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现状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大地，建立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改朝换代的大事，对东亚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1]亦产生了强烈震动，东亚传统的华夷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称明清更替为“华夷变态”[2]，作为清朝藩国的朝鲜王朝则始终不认同宗主国清朝承继了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即便到了19世纪，政治上已经臣服清朝百余年，但文化心态上依然存在反清意识。其正面体现即是尊周思明——尊周尊华、思念明朝。思明反清、尊王攘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朝鲜王朝思想的主流，义理派主宰朝鲜的正统思想，崇祀明朝皇帝的烟火几百年间一直在朝鲜半岛上袅袅飘拂。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在本国的土地上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在邻国几百年间一直被虔诚地崇祀，这在世界史上亦是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对于朝鲜的思明问题，现代中国第一代明清史专家孟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注意到[3]，但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人作过细致的研究。不过，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倒时而引人注意。40年代，王崇武作过一文《朝鲜大报坛史料汇辑》[4]，60年代，李光涛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论述过大报坛的创制情况[5]。80年代，台湾地区学者刘家驹详细论述了1636年前后朝鲜潜通明朝、潜奉明朝正朔的情况[6]。90年代初，冯尔康又注意到大报坛、大统庙等问题[7]。随着中韩1992年建交，中国大陆韩国学热潮兴起，相关的问题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8]。亦有学者据《朝天录》《燕行录》的材料探讨朝鲜对华观的演变[9]，或多或少涉猎朝鲜思明问题，但还仅仅是个开始，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思明问题影响了朝鲜王朝后期近300年的历史，在韩国理应得到重视，但事实上并不理想。当代韩国史学注重的是其民族独立发展的历史，民族主义史学构成当代韩国史学的主体。它乃承继日据时期韩国民族史学家申采浩（1880—1936）[10]、崔南善（1890—1957）[11]等人的史学风格。1910年，韩国为日本吞并，从此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申采浩、崔南善等为了谋求韩国独立，塑造了韩国自古以来独立发展的历史，民族独立与发展成为史学的主体内容。在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这一点相当必要，也极其可贵。1945年8月15日，韩国光复以后，为批判日本殖民史观，朝鲜半岛上尽管政权南北分立，但民族主义史学更得以蓬勃发展，成为解读韩国史的主要原则，对于韩国民族的复兴与国家之重建，立下了不朽功勋。不过，在当今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若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就会走向狭隘与偏激[12]。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的韩国史教授James B.Palais所批评的：从一开始，这种民族主义史学诠释并未作过严格的学术论证，而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狂热情怀，对真正的学术发展并不利[13]。历史上，中朝关系相当密切，双方影响亦相当深远，但由于偏激的民族史观有意削弱历史上中国的影响，许多问题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4]。
对于尊周思明问题，韩国学者多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与此相关的中华思想、义理思想、尊周思想等得到了学者们的注意，如论述某些重要时期的重要人物，像金尚善（1570—1652）、宋时烈（1607—1689）、李恒老（1792—1868）等人的义理观、中华思想、对清意识、尊周思想、北伐大义等，不乏宏文[15]。同时亦有学者从实学的角度对保守的义理思想进行批评，探讨实学派人物如北学派朴齐家（1750—1805）等人对传统尊周义理思想的批评[16]。其研究的出发点多是论述朝鲜王朝思想的流变，或者探讨实学的产生而旁及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问题。思想史层面的探讨固然相当重要，但是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思明固然是思想观念的一种反映，但还有许多的具体举动和历史事件，例如祭祀明朝皇帝、暗中遵用明朝正朔、编修明史书籍，等等，韩国学者皆甚少论及，迄今韩国只有一篇文章论及过大报坛[17]。故而韩国学者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此问题，而对于思明问题在朝鲜王朝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形成这种思明的思潮，朝鲜王朝具体有什么样的举动和历史事件，韩国学者鲜加涉猎。但此问题是揭开朝鲜王朝后期历史以及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关键，相当重要。虽然亦有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朝鲜王朝所编中国史书进行过整理[18]，但对朝鲜学者为何要编那些史书则缺乏充分论证。研究中韩关系史的韩国学者虽然看到了清代中朝关系的不和谐处，但都未曾进行过深入探讨[19]。(https://www.daowen.com)
韩国学术界虽然如此，但在韩国民间依然活跃的明义会则做了许多资料整理与编辑工作，他们与其先祖们一样，迄今还自称为“明遗民”[20]，并以此为荣。甚至每年依然举行祭祀明朝的活动[21]。朝鲜王朝明遗民后裔几百年祀明圣地——朝宗岩，亦成了韩国的重点保护文物，被列为韩国京畿道的地方文物保护财产[22]。明义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活跃，他们成立了“朝宗岩保护会”，广泛搜集资料，编成《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和《朝宗岩文献录后集》《大明遗民史》[23]等几部重要资料。这些资料编成近20年了，但韩国的学术界对此并未做出应有的反应，漠然而视，鲜有论及这几部资料的，因而对影响相当深远的尊周思明问题，迄今并无系统的研究。
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对朝鲜问题非常重视，现在朝鲜问题依然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但从明治初开始的现代日本韩国学研究，其关注的重心始终是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关系，对中韩关系则相对忽视。20世纪初，他们的“满鲜史”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为其吞并韩国服务。不少学者鼓吹“日鲜同祖论”“日鲜同种论”“日鲜同域论”“日鲜一体论”，以殖民史观解读韩国史，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24]。同时极力抹杀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从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曲解卫满朝鲜的历史开始[25]，一直到无视明与朝鲜的关系，其意图就在于抹杀朝鲜与中国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各种关系，因而对朝鲜之思明关系鲜有人论及。战后，日本学术界虽然有所改变，但中韩关系在日本的韩国学界总是不太引人注意，日本学者更多地注重日韩和日中关系的研究，对中韩或韩国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始终也不是日本注意的重点，笔者翻阅了日本各种书目[26]，但迄今依然未发现一篇相关论述朝鲜思明问题的文章[27]。
令人鼓舞的是，欧美倒有学者注意此问题，虽然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有专题论著涉及此问题。金滋炫（JaHyun Kim Haboutsh）在其A Heritage of Kings：One Man’s Monarchy in the Confucian World[28]中，较详细地探讨了英祖对明朝三帝（明太祖、神宗、崇祯帝）的感情，以及他为祭奠三皇而做的各种努力，揭示英祖作为儒教王朝国王是如何确立其正统地位的。在朝鲜王朝思明历程中，英祖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国王，他是朝鲜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共52年（1724—1776）。他极力推行的思明政策，既承继和弘扬了仁祖（1623—1649在位）以来的一贯政策，并为其后继者所坚持，成为朝鲜后半期历代国王坚持的一贯政策。同时，金滋炫教授还就17世纪朝鲜王朝礼讼之争，探讨了朝鲜王朝当时的认同问题，亦关涉尊周思明问题[29]。而David A.Mason以亲身所见向西方介绍了当代韩国犹存的祭祀明朝的活动[30]。
由此可见，学界对于朝鲜思明问题尚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而此问题又是解开朝鲜后半期历史的重要透视点，同时若从朝鲜思明重新检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我们会有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