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烈尊明贬清的尊周观
明清更替，乃天崩地裂的时代，在朝鲜看来，原为边陲蕞尔小夷的满洲，竟建立了入承中原大统的清朝。1637年，朝鲜被迫成为清朝藩国，这令以程朱理学立国的朝鲜王朝难以接受，于是宋时烈起而倡导尊明贬清的尊周观念，以解决朝鲜思想与现实中的困惑。
宋时烈门人把宋时烈比附孔子和朱子，以为其时代亦有相类似者。在他们看来，孔子生于周末，朱子生于宋末，宋子生于明末，皆值大乱之世，故而需要圣人指导。所谓：“三夫子之生，天意最不偶然。周室东迁，不可以不生孔子。宋室南渡，不可以不生朱子。大明没于腥膻，不可以不生宋子。”[13]朝鲜人以为，孔子所处之时代，周室尚存，桓文之世未远，诸夏保有衣裳，先王遗风尚存。朱子所在之南宋，虽然中原已非华夏所有，宋代偏安东南，甘为仇戎之臣妾。然东南一隅，尚存华夏。而宋时烈所在明清之际，“帝社既屋，三皇被弑，天地全幅皆为彼有”[14]。较之孔子和朱子所处的时代，形势更为严峻。当时是“道学亡而莫之救，异端兴而莫之辟”，“春秋日月之义无地可讲”，“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的时代，独存“中华余脉”的朝鲜又国小力弱，将相顽蠢，党习成痼，邪说横流，“有宋朱夫子奋起于洙泗之后”[15]，遂以“天地之心为心，孔朱之事自任”[16]，倡导尊王攘夷、尊周思明学说。从而使孔子之心法得以传，朱子之声教得以兴。在朝鲜儒学界看来，在明清更替、天崩地裂的时代里，宋时烈乃上承孔子、朱子，担负起了原来孔子、朱子所起的责任，倡导尊王攘夷的大一统观念。因而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尊明贬清的特点。大讲尊周，讲求春秋义理，高举华夷之辨的正统观，构成宋时烈思想的主体。韩元震评价宋时烈学说思想说：“学宗朱子，义秉《春秋》，崇节义，辟邪说。以不负孝庙明天理正人心之托，民到于今赖之，事业之盛，莫或尚之矣。”[17]“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朝鲜尊周思明树立指导思想，正是宋时烈尊周观意义之所在。宋时烈思想一秉于朱子，他通过对朱熹学说全面、系统的学习，理解和接受了以孔子为创始的儒学[18]。他多次表示极其推崇朱熹学说，如：“言言而皆是者，朱子也；事事而皆当者，朱子也……故已经乎朱子言行者，则夬履行之，而未尝疑也。”[19]正因为宋时烈对朱熹极其佩服，对朱熹处处依从，认为“朱子得孔、孟之正统”[20]，他自己的思想皆来自朱熹，自言：“吾所主者，朱子也，栗谷也，则上质皇天而无愧矣。”[21]正祖因而曰：“我东之宋先正，即宋之朱夫子也。”[22]
正因为他处处以朱子思想为准则，故而容不得丝毫反对朱子的意见。宋时烈与尹鑴政治上是死敌，思想上亦势同水火[23]。在对待朱子学说上，尹鑴与宋时烈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尹鑴辩驳、质疑朱子学说，宋时烈则把其当作经典，不得有丝毫违背。尹鑴著《说辨》论理气关系，斥退溪、栗谷之说，并攻朱子。论《中庸》，则去除朱子章句，大肆阐述其本人的看法。其门徒争相传诵，以为其学说胜过朱熹理学，一定会举世风行，广受欢迎。宋时烈对尹鑴之异说大加挞伐，指斥尹鑴曰：“朱子后圣也。尧舜以下，群圣之道，至朱子而大明。鑴也敢肆其訾侮，以立其说，则此乃诐淫邪遁之甚，斯文世道之乱贼也。”[24]将尹鑴看成是“斯文世道之乱贼”。后来尹鑴获罪被诛，宋时烈因问门人权尚夏尹鑴之罪，何事为大，权尚夏对以谋逆之罪为大，宋时烈答曰：“不然，背朱子之罪为大，人苟侮圣人，无所不为也。”[25]可见，在宋时烈看来，一旦悖逆了朱子学说，就会胡作非为。尽管在对待朱子学说上，尹鑴与宋时烈采决然不同的态度，政治上亦是死对头，但是在感恩思明问题上则并无分别，他们都讲求尊周思明之道。第一章已经论及，尹鑴曾鼓动显宗借清“三藩之乱”出兵北伐，以雪耻复仇之事。可见，尊周思明理念为朝鲜王朝各党所公认。综观宋时烈的尊周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尊周以尊明。在第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中国历史上的华夷观问题，指出中国儒家的华夷观有三点核心内容：夷夏有别、内诸夏而外夷狄、用夏变夷三个观念。宋时烈的华夷观秉承朱熹的华夷思想，但却抨击元朝许衡提出的“用夏变夷”的观念[26]。他强调“中国当尊，夷狄可丑”。曰：
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之义于天下后世，凡有血气之类，莫不知中国之当尊，夷狄之可丑矣。朱子又推人伦、极天理，以明雪耻之义……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27]
