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流传
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时期，但两宋的疆域狭小，地狭人稠，人口、土地赋税收入相应微薄，而各种财政支出巨大，故宋朝政府重视开拓海外市场。由于契丹、西夏、女真等北方民族与两宋对峙，宋代无法取得对西域陆路交通的绝对控制权，汉唐开拓的西域丝绸之路基本断绝。宋朝与外国的往来通道主要依仗海路，政府不仅继承了唐代市舶贸易制，而且将海外贸易作为两宋财政的重要来源，“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即指此。
瓷器是两宋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政府对此加以大力鼓励与扶持，加之宋代造船业的发达、指南针的运用，海上交通已十分便利，因此，宋代的海外贸易较之唐代更为兴旺发达，交易的区域更为广阔，瓷器的种类和数量也远超前代，带动了国内瓷器的生产。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青白瓷的相关记载，该书全面记录了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及贸易情况，是研究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重要历史文献。书中提到用瓷器进行贸易的有14处，其中还明确提到了用青白瓷器进行贸易的情况。如“阇婆国……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丹马令……贸易之货，用甘理布、红布、青白花碗、鼓之属”“龙牙加貌……货用印花布、八察都布、青白花磁器之属”“苏门苍剌国……货用青白磁器”，如此可见，当时青白瓷贸易的情况（图4-66）。
图4-66 青白瓷八角执壶 民间收藏
宋元两朝政府都对海外贸易持鼓励态度，不仅在沿海各港口开设市舶机构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设置“来远驿”负责外商的接待，而且也都颁布了相关的“市舶条法”，不断规范海外贸易的管理。与此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奖惩优渥政策，鼓励市舶官吏招徕外商海贾，如诏令“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百万两转一官”；宋元朝廷的海外贸易政策以及当时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给社会尤其是民众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一时期，传统的“义利”“重本抑末”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谓的“农本商末”“耻于言利”之说已不再具有说服力，而“贵末贱农”“嗜利轻义”的观念不仅不足为怪，还为当时社会所崇尚，形成一时之风气。
“宋元时期，江西瓷器产品外销的途径主要靠水路航运，次为水陆路兼程。其中一条由昌江流经赣江，再由鄱阳湖入长江，经明州（宁波）、泉州等大港出海，外销日本、南海群岛和阿拉伯一带，这是当时的主要运输路线。另一条经由铅山河口，逾福建崇安过武夷，泛江建阳，会于建宁；或由王虎打关逾光泽，下邵武，过顺昌，会于延平（南平），这两路均从闽江上游下船运至福州，而后易舟抵泉州。还有一线由瑞金逾汀州（福建长汀），陆路至漳州、同安到泉州。这三条路均为水路与陆路结合，经肩挑和畜驮，转运到福建泉州出海。再一路是由赣州贡江启运，经短途陆路入浈水至广州出海。”[70]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开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
依据考古资料发现，在国外，如按今天的政治地理，大概在沿着海路的20个国家或30多个地区的考古发掘的遗址中发现了青白瓷。宋代景德镇青白瓷主要输入亚洲地区，如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除此之外，欧洲的一些国家和中非地区也出土有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图4-67）。
1.北宋时期
宋政府早在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就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之后，杭州、明州、温州也相继成立了该机构。市舶司是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宋史·张逊传》也有“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设榷易署”的记载；除设立市舶司外，还派内侍到海外去招徕贡市贸易。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描述北宋末年贸易商船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北宋时，日本进口中国的香药和茶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十月，在我国留学的日本僧侣成寻，被诏令至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觐见了神宗皇帝。神宗询以日本需用汉地何物，成寻对以香药、茶碗为其主要者。
图4-67 青白瓷碗
在阿拉伯史籍中，记载了公元1001年（北宋咸平四年），哈里发赐给巴格达一个官员的礼物中，就有300件中国瓷器。
2.南宋时期
