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尊周思明与清代中朝关系
尊周观念发端于中国春秋时期，当时诸侯以尊周朝而自重，从而强化自身权威，尊周观念重在维护正统。尊周思明的理念，贯穿整个朝鲜王朝。朝鲜人宣称“明之于我即周之于鲁”[1]，也就是说明朝对朝鲜来说，就像周朝对鲁国一样。历史上有《周礼》尽在鲁之说，明朝灭亡后，以明朝为代表的中华正统就理当为朝鲜所承继，从而表明朝鲜倡导尊周思明观念的实质在于强化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从而确立其自身的正统性，进而否认清朝对中华正统的继承。
朝鲜尊周即是尊明，其奉行尊周思明理念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感恩思报。朝鲜认为明朝有三大恩：明太祖赐国号“朝鲜”的“大造之恩”，确立朝鲜王朝的正统地位，并奠定了李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明神宗出兵击败侵朝日军，使藩邦得以复国的“再造之恩”；崇祯帝派皮岛总兵陈洪范出兵，救援被皇太极围困于南汉山城的仁祖的拯救之恩。明朝既有如此大恩，故感恩为历代朝鲜国王念念不忘，宣祖亲笔题词“再造藩邦”，仁祖、孝宗、肃宗、英祖、正祖等莫不时刻提醒朝臣不可忘记明朝恩德，甚至把明朝对朝鲜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永世难报的恩，报恩成为朝鲜思明的重要原因。大报坛的建立，最初正是以崇祀的方式报答明神宗的“再造”之恩。
第二，华夷观的影响。朝鲜认为明朝为中华，朝鲜为小中华，清朝为夷狄。明朝灭亡后，朝鲜为中华余脉，故当尊周攘夷，尊明贬清。华夷观在中国和朝鲜王朝都很有影响力，中国的华夷观发端于《春秋》，虽然认为夷夏有别，中华为中心，夷狄为边缘，但认为“用夷礼则夷之，进中国则中国之”，华夏文化可以改变夷狄，使之华化。故中国的华夷观重在文化，不在种族。朝鲜虽然坚持儒家华夷观，但有独特之处，在他们看来种族差别较之文化差别更为重要。在朝鲜“小中华”思想中，只认同汉族的政权具有中华正统，非汉族的任何王朝都被斥为夷狄，虽然朝鲜最初的自我定位是“夷”，但以“慕华”而渐加改变，宣扬“以夷变华”，认为高丽时期有变华之实，而朝鲜王朝时期就变成了纯粹的中华。他们认为在中华世界体系中，唯有朝鲜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而明朝灭亡后，清朝是夷狄，朝鲜成为中华余脉。所以历史上，朝鲜排辽，排金，贬斥蒙古，贬斥清朝，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这样，朝鲜在明朝灭亡以后，就以尊周、尊明以尊华，攘夷以贬清，从而在思想文化上确立其为中华正统的观念。
第三，正统问题与现实危机。华夷观是文化心态层面上的原因，感恩也是理念中的问题，而促使朝鲜进行尊周思明的现实原因，乃是自我认同与正统危机。朝鲜作为藩国，其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的册封。朝鲜王朝的正统性来自明朝，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树立朝鲜的正统地位。以后历代国王都须明朝册封，方得正统名号；死后要得明朝赐予谥号，才算修得正果。这样的传统持续两百多年，原来被朝鲜视作夷狄的清朝突然取代明朝成为宗主国，原来正统的来源不复存在，造成现实中有难以克服的正统危机，于是只得依从传统，强化其承继了明朝的中华正统，确立其自我的传统，这是朝鲜尊周崇明的实质。
朝鲜不可能认同清朝的正统。因为朝鲜以程朱理学立国，朱熹的华夷观深入人心，是其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基本理念，一旦违背，政权就会发生危机。光海君曾采取既不得罪后金，也不开罪明朝的务实政策，因违背传统正统观念，受到上自大妃，下至朝臣的反对，最终王位被推翻。领议政沈器远因对仁祖降清不满而发动政变，要推翻仁祖政权，与清朝决裂，投奔明朝。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诚如费正清等分析道：“李氏国王没有他们所臣服的‘中国天子’那样的半宗教式的先兆和独一无二的地位。其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个‘功臣’制度表明国王离不开两班家族的支持；二是李朝时期都察机构的相对发展，三司及其成员都可经常批评国王和他的臣僚，而且它一直是主要决策机构，这在中国显然是闻所未闻的。”[2]国王的权威一直受到两班阶层的挑战，故而一旦此问题处理不好，政权就会发生危机，这成为朝鲜历代国王必须慎重处理的难题，只能强化与明朝的关系，而不能仰赖清朝，方能化解现实中的危机。因之“尊王心法，列圣相传”，成为其立国的基准。故在近300年的清代中朝关系中，朝鲜王朝始终未割断与明朝的联系。朝鲜仁祖、孝宗、肃宗、英祖、正祖始终如一地实行尊周思明之策，王室建大报坛崇祀明太祖、神宗、毅宗，儒林在华阳洞崇祀明神宗、毅宗，明遗民后裔建大统庙于朝宗岩，崇祀明太祖。以宣示朝鲜承继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从而否认清朝的正统地位。暗中始终用明朝正朔，编修许多明史书籍，以强化朝鲜的正统性。
