹绢、五花烧珠、花银、青白碗、铁条之属。”在“班达里”条中记载：“贸易之货，用诸色缎、青白磁、铁器、五色烧珠之属。”青白瓷所到地区有琉球、三岛、无枝拔、占城、丹马令、罗卫、东津、爪哇、苏禄、旧港、班卒、天竺、文老古、班达里、曼佗郎、加里那、小
喃、朋加剌、天堂、甘埋里等。上述地区分别属今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伊朗等十多个国家。《岛夷志略》是一部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典籍，书中记载的当地风俗及贸易情况比较简略，但从中仍可粗略了解公元14世纪中国陶瓷的输出状况。《岛夷志略》中与陶瓷器相关的记载如下[112]（该书所载的“青白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主，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瓷窑的制品）：
续表
续表
元朝政府除了通过贸易的方式对外输出瓷器外，还会通过赠予的方式输出瓷器，作为元政府对外国及各“入贡”国家的回赠。例如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元贞元年（1295年）、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时，泰国曾多次遣使者向元帝进献礼物，使者回国时，元帝都回赐了织锦、瓷器之类的礼物。这些礼品多以景德镇瓷器为主。这些瓷器的回赠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景德镇瓷器的市场，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繁荣。
元代瓷器的大量输出对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瓷器对各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东南亚一些民族把瓷器作为宗教祭祀的礼器，在菲律宾，大量的中国瓷器被作为随葬的主要物品。在朱阿尼岛的卡阿中世纪清真寺里，米希拉布（礼拜用的神龛）的壁上也整齐地镶嵌着中国陶瓷，作为一种装饰。从索马里穿越肯尼亚到坦桑尼亚的沿海地带，在那里的伊斯兰时代的遗迹中，许多墓柱上装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碗、盘，除了青瓷和青白瓷以外，还装饰着白底上绘着天蓝色花纹的大量青釉瓷碗。[113]在日本，中国瓷器的精品被天皇命为国宝，并把它赏赐给有功之臣，作为至高无上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