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方法
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时间持续相当长。尊周思想，上可及于明清之际，下可达至朝鲜王朝灭亡，长达数个世纪。思明问题，贯串整个朝鲜后半期（1637—1910），牵扯面亦很广泛。鉴于此问题在不同时期，轻重缓急有所不同，本著作将集中研究尊周思明最为活跃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即仁祖到正祖年间（1637—1800）的相关问题。仁祖以前和正祖以后，本书亦有涉猎，但因为这两段时期，尊周思明问题对中朝关系和朝鲜王朝的影响要小得多，故不作重点研究。而在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以后，面对西方和日本势力的入侵，朝鲜朝野上下又大讲尊王攘夷，卫正斥邪，宣扬尊周思想。以李恒老（1792—1868）及其弟子们金平默（1819—1891）、柳重教（1821—1893）、柳麟锡（1842—1915）等组成的华西学派，倡导尊周攘夷、卫正斥邪、尊华攘夷的观念，尽管问题相当重要，与本书所关注的重心有所偏差，书中仅略加涉猎，但不作重点研究。
有关资料相当庞杂，主要资料有朝鲜王朝及明、清的官方史料《朝鲜王朝实录》[38]和《明实录》[39]《清实录》[40]。李离和编刊《朝鲜事大·斥邪关系资料集》[41]，此资料集全六册。第一、二册，乃正祖至纯祖年间编的《尊周汇编》，第三册乃《国朝宝鉴别编》和《日星录》，第四册《大义编》，第五册《尊华录》，第六册《大东正路》，皆为朝鲜王朝所编的尊周思明、事大斥邪最为重要的史料。相关史料笔记很多，即如郑明基编《韩国野谈资料集成》[42]《大东野乘》[43]等。使行笔记有《燕行录选集》[44]，文集有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45]和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46]。
尤其重要的是，前面已提到的朝宗岩文献保护会编刊的《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朝宗岩文献录后集》和《大明遗民史》四种史料，皆是关于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重要资料汇编。凡大报坛、朝宗岩、万东庙的相关资料都被录入，搜罗范围包括《朝鲜王朝实录》、官方档案、祭祀文书、史料笔记、文集资料、家谱族谱等资料，相当全面。绝大部分是影印资料，亦有部分笔录资料，是迄今有关朝鲜尊周思明最为详尽的资料集。明义会是以明朝后裔为主体组成的一个民间团体，当今仍在举行祀明活动。但正如前面提到的，韩国的主流学术界，对这几部资料集全都漠视。
在写博士论文前，笔者曾于1996年7—12月、1998年7—8月，两度赴韩搜集资料，有幸参阅这些资料集，并掌握其他相关资料。遂以原始材料为主体，并参稽相关二手研究，力求以实证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写出博士论文。对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借此问题重点考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提出了一些新见解。2001年7月至2002年元月，得到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 Foundation）的资助，前往高丽大学做访问学者，重点修改博士论文。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正是在笔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即便如此，笔者依然不可能对此问题进行彻底全面的探讨，故只择其要者论之，以求抛砖引玉。但愿能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从而更真实地把握朝鲜王朝后期历史以及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内在特性。
【注释】
[1]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参见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 Zone），以朝鲜、越南、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 Asian 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和外部地区（Outer 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对此有详细研究，西嶋定生提出“册封体制论”为东亚中华世界的核心，指出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度是东亚中华世界的四大要素。《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史－関連諸学からのアプロ》（雄山閣刊《歴史公論》，1975年1月—1976年11月连载；后收入氏著《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三卷《東アヅア世界と册封體制》，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藤間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東アヅ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宫岛博史合编《アヅアから考え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5年），共出版七册，都有论及东亚世界体系和中华世界体系的问题。其中第二册《地域システム》收录数篇讨论中华世界体系的文章。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黄枝连把中华世界体系看成是“天朝礼治体系”，出版了三大册研究系列，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卷《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下卷《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
