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本书是根据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香港科大是1992年才正式招生的，新办的大学，有新的气象，充满勃勃生机。科大设备先进，管理严格，名师荟萃，教学得法。人文学部集文、史、哲、宗教、人类学于一体，30余位教授中，有两位“中研院”的院士，这在海内外大学中是不多见的。我于1996年元月入学，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终选定中韩关系史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感谢人文学部宽松而自由的政策，使我得以选定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科大的培养制度皆效法美国，因为大部分的教授皆来自欧美，英文为法定的教学语言。
对于博士生来说，首先必须完成二十四个学分，至少修完八门课程。而每门课程都会有一大堆中英文材料需要阅读，每个学期选修两门课程，就十分忙碌了，因为读完材料，每周还得写读书报告。得益于这样严格的修课制度，凡中西史学、人类学、文学等相关课程，使我拓宽了眼界，完善了知识结构。接下来的博士资格考试，一门主科、一门副科，再加上第三种语言（中、英文以外）三门考试，较之完成学分更为紧张。因为每门考试科目的阅读书目往往是20多页，准备考试至少需要一年，我考的主科中国古代史，从先秦到明清，中、英文重要的著作须一本本读，读得头昏脑涨、昼夜不明。副科中韩关系史，凡中、英、日、韩文重要著作都得涉猎。第三语言则是日文翻译。考试为闭卷，自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半个小时午饭时间。一年之内完成三门考试，相当不易，但终究是熬过来了。三门考试通过了，就此取得博士候选人的资格，已经花去了三年时间，从此进入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阶段。修课、考试是磨炼意志与精神的炼狱，而博士论文的写作虽然同样艰苦，但心情舒畅，如沐春风！苦熬了四年，1999年底，提交博士论文大纲，获得通过以后，终于等到了可以直抒心意的博士论文的写作阶段了！
对于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我留心了很久，是我多年来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我硕士研究生时期是学明史的。1991年6月，硕士论文在南开大学郑克晟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研究明初宦官出使的问题。明代宦官出使外国，除了郑和下西洋，就主要是去朝鲜了。1992年6月，我根据硕士论文改编的文章《明代宦官与中朝交往》，发表于台湾韩国学会会刊《韩国学报》第11期上，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明代中朝关系史方面的论文。1993年初，韩国高丽大学朴元熇教授访问南开，获悉我有志于中韩关系史研究，朴教授当即推荐我去拜见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杨先生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提携后进，不遗余力。第一次拜见杨先生，他对我就相当热情，得知我对中韩关系史的兴趣，杨先生当即推荐我参加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于当年8月举办的首届“韩国文化研修班”（Korean Culture Program），但1993年因为申请签证手续烦琐而耽误了行程。次年，杨先生再次极力推荐。1994年8月，得以参加第二届“韩国文化研修班”，自此，在杨先生的鼓励与提携下，走上了中韩关系史的研究之路。
中国的韩国学研究，在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之前，未能很好地发展，但此后则发展迅猛。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北大、复旦、杭大（今并入浙大）等几所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的建立，各种学术活动日益增多，中国的韩国学研究就蓬勃发展起来了，这种氛围对我的研究有很大的推进。1995年10月，杨先生在北京大学主持召开首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有幸出席此次盛会，并宣读论文，以后就一直十分留心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史研究。尽管学术界一般把朝鲜与明、清两朝的关系看成是一个整体，称为典型的朝贡关系，而美国学者费正清更在研究清代朝贡关系史的基础上，提出和完善了他的“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的理论构架，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我愈来愈感觉到朝鲜王朝对于明、清两朝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我国明清史学界，20世纪第一代明清史专家孟森、王崇武等先生就注意到了此问题，但一直未得到很好的研究。西方学者在提出相关理论框架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影响，因而值得进一步思考。1996年下半年我获得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赴韩国进修韩文，于是一边学习韩文，一边收集资料。学习结束回到香港，导师王心扬教授对我的研究课题大感兴趣，大力支持，吕宗力教授、甘德星教授也非常赞成，由此更坚定了自己的研究信心。此后在修课、考试之余，就一直积极收集资料。
