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不用清赐谥号

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的册封和赐谥仪式，就是藩属国的国王即位须由宗主国颁赐即位诏书，才算取得合法地位；国王崩逝，亦须由宗主国赐给谥号，才算获得正当名义。朝鲜既是明朝藩属国，又是清朝藩国，在礼节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国王继位时，遣使请求颁赐即位诏书，国王崩逝，遣使求取谥号。但是这种表象的背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朝鲜是必得明朝所赐谥号而后甘，对清朝所赐谥号则并不以为荣，反而弃之不用。支配朝鲜这种行为的根源还是根深蒂固的华夷正统观。

朝鲜王朝初期，国王的谥号一般由两部分组成：朝鲜向明朝请求颁赐的谥号，一般为两个字；朝鲜大臣公推的徽号，八个字。谥号在前，徽号在后，若简称国王则只用前面的谥号。如朝鲜太祖李成桂，明赐谥号为“康献”，朝鲜所推徽号为“至仁启运圣文神武大王”，略称康献大王。太宗李芳远，明赐谥号“恭定”，朝鲜所上徽号为“圣德神功文武光孝大王”，庙号太宗，实录即称《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以宗主国明朝所赐的谥号最为重要。

至于请谥过程，当老国王崩后，新即位的国王当即遣重臣入京告讣请谥，这是继位国王要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只有得到明朝赐谥，朝鲜国王才有适当归依。获得朝鲜请谥奏文，明朝即派使臣赐谥颁诏，而担当赐谥的明朝使臣多为宦官。如朝鲜世宗崩，明朝派宦官尹凤前往赐谥“庄献”，并赐祭仁政殿^[78]。朝鲜文宗崩，明朝派尚膳监左监丞金宥、右监丞金兴等颁诏赐谥“恭顺”^[79]。明朝赐谥的最后一位朝鲜国王是宣祖大王，明派行人熊化赐祭、赐谥“昭敬”^[80]。朝鲜对待明朝所赐谥号相当看重，是朝鲜国王对前代国王孝心的表现。但朝鲜对清朝所赐谥号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仁祖二十七年（顺治六年，1649年），仁祖崩，朝鲜按照惯例，遣使赴清告讣请谥，但这只是一种外交礼仪。清朝特派礼部启心郎渥赫前往颁赐诏书，赐谥“庄穆”^[81]。朝鲜并未以清赐谥号为意，而且在朝鲜宗庙中，立仁祖神位牌时，清赐谥号反而成了忌讳的对象。孝宗元年（顺治七年，1650年）五月，要立仁祖练主牌，对于是否用清赐谥号，朝鲜展开了一场讨论。原来的练主牌位必须写上国王的谥号，其格式如次：“某朝（谓有明）、赠谥某号（如太祖则书康献）、某祖（如太祖则书太祖）、某徽号大王”，而各祭祝文则无某朝赠谥四字，只书“某祖、某谥号、某徽号大王矣”^[82]。这是明朝为宗主国时，朝鲜处理牌位的方式。对于明朝，朝鲜书其所赐谥号，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对清朝所赐谥号，是否还能按照旧样式照办，则有待重新讨论。援例而行，同朝鲜所持的春秋义理相悖，而若舍弃清赐谥号不用，一旦让清人发觉，又“系国存亡”之事。领议政李敬舆认为以仁祖对明朝的感情不应书清赐谥号，而且也不能写上：(https://www.daowen.com)

式至今日，天下事势与向日有异。练主改题时，清国赐谥之书与不书，固难轻议。而但他日升祔之后，清庙肃雍之地，列圣陟降之庭，宝座相联，昭穆俨列，而神位所题谥号上二字独有异同，则荣辱所关，实为未安，而亦非先朝十三年薪胆之本心。合有权宜之道，而我国人心不淑，利之所在，事无微细，必漏于彼。此事若或宣露，系国存亡。^[83]

是否书谥号，其利弊得失，李敬舆分析得相当透彻。诸臣商量二日，最终还是由孝宗决定：只书朝鲜所上徽号、庙号，不书清赐谥号，不书清朝国号^[84]。清赐谥号与清朝国号一概摒弃不用，从而开启了朝鲜宗庙和祭祝文中不用清赐谥号和清朝国号之先例。这一点具有极大的反讽意味，显示着朝鲜礼仪方面不苟同清朝的一面，宁可阙如，也不用清赐谥号。国王驾崩时，朝鲜必得派使臣前往清朝告讣请谥，但清朝颁赐的谥号又废弃不用，其告讣请谥的事情完全变成了敷衍清朝的一种手段。这种做法相当怪异，朝鲜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也仅此一朝罢了。

仁祖既开先例，随后皆照此办理。这样在朝鲜王朝的太庙中，国王牌位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情况：宣祖以前的国王牌位上是十字，明朝所赐谥号二字，朝鲜所上徽号八字。仁祖以后的国王只有朝鲜本国所上徽号八字，清赐谥号二字被摒弃不用。孝宗升遐之际，朝鲜上徽号“宣文章武神圣显仁”。宋时烈以为清赐谥号，“得其善不足为荣，得其恶亦是徒然”。但以八字徽号为孝宗牌位亦不妥，认为当补上二字为十字。但诸臣以为，既然仁祖只用八字，孝宗亦无理由用十字，且“先王盛德洪烈，岂以二字之加不加，而有所增损乎”。遂维持孝宗徽号八字之状况^[85]。朝鲜不用清赐谥号正是其反清的表现之一，亦是其尊周的一个表现。

宗庙中不用清谥号，祭祝文中皆不用清赐谥号，但是又不能让清人有所觉察，尤其要防止上奏清朝表文中，出现不用谥号称朝鲜故去国王的情况，英祖遂令人将清所赐历代国王谥号编成一册，藏于春秋馆，以备查阅^[86]。清赐谥号倒变成了朝鲜的负担。由此可见，所谓的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并非像表面使行往来般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