[2]中国儒家华夷思想8世纪就传入日本，参见朱云影：《中国华夷观对日韩越的影响》，见《中国文化对于日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日本有专论明清更替时期的资料。参见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華夷変態》（东京：东洋文库，1958—1959年），全三册。此书乃收集明末清初中国前往日本商人的相关资料，对于清兵入关、江南抗清、“三藩之乱”、台湾郑氏政权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其以“華夷変態”为书名，即是对明清更替一种立场鲜明的表态。
[3]孟森《皇明遗民传序》论道：“而朝鲜之思明，所有‘大报坛’‘万东祠’皆见于传文中，则为吾国纪载所无，士夫之所未道及。今自《朝鲜实录》行世，乃知朝鲜之于明历久而不渝其忠爱，于清则始终以胡目之。排满之说，吾国中自遗民以后，歇绝者几二百年，清纲解纽，而后复作。朝鲜则当清全盛时，无日不望其速亡。”参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页。
[4]王崇武：《朝鲜大报坛史料汇辑》，《学原》（1948年11月）第2卷7期，第60—74页。这应是中国学者首次具体论述大报坛的文章，在学术上有开创之功。王崇武对朝鲜思明贬清亦看得相当清楚，在《朝鲜三田渡清帝功德碑文考》（《东方杂志》，第39卷第15号，第42—44页）中，认为清人所拟碑文和朝鲜人所拟文稿，有腐臭神奇之别，反映出当时朝鲜人汉学水平较之满人为高，王崇武认为这也是朝鲜贬清思明的一个因素。
[5]李光涛《记朝鲜实录中之大报坛》（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1960年；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831—849页），将《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大报坛的资料汇编排比，略加论述，末附大报坛略图。
[6]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343—396页。
[7]冯尔康《朝鲜大报坛述论——中朝关系和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侧面研究》（《韩国学报》第10期，1991年）和《韩国朝宗岩大统庙述略》（《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对大报坛犹注重其祭祀仪节与文化的探讨，从中看出中国祭祀礼节对朝鲜的影响。
[8]参见郑克晟：《〈热河日记〉反映之中国社会与作者的思明情绪》，见氏著《明清史探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95—409页；刘春兰：《试论明清之际朝鲜社会的慕华崇明思想对明移民的影响》，郑成宏、李敦球：《华夷观三步曲——从“尊王攘夷”到“华夷一也”再到“师夷长技”》（均见孔令仁、李德征主编，陈尚胜执行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6—978页；于澎：《大报坛与明清之际的中朝关系》，参见陈尚胜主编《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3—359页；魏志江：《论清兵入关后大清与朝鲜的关系》，《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第134—142页；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张玉兴：《明末清初“九义士”述论》《朝鲜“三学士”与明末“九义士”反清思想研究》（均见张玉兴：《明清史探索》，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年，第226—270页）。这是迄今为止当下最重要论及朝鲜思明问题的论著。
[9]参见陈尚胜主编：《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另，参见陈尚胜：《论17—19世纪朝鲜王朝的清朝观的演变》，《韩国学报》2000年第16期，第87—102页。
[10]参见丹齋申采浩先生紀念事業會编：《丹齋申采浩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論文集——丹齋申采浩와民族史觀》（汉城：萤雪出版社，1980年）。申采浩主要的代表作有《朝鲜上古史》《朝鲜上古文化史》《朝鲜史研究草》《朝鲜史论》，结集成《丹齋申采浩全集》（全四册，丹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業會编，汉城：莹雪出版社，1979年），民族独立史观构成其史学研究的主导。
[11]参见李基白：《民族과歷史》（汉城：一潮阁，1971年初版，1995年新版），它介绍并讨论了申采浩和崔南善的民族主义史学观，并进而讨论了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特点及相关问题。
[12]其实，西方学者对民族主义多有批评，参见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3]James B.Palias，“A Search Korean Uniquenes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5：2 （December，1995），409-425.
[14]Chung Chung-ho ed.and trans.，The Identity of the Korean People：A History of Legen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Seoul：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1983.
