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孙卫国博士这本以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为主旨的大作，是探讨17至19世纪明朝灭亡以后，朝鲜李朝与清王朝所发展的宗藩关系，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政治文化问题的重要学术著作。稍涉中国近世对外关系的，都会注意到明王朝与毗邻有悠久密切联系的朝鲜建立了传统的宗藩关系，为中国与朝鲜以后几百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朝鲜前朝称高丽，朝鲜之名是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应大将李成桂要求选定为国号；建文帝继统，随于三年（1403）册立嗣位的太宗李芳远为国王，由是正式建立宗藩关系，一直维持二百四十年到明朝灭亡。

明王朝与近邻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系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儒家的礼治为义理基础，而以周朝的封建、朝贡制度为规范的模式。根据唐朝以来建立的程序，中国首先遣使者至藩国宣告新朝的建立，颁赐印诰、《大统历》及礼物，藩国接受印诰并新颁正朔，随遣使称臣入贡方物；新王即位或世子嗣立必须请求中国承认及册封，所享利益是通商及优渥赏赐。若与他国发生纠纷或遭受外敌攻击，藩国得请求宗主国调解和援助；至于内政，则可以自主不受干涉。明朝与朝鲜所建立的关系亦遵循这个型制。在与朝鲜交往时，明太祖强调君臣之关系以忠诚守信、勤守职贡为基本，至于仪制服用，则可从本俗，因此，太祖颁授朝鲜的制诰常见“听自为声教”“永守事天下之诚”等词语。朝鲜奉明朝为中华正统，自称小邦或小国，又自诩为“小中华”，而所上表章亦屡用“以小事大”“事上（大）以（之）诚”“事大以忠”之句，表现明鲜宗藩关系的特色。在现实上，明鲜的关系虽然早期有一二皇帝（如成祖及宣宗），透过阉宦使者屡屡向朝鲜索取火者、处女、飞禽走兽及各种贡品引起怨怼，但大体上是和谐的。而且，当朝鲜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被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明朝立即兴兵援助，历时七年，击退敌军，保全朝鲜命脉。这一事件表现宗主国的遵守承诺，使朝鲜感恩不已，由是在向慕中华文化、儒家礼制的基础上，奠立明亡后浮现的尊周思明思想。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改朝换代的大事，对于东亚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亦产生强烈的震荡，东亚传统的华夷观念及宗藩关系受到极大的冲击。作为明朝藩国的朝鲜，两百年来都事奉明朝为大中华，以儒家礼治教化为政权正统性的基础，对原宗主国深切感恩，因此在改朝换代后，朝鲜虽然成为清朝的藩国，但始终不认同宗主国的清朝承继了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即使到了19世纪，朝鲜在政治上已经臣服清朝百余年，但文化心态上依然存着反清意识，其正面体现即是尊周思明——尊周尊华、思念明朝。因此，思明反清、尊王攘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朝鲜王朝思想的主流，义理派主宰着朝鲜的正统思想，崇祀明朝皇帝仍是天经地义的政治文化图腾。一个君主王朝的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邻国几百年间却一直被虔诚地崇祀，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而独特奇趣的现象。

朝鲜王朝这种独特的尊周思明思想，理应是东亚史甚至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遗憾的是，尽管原始汉文资料及文物遗迹丰富，由于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并未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中国学者虽然占了先天的语文优势，容易排比分析资料，但是20世纪以来，由于政治环境和学术研究条件的限制，朝鲜史的研究趑趄不前，对于尊周思明这个大题目，只有三数篇零星的论文，直到近十年才有转变。日本学者虽然自20世纪日本并吞朝鲜后，非常重视朝鲜的历史，但是由于殖民政策的影响，关注的始终是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关系，对于中朝关系则有意识地忽视，到战后以至现代仍然很少有实质性的论述。本来，这样一个非凡的历史题目，应该是朝鲜的后裔——现代韩国学者所关注和致力探讨的，但与事实相反，到目前大多仍刻意回避。主因是自19世纪以来，韩国史学家深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注重的是其民族发展的历史，民族主义史学构成当代韩国史学的主体。这种史学对历史的诠释并未作过严格的学术论证，而是充满了狂热情怀，对真正的学术发展造成障碍。因此，前代中朝关系虽然很密切，双互影响亦相当深远，但由于偏激的民族史观作祟，有意削弱历史上中国的影响，所以像尊周思明这一类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于以英文著述的欧美学者，或囿于视野、文化观点不同，或根本无法解读艰深汉文史料，尚未见对本题目的研究有实质性的成果。孙教授这本钩稽《朝鲜实录》及大量汉文政书、史籍、文集成书的大作，是目前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充分利用原始资料，以持平的立场，理性的科学批判方法，对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作全面性研究的著作。

