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遗民传》等相关明史之成书原因
成海应编修《皇明遗民传》等相关的明史著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高扬尊周思明义理，编史书以重其事；直接原因则是对清修《明史》之不满。同时对当时朝鲜人所编的同类书籍之补充，而对遗民精神之褒扬亦是其编辑此书的重要原因。
成海应是朝鲜英、正时期（1724—1800）极力倡导尊周思明的儒家代表人物，时时表现出对明朝有着一种难以解脱的感情，对明朝所予之恩德极为推崇，自然就极力强调明朝的正统地位。他论道：“我之所授号者，皇朝之赐也；所履者，皇朝之封也；所仪章而临者，皇朝之制也，无往而非皇朝之物也。”[134]在成海应看来，朝鲜从国号到领土，从仪章制度到衣着服饰全是明朝所赐之物。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出兵拯救之恩，更是令朝鲜永世不能忘。他言：“天子再兴师救属国，竭登莱之粟，疲江浙之士，屏逐倭寇，奠吾民于衽席之上。”崇祯丙、丁之际，内乱频盈，局势不稳，但依然指令登莱颜继祖率舟师救朝鲜，“此天下之至恩”。明朝对朝鲜有此至恩，但是却并不能报答万一，反而为清所驱，入皮岛，入锦州，反助清人攻明朝，“此又天下之至痛”[135]。朝鲜处此尴尬境地，唯有推崇明朝之恩德，并大力扶植尊周思明之理念，方为正道。
在肯定明朝正统地位之同时，对清朝则采取贬斥态度，论道：“自满洲之入中国，冠屦倒置，华夷杂而不纯。独我东葆其文明，而孔子尊攘之义，朱子复雪之议，士犹有讲劘之者，诚不愧乎君子国之称。”[136]贬斥清朝，是为了宣扬朝鲜王朝，以为朝鲜继承了明朝正统地位。清初，朝鲜儒林界高举尊王攘夷大旗，表明与清势不两立，处于19世纪初的成海应依然如其先贤们一样，主张复仇雪耻。他既作《正统论》以宣扬明朝正统地位，又作《复雪议》，以探求对清朝复仇雪耻之道。曰：“虏乃肆然据帝位，徒责金缯于我，以丙子之存我国，反德我东国，诚有血性者流，岂不以寸铁加其使乎？皇明之亡愈远，而我之仇虏益深。”[137]正因此，他极力主张复仇雪耻，并设计进攻清朝路线。以为可分两路出兵，一从陆路，渡鸭绿江、豆满江，夺取辽东，“彼清人部落皆失巢穴而远屏，夫然后可与争衡于燕城之下矣”。一从海路，入苏杭，坏其税运；入登莱，冲其心腹。这样两路夹攻，使清人首尾不得顾全，然后“天下之溃乱又可知矣”。攻击清朝意不在夺其土地，而是要恢复明朝江山。事成之日，“求朱氏之后，即位于皇极之殿，以礼改葬崇祯帝、后，涤除腥秽，扫荡氛祲，追罪洪承畴、李永芳等诸叛逆。退守东藩，则其义声垂于百世，自三代以后孰有及于我邦哉”[138]！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成海应对《明史》予以极大关注，从而激发他编修《明史》的热诚。
其次，成海应对清修《明史》之批评。张廷玉主编之清官修《明史》，在编修过程中，朝鲜就予以极大的关注，曾数次派使节前往清朝就相关史实加以交涉，《明史》正式颁行前，清朝应朝鲜要求，先将《朝鲜传》赐给朝鲜。乾隆四年（1739），《明史》正式刊行，不久，朝鲜就得全书。朝鲜不认同清朝正统地位，故而从国王到一般儒士都相当关注清修《明史》是如何写的。《明史》传入朝鲜后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朝鲜儒士对其书极为不满，纷纷另著新史以驳之，成为朝鲜编修《明史》的又一重要原因。
成海应对张廷玉《明史》多加批评。《皇明遗民传序》一开篇就指出，“余尝读张廷玉所著《皇明史》，廷玉臣事清，有所忌讳，为皇朝忠义之士多掩晦不章”[139]。他批评其对南明诸帝处理尤为不公，论曰：
崇祯之末，弘光、隆武、永历三皇帝继之，虽其国小兵弱，而皇朝之统独能撑住，如章武之绪寄于西蜀。清人之修《明史》也，徐乾学议崇祯纪后，照《宋史·瀛国公纪》后二王附见之例，以弘光、隆武、永历及鲁监国附入。而张廷玉之编纂也，散见于诸王传中者，以忌讳也。[140]
南明三帝不仅无纪，而其事迹亦只散见于诸王传中，在成海应看来这是非常不公之作法。《明史》只对清人之事详记，“专媚胡虏。胡虏之犯中原，张其搪突之势，若天兵之破胡虏，并没其功”[141]。对于《明史》不书明朝之忠烈与破胡之史，还有多处论及。又曰：