[15]具体可参见李迎春：《尤庵宋时烈의尊周思想》、刘奉学：《18·19세기大明義理論과對淸意識의推移》，柳根镐：《朝鮮朝 中華思想의性格과意味——宋时烈의小中華思想을 中心으로》，权五惇：《北伐大義——尤庵宋时烈先生을中心으로》，吴瑛燮：《19세기중엽衛正斥邪派의歷史敍述：華西學派의『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均见《韓國儒學思想論文集》第26册《實學思想》，汉城：景仁文化社，1994年。
[16]如金仁圭：《朝鮮後期華夷論의變容과그意義：北學派를中心으로》，见《韓國儒學思想論文集》第57册《實學思想》，汉城：景仁文化社，1994年。
[17]郑玉子：《大報壇創設에관한硏究》，《邊太燮博士華甲紀念史學論叢》，汉城：三英社，1985年，第527—550页。
[18]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闵斗基、吴金成、李成珪三位教授，1979年获韩国文教部资助，于1980年完成《朝鮮學人의中國史硏究의整理및評價》的课题，成果《朝鮮學人의中國史編纂書目과中國史關係論述目錄》，1980年联名发表在《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科論集》第四辑上。另有论文：李成珪：《『宋史筌』의編纂背景과그特色——朝鮮學人의中國史編纂에關한硏究》，《震檀學報》1980年第49号，第85—114页；后经林英美译为中文，发表于《韩国学报》1986年第6期，第189—219页；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中韩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台湾韩国学会，1983年编印。
[19]全海宗论道：“李氏王朝从理念上根据中国的华夷观蔑视着满族，而现实上却不得已采取与对明关系无多大差异的对清关系。”见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3页。黄元九亦认为朝鲜朝野上下重视具有名分的韩中关系，“故对明朝比对清朝更为关心”。见《清代七种书所载朝鲜关系记事之辨正》，《中韩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韩国学研究会，1981年），第425页。
[20]在朝宗岩保护会编《朝宗岩文献录》（汉城：朝宗岩再建推进会，1977年）序言中，他们依然用永历纪年，自称“海东遗民”，如“永历三百三十年丙辰仲春海东遗民徐锡九”，“永历六丙辰春王正月初吉海东遗民首阳吴烷根焚香谨书”，等等。当今，自称明遗民似乎已无任何政治上的含义了，而更多地体现一种文化精神与历史传承。
[21]每年阴历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崇祯皇帝的忌日，明朝灭亡的日子，明义会成员在朝宗岩依然举行崇祀明太祖、明神宗、明崇祯皇帝的活动。(https://www.daowen.com)
[22]被列为韩国京畿道地方文化财产第28号。2001 年11月11 日，笔者在庆熙大学吴一焕博士的陪同下，考察了朝宗岩遗址。朝宗岩岩刻保存完好，1978年重建的大统庙中，陈列着明太祖、明神宗、明崇祯帝三位皇帝的牌位，左边是明末九义士的牌位，右边是朝鲜九先贤的牌位。墙壁上挂满了岩刻的拓本。1997年重建的朝宗斋中，亦挂满了许多岩刻拓本。
[23]冯荣燮编：《朝宗岩文献录》，汉城：朝宗岩再建推进会，1977年；冯荣燮编：《朝宗岩文献录续集》，汉城：保景文化社，1982年；《朝宗岩文献录后集》，汉城：保景文化社，1987年；明义会编：《大明遗民史》，汉城：保景文化社，1989年。
[24]如金沢荘三郎：《日鮮同祖論》，东京：刀江书院，1929年；东京：帆东洋社，1943年；喜田貞吉：《日鮮兩民族同源論》，《民族と歷史》1921年第6卷第1号。具体介绍可参看旗田巍：《日本人の朝鮮観》，见《日本における朝鮮史研究の伝統》，东京：劲草书房，1969年5月初版，1983年9月第5次印刷，第226—248页。
[25]旗田巍：《朝鮮史》，东京：岩波书店，1951年；《日本人の朝鮮観》。对于日本否定箕子朝鲜的意图及其经过，可参见梁嘉彬：《箕子朝鲜考》，《史学汇刊》第10期，第1—32页。梁文指出，日本为了其殖民统治，凡一切亲华的势力、对中国依赖的观念都必须铲除，同时美化日鲜关系。否定箕子朝鲜，首先是今西竜：《箕子朝鲜伝説考》（《中国学》1922年6、7月，第2卷10、11期；又见今西竜：《朝鮮古史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0年），此论一出，即得到包括稲葉君山（《箕子朝鲜伝説考を読みて》，《中国学》1922年8月）等人的大力支持，以后遂成为日本史学界的定论。而韩国史学者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亦加以附和，大肆宣扬，以至现在成为韩国学术界的公论。朝鲜历史上称颂备至的箕子朝鲜被完全否认，但是如何弥补这数百年的历史空白成为韩国史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韩国有的史家甚至将这段历史人为地塑造为“韩氏朝鲜”。另可参见拙文《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9—32页。
[26]即如每年编刊而收集日本研究中国资料最全的《中国関係論説資料》（东京：论说资料保存会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東洋文献学類目》（每年皆有刊行）；石井正敏、川越泰博编：《增補改訂中日関係研究文献類目》（东京：国书刊行会，1996年）。
[27]但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5月，笔者拜访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时，特地向他请教笔者的研究课题。夫马教授肯定笔者的研究相当重要，一再鼓励要努力进行下去，但稍觉遗憾的是当时未能请教为什么日本学者无人论及此问题。夫马进教授（1948—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先生对明代以来的中国近世史颇有造诣，先生大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95年）获1999年日本学院恩赐奖的殊荣，这是日本人文界最高的学术奖。
[28]JaHyun Kim Haboush，A Heritage of Kings ：One Man’s Monarchy in the Confucian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29]参见Jahyun Kim Haboush，“Constructing the Center：the Ritual Controversy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Korea.”in 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Late Choson Korea，ed.by JaHyun Kim Haboush，Martina Deuchl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9，46-90.