本书主旨为探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原因，分析这种思想的表现及其对清韩关系的影响，阐明自号“小中华”的朝鲜王朝对中华文化的倾慕、利用之以建立其政权的正统性，并对清韩关系做出全面的检讨和重新解释。原作系孙君于1996—2001年间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科部完成的历史学博士论文，今经修改加以充实，共九章，凡三十余万言，洋洋大观。首章绪论说明题目的研究动态及现状，研究的主旨及史料与方法，对现代中外各学者对于“中华世界秩序”下的宗藩关系的形成的理论，以及中日韩三国学者对此问题的忽视及持论偏颇的原因，都有深入的检讨和批评，建立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次章探讨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掲示朝鲜尊周思明的深层根源。朝鲜政权以儒教立国，其正统性来自宗主国明朝的册封，而程朱理学的正统论及春秋的华夷观，对其政治文化的成长影响极大。朝鲜对明朝以慕华、事大为基本心态，将明朝看作中华，把清朝视为夷狄。因此尊周思明长期成为朝鲜思想界的主导，尊周以尊明，攘夷以贬清，宣示朝鲜承继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并解决了现实中的正统危机。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探索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表现。朝鲜为感恩图报，肃宗建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大报坛成为朝鲜王室世代尊周思明的场所。朝鲜儒林在华阳洞建万东庙以崇祀明神宗、崇祯二帝，华阳洞是朝鲜儒林尊周思明的圣地。此外，明遗民后裔在朝宗岩建大统庙，崇祀明太祖，并以其祖先从祀，既是强调明的正统，又是对明遗民后裔身份的认同。朝鲜表面用清朝正朔，但暗中遵用崇祯、永历年号，甚至不用清赐谥号，显示其不臣心态。正朔是正统的标志，不用清朝正朔，是对清朝的否定。朝鲜官方编修许多宋、明史籍及尊周类史书，目的为宣扬其尊明贬清的理念，强化其中华正统的号召。《宋史筌》《明史纲目》《皇明遗民传》《尊周汇编》是其代表。还有，把从清朝购来的《明实录》看作鲁国的《春秋》，正暗示不仅继承明朝礼乐法度，而且承继了明朝的正统。最后一章探讨朝鲜尊周思明对清韩关系的影响。总的来说，从尊周思明的思想和行动看来，在制度上，朝鲜对清朝行事大之礼，朝贡不辍，形式上尽了藩国的职责，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从未有过臣服的表现，永远处于抗拒的姿态。因此，只有掌握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两面性，才能真正了解清韩关系的内在特征，和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对明瞭近世纪朝鲜政治文化及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是多么重要。(https://www.daowen.com)

这部划时代的专著，是孙教授近十年来在明史及朝鲜史的领域内，钩稽考核，抉幽发微的悉心力作，对未来中朝关系，甚至朝鲜史的研究，必然会产生震撼性的影响。今后研究中朝关系的学者，无论从何角度和层面去考察，肯定要为这部挑战性的作品的面世作出响应，从而推动更理性客观的研究。这一来，这部专著就有无限潜力，不仅能提升中朝关系研究的水平，对于帝制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亦会产生连锁性的回响，其学术贡献就不言而喻，企以望之。

我于1998年的秋天幸会孙教授，那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为历史学部研究班讲授“明实录与朝鲜实录”一课，孙君当时深造于西贡清水湾的香港科技大学，以门人胡务之介（胡君嗣得博士，现为西南财经大学保险系教授），远道前来旁听而认识。我对孙君在明史和朝鲜史的造诣及勤奋好学有深刻印象，因此结下一段学术交谊。在撰作博士论文期间，他曾多次不辞交通劳顿，远道跋涉来中大问难及商榷内容，加深彼此对明清中朝关系的了解。今日喜见孙教授修订的论文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开花结果。辱承过爱邀为撰序，回忆旧谊，难以推辞，因不揣浅陋，略述孙君大作旨要如上以俟博雅君子。

陈学霖

谨序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2003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