靖康以后，南宋偏安东南，领土缩小，税源日减，靡费日增，宋朝廷为了进一步增加税收，在继承前代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将市舶司的管理方法制度化、规范化。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言：“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宋会要辑稿》记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高宗赵构上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又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上谕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海上贸易的课税在国家岁入的份额大幅提升，南宋早期的十二世纪中期，海舶课税在宋廷岁入中占到百分之十五以上，是北宋初的两倍”[71]。
南宋因建都杭州，泉州为距京城最近的一个出海港，因此，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泉州。为了刺激对外贸易，南宋统治者对于在海外贸易中有突出成绩的，无论是本国纲首，还是蕃商，一律予以奖励，乃至授予官职，如“凡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宋王朝授商以官，以此作为一种奖励，并且对市舶官员建立奖惩制度。这些措施对奖励和招徕外商来华贸易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来中国通商的有五十余国（图4-68）。
此外，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需要量很大，最多的时候铸钱数比唐代增加十多倍，铜源紧张，据《宋史》卷一六七载，当时“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铜钱已成为当时的一种国际硬通货，南宋朝廷为控制钱币流失，颁布了禁止铜钱出关的法令。“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南宋政府规定外货用棉帛、瓷器等物相交换，不用金银铜钱。
图4-68 南宋印花双鱼纹碟 湖田博物馆藏
青白瓷于11世纪加入贸易行列以来，迅速成为宋元时期最主要的输出种类。成书于1225年南宋时期的《诸蕃志》，其作者赵汝适当时曾担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将其任内所见所闻撰成《诸蕃志》。书中列举了当时亚洲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用瓷器进行贸易的有15个国家和地区，占全部的四分之一以上，可谓资料翔实。其中记载有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的商人“兴贩用……青白瓷器交易”，在渤泥国（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古国），商人“兴贩用……青瓷器等博易”。
青白瓷首先销往东方各国，最早是朝鲜、越南，接着是日本和东南亚，随后运往欧洲、非洲。其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发现的居多，如日本、朝鲜、马来西亚等，兹略做概述：
马来西亚出土的我国瓷器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仅据沙捞越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出土的瓷片即达一百余万片。我国瓷器大量出土于东马来西亚沙捞越河三角洲的圣土邦（Santubong）及尼亚大窟（Great Cave at Niha），这是目前所知的出土我国瓷器最多的地区。出土宋元时期青白瓷的地区有马来西亚的莫尔包河口南边的布吉巴土林登（Bukit Batu Lintang）。在吉打地区发现有13世纪的精致印花青白瓷盒、花瓷碗、大白瓷碗（图4-69）。
菲律宾出土我国瓷器较多，据统计，近年来出土数量达四万件，并因此建立了两个瓷器收藏馆。宋元时期青白瓷在出土文物中占有一定比例，有福建沿海地区瓷窑及景德镇湖田窑产品，种类主要有壶、瓶、盒、碗等。在菲律宾发现的青白瓷中，那些小型器物底无釉，未做加工，器胎呈白色、浅黄色或带淡红的浅黄色。釉色一般偏白。常见两圆系小圆壶，另还有八条凸棱的巴林宾（Balinbing菲律宾水果名）的小壶，有些小壶较高，凸棱线为四条或六条。除此之外，还有平盖的鼓形罐、瓜棱小瓶、鸟食罐、梨形壶和带有环系和新形系的立壶。
日本距我国较近，瓷器海运到日本比较方便。在日本的古遗址、古墓葬及寺院经冢中发掘出土的宋青白瓷数量很多。《佛日庵公物目录》“镰仓幕府时代”记载，有饶州汤盏一对、饶州汤瓶一件、饶州钵一尊，这些瓷器就是在南宋时运到日本的，而且都是景德镇窑青白瓷。福冈县太宰府町观世音寺宇露切出土的青白瓷水注，小口，口部有凸起的弦纹，颈细而短，近圆腹，短流，带把手，胎体洁白细腻，青白釉莹润透亮。该件水注与江西省南昌市塘山宋无名氏墓出土的青白瓷水注相近，同时因该墓出土有“绍兴通宝”铜钱，所以该件青白瓷水注当为南宋早期景德镇的产品。据《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一书统计，在出土的大量宋瓷当中，以青白瓷和青瓷为主，大多数青白瓷都是南宋时期景德镇的产品。出土地点集中在日本本土、九州、四海沿岸和中心地带，35个县出土了宋青白瓷，具体如下：冲绳、茨城、福冈、松山、鹿儿岛、宫崎县、熊本县、大分县、长崎县、佐贺县、爱媛县、德岛县、香川县、山口县、广岛县、岛根县、鸟取县、冈山县、兵库县、大阪府、京都府、奈良县、和歌山县、滋贺县、石川县、富山县、岐阜县、静冈县、长野县、新潟县、神奈山县、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岩手县等府县。出土的青白瓷种类有壶、瓶、罐、盒、盘、碗、水注、钵及经筒等。碗、盘多为芒口，这与景德镇窑在南宋大量烧制芒口器相吻合。瓷盒出土数量较多，宋代的青白瓷盒在我国是盛装药物、化妆品之类的器物，而在日本，则用于盛放经文，置于经冢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盒底印有“□家盒子记”五字作坊标记，日本德岛县出土了一件，可惜第一个字不清晰；在江苏海州、镇江及湖南长沙等地宋墓也出土过三件；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一件“吴家盒子记”标本。经筒应是定制的，筒身细长，有盖，下带座，器身多刻花，盖与座浮雕有莲瓣纹样。青白釉刻花瓶的形制及旋涡纹、婴戏纹装饰都具有典型的景德镇风格（图4-70）。