[30]David A.Mason，“The Sam Hwangje Paehyam-Sacrificial Ceremony for Three Emperors-Korea’s Link to the Ming Dynasty”，Korea Journal，vol.31，1992，No.3，117-136。美国学者David A.Mason在1989—1991年亲身参加过朝宗岩的祭祀活动，遂以其所见所闻写了此文，以介绍资料为主，乃翻译一段史料，又加上其评语并附上相关照片。
[31]参见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John King Fairbank，and Teng，Ssu-yu，“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No.2 （1941）：135-246。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见《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张存武《清代宗藩贸易》（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系列三卷本：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1992年）；中卷《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1994年）；下卷《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1995年）（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皆基本坚持这样的观点。黄枝连在其书中对朝鲜的思明虽没有正面的论述，但侧面则对其做出了批评，论道：“如果某些朝鲜人因为明神宗的拯救之恩，一定要把‘天朝礼治体系’的领导权跟某一个政治集团（明室）等同起来——特别是与一个早已被灭亡的集团等同起来，在思想上和逻辑上，可以说是荒谬的，而在实际政治上更是无理和有害的。”（下卷，第12页）对朝鲜的思明提出了批评。但是如果深入研究当时的历史，不拘于一定的理论框架，也许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32]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33]《朝鲜英祖实录》卷六九，英祖二十五年三月己酉，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朝鲜王朝实录》第43册，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53—1958年影印太白山史库本，第332页。
[34]2001年8月，笔者两度造访昌德宫，才得以允许参观大报坛遗址。昌德宫现为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其重要部分的秘苑（又称后苑）并未全部开放。参观昌德宫须由导游小姐陪同，昌德宫管理处特别指派一名中文导游小姐陪同参观大报坛遗址。我满怀热情前往，结果只在后苑西北角发现一小小的标牌，标明大报坛所在地，并略有文字介绍。秘苑树木葱茏，大报坛遗址上，古木参天，落叶尺许，丝毫看不出原来恢宏的规模。只是距标牌十余步许，隐约可见数级台阶及两尊不大的石雕，算是仅有的历史遗存。
[35]2001年10月27日，在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李相植博士的陪同下，笔者考察了万东庙遗址。万东庙，在忠清北道魁山郡俗离山国家公园华阳洞区。作为俗离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华阳洞留存的相关遗址不少，如：万东庙遗址、华阳九曲景观、宋时烈晚年隐居的岩栖斋、瞻星台下的石刻等，都保存完好。近些年，韩国有关地方机构重新修复了万东庙，只是不知道是否恢复了祭祀活动。
[36]无独有偶，笔者论文初稿完成之际，读到Peter I.Yun博士的博士论文，“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Korean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n Interstates’Relations，600-1600”（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98），论文以高丽与宋、辽、金、元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对费正清的中华世界秩序模式进行批判。作者认为典型的朝贡关系只存在于朝鲜与明朝之间，但却被费正清当成了整个中华世界关系的模式。2001年7月至2002年元月，笔者在高丽大学韩国史系做访问学者之时，没想到Dr.Yun正任教于同一个系，我们甚至住在同一幢楼里。有幸多次与他讨论，并旁听他的课，相互切磋，获益良多。
[37]对于传统中国与朝鲜宗藩关系的解释，除上面提到的费正清等人的观点外，亦有学者在具体问题上提出过不同的认识。Donald N.Clark，“Faith and Betrayal：Notes on Korea’s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In Segye-sok ui Hanguk munhwa：Yulgok 400 chugi e chuun hayo：che-3 hoe kukche haksul hoeui nonmunjip （ Korean Cultu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Yi Yulgok’s Death：Paper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此文强调朝鲜的自主性，指出朝鲜虽然处在藩属国的地位，但并非万事俯首听命，时常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时调整其对清策略。Hugh Dyson Walker在其博士论文“The Yi-Ming Rapprochement：Sino-Korean Foreign Relations，”1392-159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PhD Dissertation，1971）中，将中朝关系从汉代到清代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1）拒斥时期（The Period of Resistance）（109B.C.—677A.D.）； 2）错综反应期（The Period of Mixed Response）（677—1392）； 3）忠心臣服期（The Period of Exemplary Conformity）（1392—1636）； 4）被迫臣服期（The Period of Coerced Conformity）（1636—1895），第315—316页。