可见，作为儒家文化圈中的朝鲜，传统上，一切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处理国内的正统问题亦依从中华的文化传统，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不应曲解，更不能抹杀。而朝鲜王朝历史上，对于明朝忠心臣服，感恩报德，世代崇祀明朝皇帝，亦是诚心诚意，没有任何做作和勉强，故对待历史问题应以客观的态度，不可以今人的眼光肆意曲解或者为古人辩护，方能揭示历史的真相。同时从朝鲜尊周思明问题上，重新考察清代中朝关系，我们更可以看到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另一面。
费正清所构筑的中华世界体系理论[3]，高屋建瓴地纵览了传统东亚世界的格局，因而长期受到学术界推崇。而基于其理论认识，明清与朝鲜关系被看成是中国传统朝贡宗藩关系的典范。韩国著名的中韩关系史专家全海宗将高丽、朝鲜与明、清的关系，当作典型的朝贡关系。按照他的话说：“原则上，明清时期（与朝鲜）不存在朝贡以外的关系。”[4]长期以来，这成为清代中朝关系研究者的一种共识。但是，正如Peter I Yun 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的，如果不考察高丽与辽、金、蒙古间的关系，高丽与宋朝的关系就不能正确地做出评价[5]。同样，研究清代中朝关系，若忽视朝鲜尊周思明的思想与举动，而拘于双方表面上使行往来的研究，就无法透视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也不可能真正把握清代中朝关系的本质特点。美国学者何伟亚在研究马嘎尔尼使华问题时，突破传统朝贡体制研究的局限，从清代宾礼制度的角度来分析彼此的冲突，因而对于此问题做出全新的解释，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强烈反响。朝鲜长期被视为清代藩国的典范，也是遵循清代宾礼制度的楷模，若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去分析双边关系的特点，而忽略彼此的文化心态，那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未能真正把握双边关系的内在特质。
对于宗主国清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是必欲致其于覆亡之地而后快。尊周攘夷的呼声在臣服清朝百余年内，始终成为儒林的主导，在朝鲜王朝灭亡之前，依然为朝鲜儒林所倡导。在尊周思明历程中，国王仁祖、孝宗、肃宗、英祖、正祖等，皆成为积极的倡导者和策划者。他们一方面在与清朝的宗藩往来中，恭行藩国的职责，谨守藩邦之位，另一方面在国内却大肆宣扬满洲为夷狄，清帝为夷狄之主。源自《春秋》的华夷观，成为其对清的基本准则。大行尊周之策，极力强调明朝的恩德，以强化其正统。强调与明朝的关系，意在否定清朝的正统。朝鲜对清朝的心态，同朝鲜对明朝的心悦诚服，实有本质的不同，因而朝鲜与清朝的关系，绝不能等同于明朝的关系。同时，朝鲜尊王尊周观念是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源泉[6]，尊周思明以强化其正统，攘夷贬斥清朝，这是宗藩关系外衣下一种不屈的抗争。近代韩国民族主义在尊王攘夷中得以脱胎而出，尤其在日本侵占时代，在攘夷的传统下，韩国的民族主义得以新生。(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在朝鲜王朝的奉行尊周思明理念的历程中，显示出朝鲜在中华体系中的特点、朝鲜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时又显示朝鲜王朝独立于清朝宗藩关系之外的情形。朝鲜对于清朝并非表里如一，外表上，其做得相当谦恭，履行藩国职责，谨守藩邦职守，但内心从未屈服过，始终以优越的心态俯视宗主国清朝。这同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忠心臣服，形成鲜明对照。因而将朝鲜对清朝的关系等同于对明朝的关系，就值得商榷。朝鲜与清朝虽然在双边往来中相当礼敬，清朝一再减免岁贡及其方物，优礼朝鲜使节，屡赐匾额给朝鲜国王，并严厉约束出使朝鲜的清朝使节，频频施恩于朝鲜，广布德行，极尽德化之能事，朝鲜在潜移默化之中，渐渐消除敌意逐步走向和好与认同，但是在内在的文化心态上，朝鲜从未视清朝为“上国”“宗主国”，最多不过将其看作“大国”而已。清朝大施德化政策，正是有鉴于朝鲜的不臣服，但到末年，朝鲜也未完全感化，清末士人亦慨叹“德化之难”。因而，从朝鲜尊周思明理念的角度来看待清代中朝关系，可以说，制度上，朝鲜衷心履行藩国职责，行事大之礼；但文化心态上，朝鲜从未有过臣服的表现，永远处于独立抗拒的姿态。只有将二者共同把握，才能真正把握清代中朝关系的内在特性。
【注释】
[1]成大中语，参见冯荣燮编：《朝宗岩文献续录》，第334页。
[2]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明、贾玉文等译，第310页。
[3]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4]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20页。
[5]Peter I.Yun，Rething the Tribute System：Korea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n Interstate Relations，600-1600.pp.227-228.
[6]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