科大图书馆虽为新建，但资料却相当全面，利用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不仅广泛收集了海峡两岸的图书资料，英文、日文等资料也相当丰富。图书馆考虑到师生的需要，鼓励师生将所需的书单上交图书馆，然后由图书馆购买。我研究中韩关系史，这方面的资料相对缺乏。1997年有一天，我在日文杂志《东洋史研究》上看到《李朝实录》和《学东丛书》重印的消息，当即告知图书馆。图书馆在征得有关老师的赞同后，即从日本购来这两套书。半年后，我就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了这两套书，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必备的资料。而同时，若买不到的书，又确实需要，研究生每年可以免费利用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借得四十种资料。科大与世界各地的主要图书馆都建立了馆际互借的业务，给师生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正是有这诸多的便利，使我能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资料。1998年7、8月，得到科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资助，再次赴韩国收集资料，先后在高丽大学、汉城大学、延世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和韩国国会图书馆收集资料，在汉城两个月时间，重要资料基本上就收集齐全了。而为了学习日文，1999年上半年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得以在大阪关西国际中心进修日文四个月。不仅学习了语言，而且先后去关西大学、京都大学、京都女子大学、东京大学、东洋文库等地访学、查资料，对日本相关的学术动态亦有了基本的掌握。
在王老师、吕老师、甘老师的共同指导下，1999年10月终于开始了论文的研究。七八个月的时间熟悉资料、理清思绪，并仔细同老师们讨论了论文大纲以后，2000年5月23日开始动笔，正式进入论文的写作阶段。每天我坐在人文学部研究生办公室2359室内小屋中，铺开稿纸，奋笔疾书，每日数千言。窗外是美丽迷人的清水湾海景，一旦头脑昏聩、思维迟钝，无法写下去时，只要静静地凝视海湾几分钟，马上就会心旷神怡，思如泉涌。就这样我每天上午九时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凌晨，度过了三个月充满激情的时光，8月底，三十几万字的初稿就完成了。写作的过程是愉快而刺激的，但输入电脑修改润色则又是艰难而苦涩的，老师们与我一同品尝了这份苦涩。我打出一部分，三位老师就看一部分，他们看稿子都相当细心，多方给予指导。这样又经过半年的修改，2000年12月22日，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讲座教授赵令扬先生的主持下，并三位指导老师和何慈毅教授组成的答辩小组，开始了论文答辩，科大校方特指派电子系的一位李教授作为答辩监督。因系人文学部首位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生答辩，学部非常重视，历史学资深教授张灏先生、洪长泰先生旁听了答辩，并提出了问题。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答辩，终于得以圆满通过。2001年元月15日，最终把论文上交学部，第二天我就告别科大北上，科大五年的学习就此画上了句号。
2001年3月，正式回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工作。教学之余，对论文的修改工作则又重新开始。2001年7月到2002年元月，再次得到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在高丽大学赵珖教授的帮助下继续修改。赵教授是韩国著名的朝鲜王朝史专家，他尽可能地给我提供各种方便，并让我旁听他的研究生课以及每周一次的教研室学术讨论会，使我深受启发，论文修改进展亦极为顺利，补充了许多材料，文字上进一步加以润色。我在这段时间内，多次到韩国相关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许多认识。随后的几年间，一直在断断续续修改；在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审稿后，文字上又有较为全面的润色。如今终于能与读者见面了，高兴之余，更多的则是惶恐。由于初稿成文仓促，加上自己生性鲁钝，见识有限，即便经过数年的修改，本书依然会有许多问题，只能诚惶诚恐地静待学术界的批评了。
这本书能够问世，是多年来众多先生关怀与培育的结果。在多年的求学过程中，获得了许多先生的指教与支持。首先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王心扬老师、吕宗力老师、甘德星老师多年指教的结果，从选题、大纲到成稿，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老师费心尤多，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不管是学业上的，还是生活上的，王老师总是想方设法地帮我解决，他从学业与为人上都给我很多教益，没有他的指导，我是不可能如期完成论文的。尽管我离开科大已经五年了，王老师还是常常以各种方式对我给予帮助和指导。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人文学部前学部主任张洪年教授、张灏教授、洪长泰教授、钱立方教授、蔡志祥教授、何慈毅教授等都给予了很多的关照。尤其令我感激的是余珍珠教授，在论文写作的最后一年，因为没有了奖学金，是余教授给我提供了研究助理的机会，使我能最终如期完成学业。香港大学的赵令扬教授指导论文答辩，获益良多，又邀请我出席港大举办的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议，使我有机会向海内外的学者请教。