他已经看到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不同，但他强调的是明清中朝关系建立方式的差异，从而引发某些方面的不同特点，但在根本上明清皆是朝贡制度，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亦未注意到朝鲜长期以来的思明活动对清代中朝关系的影响。即便一向被视为典范、似乎无懈可击的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叶泉宏在《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一三六八—一四八八》（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指出，明代与朝鲜宗藩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是相互和谐信任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国交往来，才由明初的不和谐而演变成为融洽和睦的。陈学霖教授在其系列明代出使朝鲜宦官使节的研究中，已揭示出朝鲜面临明朝出使宦官的肆意求索，朝野愤怨无已，因而对明朝衍生不满甚至怨恨。参见其论文《明永乐朝宦祸探索——黄俨奉使朝鲜事迹考释》《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编，1995年）；《永乐朝宦祸举隅——黄俨出使朝鲜事迹缀辑》，见陈学霖：《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明初朝鲜“入朝”宦官举隅——海寿事迹探索》，《故宫学术季刊》1999年第16卷第4期；《洪武朝朝鲜籍宦官考释——〈高丽史〉、李朝〈太祖实录〉摘抄》《海寿——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宦官》，均见《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166页）。张存武亦认为中华世界秩序历时数千年，非进行个别具体研究，难窥其全貌。（参见《清朝封贡关系之制度性分析》，《食货复刊》1971年第1卷第4期，第11—17页；又见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72—85页）。
[38]《朝鲜王朝实录》，现通行有两个汉文版本，即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朝鲜王朝实录》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至1967年刊行的《李朝实录》，前者末附《朝鲜王朝实录总索引》。另外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朝鲜与韩国就开始进行韩文翻译，现皆已将实录全部译成韩文出版，并有电子版行世。朝鲜译本书名为《李朝实录》，由（平壤）社会科学民族古典研究所翻译，全四百册，韩国骊江出版社于1993年翻印出版。韩国由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和民族文化推进会自1968年以来，分工合作翻译，1993年全部完成。本书初版在香港写成，其后主要在天津修订。彼时，史料电子化尚不完善，中国香港与内地通行的纸质版本，是日本学习院版《李朝实录》。因此，本书初版全部采用该版本。如今，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运营的《朝鲜王朝实录》数据库（网址：http：//sillok.history.go.kr/），是学界使用得最为普遍的工具。鉴于此，将初版所引用的实录内容，全部替换为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于1953—1958年影印出版的太白山史库本（包括1927年至1935年由日本所设立的李王职编纂的《高宗太皇帝实录》《纯宗皇帝实录》）。凡文中引用此书，一律以《朝鲜某宗/某祖实录》相称，其后标明册数、页数，以便查核。特此注明。
[39]《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年。
[40]《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1]李离和编：《朝鲜事大·斥邪关系资料集》，汉城：骊江出版社，1985年。
[42]郑明基编：《韩国野谈资料集成》，汉城：启明文化社，1992年，全30册。
[43]朝鲜古书刊行会编：《大东野乘》，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编刊，日韩书房发行，1909—1911年，全13辑，收录朝鲜王朝史料笔记数十种。
[44]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刊：《燕行录选集》，汉城：第一写真制版社印，1962年，分上、下两册，录入出使明朝与清朝的使行记录三十余种，乃了解朝鲜王朝使行与双边关系的重要资料。自2000年以来，有关朝鲜王朝使行记录《朝天录》与《燕行录》著作，在中韩两国大量刊行。主要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汉城：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首尔：尚书院，2008年；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首尔：东国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2008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016年。（分辑影印出版，至今已影印出版四辑，即将推出第五辑）
[4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1990—2012年），16开版本，将韩国历史上的文集全加收录，是了解韩国文化、历史等方面不可或缺的资料。现在出版300余册，尚未完全出齐，文中有句读。另有《韩国文集丛刊篇目索引》，全五大册。韩国已建成由韩国古典翻译院运营的“韩国古典文献综合DB”数据库，收录本文集、《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日省录》等大量史籍，可用关键词检索，网址：http：//db.itkc.or.kr/.
[46]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自统一新罗崔致远《孤云先生文集》开始，一直收罗到20世纪初的文集，现已出版3400册，影印刊行，32开版本。较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收罗范围似乎更广，并附有韩国学者金成焕编著《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目录》《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目录索引》各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