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上的粗犷风

宋代时，文人社会地位优渥，文人士大夫引领社会审美主流，使得宋代对“雅”文化的追求达到了极致，故宋青白瓷以釉质本身的质感为美，追求含蓄内敛的风格。入元后，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低下，元代的种族等级制度使南人处于底层，在很长的时间里，科举制度被废除，即使后来实行，名额也很少。文人被迫流于市井，自身的审美诉求淹没于苟且求生中，不得已以世俗百姓的审美为标准进行创作，以迎合市场需求，结果势必带来审美取向的世俗化，新的审美开始形成，俗文化逐渐上升为主流。文人转而创作杂剧，杂剧中的民俗文化丰富，风格直率袒露、粗俗外向（图5-104）。此外，元政府大规模地拘集工匠，涌现出众多市民阶层：小商、行贩、店主、手工业者、衙役、帮闲、乞丐，元杂剧描述了市民生活，展现了市民阶层复杂而又鲜活的情感，其独特风貌成为元代文化的集中体现。受世俗的审美观念的影响，元瓷在制作工艺上不再以精细、轻薄为时尚，而是崇尚大型、厚实的瓷器。

图5-104　山西洪洞明应王殿元杂剧壁画

同时，这种硕大器型又契合了蒙古族的审美和生活方式，蒙古人惯于游牧生活，对瓷器的需求多为质粗耐用、尺寸较大的器皿。还有，蒙古族在宴飨时，多在帐内就地架火煮食，围坐而手食^[114]，为满足众人和食的需求，需要有大型器物来装盛，这与其长期的游猎经历有关，蕴含着浓烈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故元代瓷器颠覆了以小巧器型为主的格局，出现了大小器型并重的局面。元瓷器型厚重、粗犷，充满了阳刚之美。就碗的外形来看，由于口与底之间呈内弧，底与足之间略呈外弧，小足上小下大，微往外撇，转折处棱角鲜明，外轮廓线也比较丰满，其形象刚劲端庄，健硕壮美，与元代统治阶级强悍的民族气质相合。

元代景德镇青白瓷在吸纳本土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因素的冲击和影响。在元代，大一统的蒙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伊儿汗国（伊朗）成为附属蒙元的四大汗国之一，这使得伊斯兰地区与中国文化的直接交流十分频繁而广泛。丝绸之路促进了与中亚地区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伊斯兰文化随着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到来更加广为流传，其文学、建筑、书法、手工艺品的风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瓷器的造型、纹饰、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使伊斯兰文化对于中国陶瓷文化产生审美共鸣。体现在造型上，元代青白瓷除了与宋青白瓷器型相比厚重粗壮以外，还出现了许多在蒙古和西亚地区常见的造型，比如大盘、高足杯（碗）、扁壶八棱器、葫芦扁瓶、折沿盆等特殊器型。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却与汉族的农业文化相去甚远。这些生活上的相同之处是这些特殊器型产生的依据（图5-105）。

图5-105　元高足杯

图5-106　青白瓷观音像

此外，宗教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多穆壶、僧帽壶、堆塑瓶等具有明显佛教、道教含义的器物形式，景德镇瓷器直接仿制其造型。另外，从藏传佛教、道教文化脱胎而来的八宝纹、串珠纹、莲瓣纹、如意云头纹等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瓷器上，既增强了装饰效果，又凸显出一定的“明劝戒，著升沉”的教化功能（图5-106）。

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碰撞、融合造就了元代瓷器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魅力。它是对不同文化的空间表达方式，是吸收和借鉴不同文化的审美因素甚至是不同艺术门类如水墨绘画、元曲杂剧的表现技法、形式、题材等方面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充分反映出元青白瓷艺术具有开放而多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