在宋时烈看来，明朝是中华，清朝是夷狄，故而理应尊明贬清。对故宗主国明朝，他尤其强调作为藩国朝鲜应处的态度，以为当遵循三纲五常之道。三纲五常、华夷有别，是其尊周思想的理论基础：“三纲五常，天理人伦之大体，于此有缺，则国不可为国，人不得为人。”[28]与之同时，明之于朝鲜，义则君臣，恩如父子：“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文忠公郑梦周首建大义，辨夷夏阴阳之分，背胡元而事真主。至于我太祖大王开国，高皇帝视同内服，恩礼周渥。我太祖大王，忠贞恪勤，如子事父。”[29]故而朝鲜应该对明朝始终如一地忠诚。同时他又强调壬辰战争明朝的再造之恩：“至于壬辰之变，受报酬勤，宗社亡而复存，生民死而复生，环东土数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帝德之所濡哉？”[30]故而朝鲜在明朝灭亡以后，历代国王皆感恩思报，从而强调对明朝感恩以求报答之重要。曰：(https://www.daowen.com)
是故，我宣祖大王益罄忠诚，手写“再造藩邦”四大字，以寓睿志矣。不幸丙丁之变，国势萎弱，将相驽劣，至有三田之举，可胜痛哉！然而仁祖大王诚意深笃，每于皇朝庆节，独诣后园，痛泣拜跪。二三大臣亦密伸私义，以受皇朝嘉奖。宗社之至今扶持者，实赖于斯矣。[31]
宋时烈对尊周的现实意义亦进行了阐述，以为尊周思明正是关涉纲常伦理之事，是朝鲜立国之本，应大加宣扬，论曰：“何也？君上者，臣民之所视效。自君上而尚义理、正伦常，则忠君事长之义明，而虽至危急之际，犹能固结而不解，观于宋之崖山可见矣。”[32]这道出了朝鲜尊周思明的根源所在，也说明尊周思明理念超越朝鲜党派斗争的根源。因为尊周实有关于纲常伦理，关系到朝鲜立国的根本原则，故而成为当时朝鲜上至国王、朝廷大臣，下至儒生、处士坚持的一种信仰。故上有肃宗建大报坛，下有儒林建万东庙、明遗民后裔建大统庙，以崇祀明朝皇帝之事。虽然表面上朝鲜依然是清朝的藩国，但是朝鲜却无法认同清朝的正统地位，只能以尊周思明来强化与明朝的关系，以求解决现实中的正统危机，故而宋时烈将其看作是纲常根本，一旦违逆，就会产生危机，威胁政权的稳定。
其二，攘夷以贬清。正如前所提到，在宋时烈看来，明之于朝鲜，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因而对明朝有满腔的感恩之情。“钦惟我太祖高皇帝与我太祖康献大王同时创业，即定君臣之义、字小之恩、忠贞之节，殆三百年不替矣。”[33]对清朝则极端贬斥。宋时烈对清朝的认识，有几个层面：首先把清朝看成是夷狄、是虏，这是最基本的观念。进而认为与清朝有不共戴天之仇，称“此虏者，君父之大仇，矢不忍共戴一天，蓄憾积怨，忍痛含冤”[34]。“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35]故而孝宗年间他积极与孝宗谋划北伐复仇之事，与孝宗提出，“期以五年、七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而不解，视吾力之强弱，观彼势之盛衰”[36]，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北伐未有行动，而孝宗先崩。后来，宋时烈常常以孝宗之志为己志，多次向肃宗提出当继承孝宗之志，“臣之以继述之义勉殿下者，只欲遵述先王之志事也”[37]。
而复仇与雪耻相比较，宋时烈认为雪耻更为重要。对中国而言，“大明亡于流贼，非亡于胡也”。而永历则是清朝所灭，“盖夺取中国之地，左衽中国之民，非仇而何？况闻弘光皇帝被戮于虏云，则复仇之义为主而重矣”[38]。宋时烈门人崔慎等皆以为大明复仇为大义，而宋时烈又认为“《春秋》大义，夷狄而不得入于中国，禽兽而不得伦于人类，为第一义；为明复仇，为第二义”[39]。可见，首要的还是宣讲《春秋》大义，提倡尊王攘夷，从而确立正统观念。而为明朝复仇反而为其次，从而反映出其尊周的实质。宋时烈临终之际，遗言众弟子曰：“学问则当主朱子，事业则以孝庙所欲为之志为主。我国国小力弱，虽不能有所为，常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诸胸中，同志之人传授，不失可也。”[40]宋时烈对明朝有深厚的感情，他不但大肆宣扬明朝恩德，宣讲明朝再造之恩，而且他衣着服饰亦仿明制。其弟子老峰闵鼎重赴燕京，得皇明儒服襕衫之制，宋时烈甚为高兴，遂令闵鼎重依样仿造，使其学宫弟子皆着此制服。对于明朝之亡，宋时烈有痛切之感，闻知崇祯皇帝身殉社稷，则举哀于家。后来，永历皇帝被吴三桂弑于昆明，宋时烈“失声恸哭曰：‘天下事无复可望矣！’天定如此，孝庙安得不遽失遐龄也”[41]。
由上可知，宋时烈的尊周观一本于朱子，强调华夷观，尤其重视明朝的恩德，极端贬斥清朝，他深知尊周对现实的影响，故而不遗余力地提倡，其尊明贬清的尊周观念成为朝鲜尊周思明的理论指导，并为历代义理派思想家所承继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