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洞万东庙之创立
华阳洞与首阳山，万古纲常树此间。
客到试看千仞壁，腥膻天地别人寰。[42]
这是宋时烈写的一首题为《华阳洞》的诗，华阳洞是宋时烈晚年隐居的地方，即变成为朝鲜之“首阳山”，忠义之所、首善之区。而万东庙的创立正是遵循宋时烈遗愿，承继了宋时烈所赋予的纲常意义。宋时烈自号“华阳洞主”，可见他对华阳洞的钟爱。
（一）宋时烈之隐居与摹刻崇祯御笔
万东庙，在今韩国忠清北道槐山郡青川面华阳洞。地处县城东二十五里洛阳山中，多黄杨，故又名黄杨洞。洛阳山亦称落影山，又名弥勒山。高耸清秀，山上大岩刻画大小弥勒像。高丽朝曾有元朝僧人结庵而居，庵亦名弥勒，后毁于火。华阳洞即在此山下[43]。宋时烈喜其山高谷深，林木茂盛，常欲息影于此，静心向学。“洞壑幽邃，峰壁峻削，清溪贯之，白石相错。始则李相庆亿庄也，尤庵宋文正公借之居。”[44]李相庆亿即李庆亿[45]。显宗七年（1666）八月，宋时烈首次归隐于此，后来虽又几度出仕，但一旦归隐，即居于此地[46]。1674年，又摹刻崇祯御笔“非礼不动”四字于此，此后华阳洞就为朝鲜儒林界所注目。成海应论之曰：
始，文正宋先生隐于怀川之上，孝宗大王延之为宾师，将以伸大义于天下。先生起而上开鱼水堂，屏人议国家大计。既而弓剑遽遗，而义旗不能出，先生退而栖华阳。与鹿豕为群，虽穷约困苦而不自悔。华阳于是名于国中，盖因先生而重也。先生独持《春秋》之义，深藏于邱壑之中。国人慕其风，公卿士大夫往从之游，以资其诱掖渐磨。先生虽不出，利泽之及于人，不亦广乎？[47]
由此可见，正因为宋时烈隐居此地，才使得华阳洞受到世人注目。
显宗十二年（1671），宋时烈门人闵鼎重出使清廷，购来毅宗皇帝御笔“非礼不动”四字，出示宋时烈。宋时烈睹物思明，感恩之情难以自制。他说：
夫圣人告时君之言，莫备于《九经》，而《九经》之中，惟此四字为第一要道矣。今我皇帝陛下之表章，独在于是，则圣学之高明可知矣。故其甲申三月之变，不失国亡君死之正，以明圣训于无穷，岂不盛哉！呜呼，有君如是，而天下竟至于沦丧，岂当时臣子之罪哉！[48](https://www.daowen.com)
他在致闵鼎重信函中说：“崇祯皇帝御笔，每奉玩血泣，不知身在海外鲽域。执事之能得此幅，亦有冥冥之相感者欤。”[49]遂与闵鼎重将其摹刻于石上。1674年，首先将其摹刻于木板上，再摹刻于华阳洞之瞻星台。由此开启朝鲜摹刻明朝皇帝御笔之先例。1684年，许格等三处士继其后，在朝宗岩摹刻崇祯御笔及朝鲜诸臣之感恩条幅，以摹刻的方式表达思明之情。对于闵鼎重得此条幅，《大义编》论之曰：
噫，四字之书，不归于兵燹，而为老峰之得，必于华阳之石而刻之。以华阳之“华”为中华之“华”，可乎？抑华阳是周时归马之地也，尊四字于华阳，安知非异时归马之验也！以“华”而得四字之刻，其有缘耶？云霞似有御气，草木如带天香，亦恐龙蛇变化于雷雨也。[50]
表明将崇祯御笔摹刻此处，实有将华阳之“华”视同中华之“华”之意。宋时烈由此四字之义，推崇崇祯“圣学之高明”，进而称颂崇祯“国亡君死之正”，以为天下沦丧，乃“当时臣子之罪”。对于崇祯帝身殉社稷，朝鲜君臣上下一直大力推崇，称颂不已，故而宋时烈以摹刻的方式来纪念和称颂崇祯皇帝。同时借此宣示朝鲜在明朝灭亡以后，作为原来藩属的朝鲜所应具有的正统地位。宋时烈原本想在摹刻御笔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把华阳洞变成崇祀神宗、毅宗的圣地，但是最终此愿未能实现。后门生权尚夏等依其遗愿，设立万东庙，以崇祀明神宗、毅宗。
（二）权尚夏创立万东庙