《明史》出清人之笔，彼皆故皇朝遗黎，固多忌讳。当弘光、隆武、永历三皇帝之时，凡属皇朝事，多遏而不章。如李定国之诛孔有德、郑成功之伐金陵，皆清人之所欲掩护也，是故不见于《明史》，而散见于他书，如此类者甚多。[142](https://www.daowen.com)
在成海应等看来，清官修《明史》问题相当多，既不彰显忠义之士，反而故意隐晦，凡对清朝不利之事，或隐或略，令成海应深恶痛绝之。故而，他努力编修许多明史书籍，以纠其谬。从而进一步宣示明朝的正统地位，这也是成海应编修《皇明遗民传》的重要原因。
其三，成海应处于当时大修《明史》的背景之下，深得正祖重用，使他成为正祖编修尊周类史书重要的大臣。他编修《明史》与其家世亦分不开。英、正时期编修了许多明史书籍和尊周类史书，对朝鲜思明予以赞扬。这样的背景，促使成海应编修《皇明遗民传》。而他的出身与家世，对其编修此类书籍亦颇有影响。成海应自言：“吾东之士，常怀万历之恩、崇祯之惠，尚能知尊攘之为可慕，余家又世守此义，故喜为遗民作传，以待河清之日，得章显于天下，而余家之义因之不泯乎。”[143]他编修《皇明遗民传》乃继承和弘扬其家族之义。正如前面已经论述过，其伯高祖翠虚公成琬就是著名的反清尊明人士，其父成大中更是英祖、正祖的心腹大臣，被称为尊周思明之重要人士。成海应自幼深受濡染，故而他以弘扬家风，保守尊攘之义为己任，而把编修《皇明遗民传》看成是保守此义之途。
当时，清朝已编成《胜朝殉节诸臣录》，乃乾隆年间为明朝守节人士所编之传记，并赐其谥号，收史可法、黄道周以下诸人。与之相应的是，将钱谦益、龚鼎孳等“自诩名流，而腼颜降附，皆无耻者也。清悉搜此曹，著为《贰臣传》，以示彰瘅。此二书其所褒贬，非谓皆一一称停，且殉节诸臣岂以得虏谥为荣哉”[144]。成海应似乎并未见到此二书，他托燕行使帮其购求。他对清人之做法并不赞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亦促使成海应完成其《皇明遗民传》。当时朝鲜已有人编修了明遗民传一类的书，如李德懋编了《明遗民传》，还编了《宋遗民传》。成海应受其启发和鼓舞，也编遗民传以应之。其实，成海应编修此书，亦期补前人所编书籍之不足。无论是《宋遗民传》，还是《明遗民传》，都与此有关。他论道：
遗民之多自宋始。盖毡裘而统合天下，天地之大变。苟能自爱其躯者，宁欲事犬羊而为之臣哉！故宋之多遗民，不惟列朝之泽，入于民者深也。昔元吴立夫作《桑海录》、明程敏政作《宋遗民录》、李小有撰《广遗民录》、万斯同撰《宋季忠义录》，其书皆不可得见，青庄李公德懋尝奉敕校《宋史筌》，搜诸纪传，得谢翱等一百九人为补传。余既删其烦复，复从传记得若干人，附以类，且系以赞，非敢以掩其美，只欲补其阙也。[145]
故而他作了《宋遗民传》，以补李德懋书之阙。而他编《皇明遗民传》亦有此意。他觉得李德懋之《明遗民传》“义例未立”，且搜罗未广，“乃汰其滥而补其阙，又从乘、史、子、集与夫偏部短记复得几人”[146]，从而编成《皇明遗民传》。故而他的遗民传既是弘扬家世的尊周家风，又是顺应时代要求，正清官修《明史》之误，补朝鲜相关传记之阙失。
第四，成海应对明遗民之敬仰亦促使其最终编成此书。在成海应看来，忠义之士势穷之际，不得不以死报国，固然值得嘉许，可歌可泣；而遗民特以食土践毛之故，守志而不事二姓，更为难得。因为：“彼以死报国者，多慷慨决烈，取办于俄忽之间。若守志而不事二姓者，能始终不以祸福死生为顾虑，而愈益励操不移，比之暂时捐生以取义者为尤难。”[147]中国历史上烈士甚多而遗民甚少，根源即在于此。历史上能称得上遗民的不过是箕子、伯夷之于殷商，管宁之于汉，陶潜、徐广之于晋，数人而已。故遗民更值得尊敬。宋元之际，乃华夷大变时期，遗民遂多。明清之际，较宋元更烈，乃剃其发，更其衣，“使尧舜以来冠带之伦，陷于禽兽之域”[148]。生当此际，而能为明朝守志不移，尤值得称颂，故而“不有一部书以列其人，则忠义之迹无所附焉，此余编辑之意也”[149]。
综上所述，大体而言，成海应编辑《皇明遗民传》乃是其尊周思明的一种体现。他推崇明朝作为中华正统，感激于明朝对朝鲜所赋予的恩惠。他在那样一种大的思明背景之下，又深受其家族之影响，编此书以继承其家世家风，同时感于遗民之精神，对清修《明史》相当不满，故而在前人的基础上，编成此书，以颂扬遗民之忠义，以寄托其尊周思明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