图4-69 宋青白瓷侈口碗 盈田窑
在朝鲜半岛，出土宋代中国瓷器最多的为海州所属的龙媒岛、开城附近及江原道的春川邑等地区。其中有磁州窑白地黑花瓶、耀州窑刻花注碗、临汝窑印花碗、龙泉窑青釉碗、景德镇青白瓷等，景德镇青白瓷数量较多，如江原道春川邑出土的青白瓷印花盘就达30多件。出土的青白瓷盒也不少，盒底印有“□家盒子记”五字作坊标记。1977年，在木浦市附近的新安海底发现了一艘我国元代沉船，经过打捞，获得了大量文物，船中共出瓷器16792件，其中青白瓷（包括少量的白瓷）就有4813件，占沉船瓷器的28.66%。这些青白瓷大多属于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系产品，但也有少数南宋时的产品。器型的种类有碗、盘、壶、罐、瓶、炉、砚滴和枕等。纹饰相当复杂，有云、龙、凤、蕉叶、菊花、莲花、梅花、缠枝牡丹、如意等纹饰；还有在底内刻印或墨书文字，如“玉出昆山”“上色白既”等。有的器型被塑出美观的外形，如童子骑牛砚滴、卧女瓷枕等。青白瓷中有一件宋代卧女枕，底座上侧卧一女人，座上有支柱，上托一荷叶，荷叶向下卷边作为枕面，女身着对襟长衫，左手托头，右手平放。江苏镇江宋墓出土了一件与此类似的枕，可惜的是，枕面残缺，枕形、女人侧卧姿态及所着服饰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发型有别。这两件枕的风格与景德镇湖田窑出土的产品相似，说明其应是景德镇湖田窑的产品。此外，还有一些镶银扣的碗、盘，这是景德镇覆烧的芒口瓷器。总之，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打捞出土的青白瓷器，可以认定其大部分是江西景德镇烧造。
巴基斯坦卡拉奇东南四十里处的巴博（Bhamboer）遗址出土了刻花青白瓷，这是一处新发现的出土宋代青白瓷的国外古遗址之一。中国瓷器通过海路把瓷器运到那里，宋代的《诸蕃志》及《岭外代答》等书中都有记录。
西沙群岛也发现有景德镇的外销瓷器。自唐以来，江西景德镇窑的制瓷技术和釉色纹样一直站在时代前列。西沙群岛发现的江西瓷器也是以景德镇的产品为多，质量好。前期主要是青白釉器，包括五代、北宋、南宋及其以后的产品。
图4-70 宋青白釉芒口莲花纹碗 盈田窑
宋代瓷器也大量运销到非洲，公元1171年（宋乾道七年），埃及王萨拉丁Saladin将40件中国瓷器赠大马士革国王努尔爱丁（Nur-Etrisis）。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世纪时是埃及制陶业中心，12世纪成为垃圾堆。半个世纪以来，遗址经过多次发掘，除了发现中国唐瓷以外，还有大量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碎片和宋代其他窑口的标本，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在福斯塔特的出土证明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青白瓷行销最远的地区。
景德镇瓷器在南宋已有了欧洲的市场。南宋末年，荷兰人就到了泉州，他们从这里贩运瓷器到欧洲，价值每与黄金重量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中国广东商人发现了这个厚利，就到景德镇贩载瓷器前往欧洲（图4-71）。
2011年4月，“南海一号”宋船整体打捞成功，打捞出土了大量景德镇窑、龙泉窑和东南沿海诸窑所生产的瓷器。“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初期的货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当时这艘船从福建泉州驶出，远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这艘沉船的面世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南宋晚期“华光礁一号”沉船的考古发掘中也打捞出了大量瓷器，除大部分产品属于闽南民窑外，另外还有少量景德镇青白瓷，器型为壶、碗、盘之类。
图4-71 宋青白瓷印花斗笠碗
图4-72 宋青白釉葵口盘 银坑坞窑
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通过沿海地区大量外销，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与欢迎。沿海地区见有利可图，也仿烧景德镇窑的青白瓷。“沿海地区的产品是以景德镇青白瓷为蓝本，力图生产如景德镇窑青白瓷一样优质的瓷器，但由于瓷土、釉料、窑业技术等方面的差异，这些窑口的青白瓷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急就、随意的风格。”[72]景德镇窑青白瓷影响力可见一斑（图4-72）。
在国外，宋瓷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陶器、竹木器、金属器甚至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改善了生活品质，用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随着大量的宋代景德镇瓷器远销世界各地，制瓷技术也给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影响。那时阿拉伯人、波斯人制造的釉陶器其釉色就是效仿河北的定窑和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近80年来，伊朗等地出土的古波斯陶器里，有些器皿的装饰采用莲瓣纹、波浪纹、云纹和暗花，以及葵瓣边、葵瓣托座和器物口沿不挂釉而露出“紫口”等风格，显然都是吸取和融合南宋景德镇青白瓷特点而烧造的。[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