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讲座教授陈学霖先生对我帮助尤多。自1998年有幸结识先生以来，就一直得到先生的关怀，曾去中大旁听陈先生关于“《明实录》与《李朝实录》比较”的研究生课程，获益良多。陈先生对我的研究课题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从论文大纲到初稿都给予了指导，使我倍受鼓舞。2001年4月，在香港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期间，陈先生还就本书的修改问题特别利用早餐时间与我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使我深受启发。陈先生在大会发言时，又特别肯定了我的研究。而今又为拙著写序，对我鼓励有加，令我感激不尽。没有这些先生们的指教与帮助，就不可能有今天著作的出版，在此一并谨表谢忱。(https://www.daowen.com)
南开大学郑克晟教授、杨翼骧教授将我领入学术的大门。自1988年投身于郑先生门下，就一直在郑先生的关怀下成长，郑师治学坚持“人弃我取”的治学原则，对我有着深深的影响。在1996年元月赴香港科大之前，1994年9月起已经在职攻读杨翼骧先生指导的中国史学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杨先生对我去香港读书，不但未予阻挠，反而大力支持，只是嘱咐我不要放弃南开的学位，更不要放弃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我铭记在心。尽管科大的学习非常紧张，我还是抓紧时间，在杨先生和乔治忠老师的共同指导下，1998年完成了南开大学的学位论文《王世贞史学研究》，并于当年五月通过答辩，获得学位。杨先生要求相当严格，指导也极为尽心，我在香港读书期间，杨先生经常去信指导，乔老师也是细心批阅论文，认真负责，使我获益良多，令我感激不尽。而杨先生已于2003年2月22日因病辞世，不胜痛悼！本书尽管不属于史学史的范畴，但第六章《从史书编撰看朝鲜尊周思明观》是全书最长的一章，也是创获颇多的部分。正是因为有了史学史方面的知识与修养，使我对朝鲜尊周思明问题才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在此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学术的分野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中国史学史与中韩关系史、韩国史、明清史，其实都是相通的，彼此互相联系。本书当然是属于韩国史和中韩关系史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明清史的延伸。由此我深深体会到了年鉴学派提倡整体史学研究的用意与重要性，长时段、大范围、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可以给我们宏观的视野，而且可以打破既有学科分野的一些局限，因而能更为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本书尽管不是一部这样的著作，但年鉴学派还是给了我不少启示，而心态史与思想史的方法与视角，也使我对相关问题认识更为深入。
本书能够出版，得益于历史学院李治安院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冯尔康教授、乔治忠教授对本书亦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修改意见，多年来也予以多方鼓励和支持。南开大学的其他先生若曹中屏教授、陈生玺教授、赵伯雄教授、姜胜利教授等皆给予了多方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谨表谢忱。
北京大学杨通方教授将我推向中韩关系的研究之路，多年来，杨先生对我一直十分关心，给我提供了许多机会，没有杨先生的提携，就不可能有本书的问世。韩国高丽大学的朴元熇教授、赵珖教授多年来给予指导，帮助尤多。中国台湾淡江大学郑梁生教授、真理大学叶泉宏教授寄赠了许多珍贵资料，叶教授对于论文大纲亦提出了不少的高见。同时，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香港大学何冠彪教授，韩国汉城大学吴金成教授，高丽大学李相植博士、尹荣寅博士（Dr.Peter Yun）、洪性鸠博士、李锡铉博士、金太年博士，中国台湾留学生王永一博士，庆熙大学吴一焕博士，日本东洋文库山根幸夫先生，东京女子大学檀上宽教授，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伦志文先生、任锋博士、范广欣博士、姚玉敏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胡务博士等都给予了多方鼓励和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常绍民先生的帮助，感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相关资助，并感谢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多方帮助。
最后，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家人，我在外求学数年期间内，内子绳建敏大夫始终默默地支持我，独自承担家庭内外的一切事情，毫无怨言，反而对我照顾有加。父母与岳父岳母也大力支持，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的负担，长期帮助照看孩子，使我能安心求学。我的点滴成就，都与他们的奉献和支持分不开，在此谨表深深的谢意！并将此书献给他们，聊且算作点滴回报。
孙卫国
初稿于2003年6月5日
修订于200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