1674年三月，宋时烈摹刻崇祯御笔“非礼不动”。1689年，宋时烈因上疏论元子位号事而被赐死，在临终前给门人权尚夏留下遗书，即《与权致道别纸》，将崇祀神宗、崇祯二帝的意义及想法交代无遗，全文录之如次。曰：
显庙朝湖西（似是天安）一士人上疏，请立万历皇帝庙。其时异论之人，托言天子之尊，不可祀于偏邦，又其祭仪不亦难乎云。余知其时议之终不可行，只言：“此言出于此时，其人可尚，此则不可无嘉尚之典。”又不肯听，心常慨然矣。其后，华阳石龛既刻崇祯皇帝御笔，又刻于片石，藏之焕章庵，而又有文谷哀词，此为之兆矣。常欲建一间祠宇于焕章之后左，以牌子书“万历神宗皇帝”“崇祯毅宗皇帝”。春、秋依武夷神礼，祀以干鱼、酒，则用书室基田所出，务其精洁，惟祝辞不可不盛其称颂也。此事经营于心者久矣，未果而至于此，恨孰大焉？其以天子之尊，不可祀于偏邦者，此实无识之言也。韩退之（韩愈）时，有楚昭王庙，而遗民私荐之。故退之诗云：“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南轩（张栻）尝于所守之州，立虞帝祠而祭之，而朱先生有表章文字。此岂非可据之典乎？文谷诗亦使可赓之人赓之，联为大编，藏之于庵里，亦一事也。“非礼不动”四字，老峰奉来者也。片石所刻，李择之摹出者也。此事当与金、闵、李诸人议而成之，则善矣。此事力极简，不难成矣。虽有非之者，既有朱子、南轩故事，何必自沮也！惟书室基田，闻守婢之言，后颍亭奴子，乘我巨济时，以为其上典之物，而欲夺之云。若然则难矣。若备本钱，付之庵僧，则亦是一道耶。须善思之如何。若与三家议之，则必有良谋矣。始欲配以孝庙矣。更思之，此则非但事体未安，时人必以为大罪，不敢生意矣。年年祭官，则忠显宋公子孙在本州，此可任之。而其余洪、卞诸君亦可也。曾谋二程书写役也，吾友断置某按使此义精矣。斯役也，尤不可不审也。神宗皇帝祝词，主于威德，加于壬辰东人受赐；毅宗皇帝，主于国亡君死之正也。[51]
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为神宗、崇祯建庙是宋时烈多年的心愿，此事虽然“经营于心者久矣”，但终未如愿，“恨孰大焉”，于是指令权尚夏“与金、闵、李诸人议而成之”。针对有人以为“以天子之尊，不可祀于偏邦者”的议论，宋时烈直斥之为“无识”之论，引韩愈、张栻和朱熹之先例予以驳斥。其实，宋时烈指责为“无识”之论的意见，在大报坛建立时期，又亦有朝臣提出，但肃宗不以为然，大报坛最终得以建立。其二，共同崇祀神宗，乃因为壬辰战争而感恩思报；崇祀毅宗，则是对毅宗身殉社稷义理的肯定。“神宗皇帝祝辞，主于威德，加于壬辰东人受赐。毅宗皇帝主于国亡君死之正也。”一以恩，一以义。万东庙乃由权尚夏、李氏、闵氏共同参与建立的。李氏指李秀彦，闵氏为闵镇厚，此外还应有关氏。所以都是宋时烈的助手和学生，亦都是老论派人物。
酝酿十五年之后，在明亡周甲之际（1704），权尚夏等人终于建成万东庙，实现了宋时烈的遗愿。巧的是，该年正月，肃宗与诸臣讨论设庙祭祀神宗皇帝时，方从左议政李畲口中得知权尚夏以“一间茅屋祭昭王”之意立庙以纸榜祀万历、崇祯两皇帝，闵鼎重之侄闵镇厚将建庙经过详细禀报肃宗。此前，权尚夏等并未将祭祀事情禀报肃宗，因为他们担心政敌诬陷倾轧，以为“兹事事体极其重大，未有朝命之前，不无僭猥之惧，且恐不逞之徒，或欲因此而嫁祸士林”[52]。故而只得悄悄进行。但即便心存恐惧，权尚夏等还是如期进行祭祀活动。在告知肃宗时，闵镇厚提议王庭不宜参与万东庙祭祀事项，听任士子去做，以维持现状，肃宗采纳其建议。对于大臣私下崇祀神宗、毅宗，肃宗没有任何责备之意，而是更坚定决心，筹建大报坛，因而可以说万东庙之建成推动了大报坛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