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的事大观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基本心态是慕华，而具体表现则是事大。在对明朝关系中，朝鲜“恪勤事大之礼，深被字小之恩”[87]，朝鲜对明朝奉行事大政策，明朝对朝鲜实行“字小主义”，在经过最初时期的磨合以后，双方就进入一种融洽的宗藩关系之中。事大，是朝鲜对明朝的基本策略，虽广为人知，但对其内涵与渊源鲜有具体的学术论定[88]。笔者认为有仔细探讨的必要，只有弄清事大主义的真正内涵，才会更好地把握中朝关系的实质，也才能更好地认识朝鲜尊周思明的根源。
（一）中国历史上的事大主义
事大、事大政策、事大主义，用词虽异，实质如一。简单地说，都是传统中华秩序下，小国应对大国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并非中韩关系中特有的现象，而是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因为“事大字小”是儒家处理外交关系的一种观念。“事大”最初见于《孟子》，曰：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89]
孟子肯定以大事小为仁，以小事大为智。前者乐天而保天下，后者畏天而保其国，实际上这就是“事大字小”的基本观念。孟子以后，“事大字小”就成为儒家的一种礼仪规范，是儒家在处理“大”“小”关系中所遵循的准则。意即大国对小国以仁，小国对大国以忠、以顺。体现了大小、上下、尊卑的关系。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小诸侯为图自存，对大诸侯国只得采取谨慎事大之策。这种理念为《春秋》所肯定。《左传》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90]所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91]。因而事大字小，成为中国历史上各政权所遵循的外交准则。《汉晋春秋》载：“圣人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后上下安服。”[92]由此可见，“字小”“事大”的观念为儒家所推崇，《春秋》对其加以肯定。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事大字小”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当时的夷狄小国亦信奉并遵循这种观念，一旦违背，祸即不远矣。战国时，晋国智伯想征讨周边夷狄小国仇犹，于是遗之大钟，载以广车。无端获此厚礼，仇犹大臣谏阻国君，不可接受，因为“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这悖逆了“以小事大”的原则，变成了“以大遗小”，故非福乃祸也。但国王不听，纳之。果真晋卒藏于大车内，遂灭仇犹[93]。可见，当时的诸侯已坚信“以小事大”是保国之道，小不可逆大，小亦不可贪大。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若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群雄并起，弱小政权对强大势力亦往往采取“事大”之策，以求自保。而若表示事大，就有称臣纳贡之意。南北朝时期，慕容超立国燕，姚兴立国秦，分庭抗礼。但慕容超的母亲不幸为姚兴所获，慕容超遂派使臣韩范前往索母。一见韩范，姚兴即问其来意：“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94]若行“以小事大”之礼，则意味着称臣纳贡。姚兴一见慕容超使臣，就问是否为“以小事大之义”而来，意在使慕容超屈服于其藩篱之下。当时为求自保，诸割据势力弱小时，对强势政权就得采事大之策。若张瓘与诸将商量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策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95]可见其诸将皆劝其对前秦俯首称臣，以小事大，以求保全实力。这充分说明中国历史上当面对强大势力时，古人总有一种“小不事大，《春秋》所诛”的观念，于是就行“事大”之策，以求自保。
而周边各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交往时，亦往往行事大之策。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巡幸灵州，西北诸族若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等十一姓，鉴于“延陁可汗，不事大国，部落鸟散，不知所之”[96]，有此前车之鉴，故皆遣使朝贡，诚心事大。历史上，亦以叛将割据一方，企图以行“事大”之礼，以求苟延残喘。唐高祖李渊立国初年，为攻薛举，遣使凉州，称李轨为从弟。时李轨割据凉州，称帝。对于如何处理与唐朝的关系，李轨听从大臣建议，“必欲以小事大，请行萧詧故事，称梁帝而臣于周”。于是遣使入唐，奏书自称“从弟大凉皇帝”。但李渊并不满足，“轨谓朕为兄，此不臣也”[97]。不予理睬，不久灭之。赵匡胤伐南唐李煜，李煜遣使徐铉面见赵匡胤说：“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对曰：“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98]可见，“以小事大”只能是藩国的保身之道，而割据政权亦借机苟延世系，则往往不能得逞。
由兹可见，事大主义并非朝鲜独存，而是在中国历史上为历代弱势政权所采用的自保之策，为弱国和藩国常用的一条保国之道。综括论之，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它是基于儒家礼义观的，出自《春秋》，而具体论述则见于《孟子》，为孔子、孟子所重。也可以说是《春秋》所规范的小国应对大国、以求自保的准则，传统中国维系大小、强弱关系的儒家观念。因而它广泛存在于儒家文化圈内，是维系中华世界体系内诸国大小、尊卑、上下等级的规范。
其二，它是一种外交思想与策略。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具体表现则是北面称臣，恭行臣服之礼。其小、大之分，关键在于实力的差异，大国实力强、小国实力弱。小国为了避免遭受大国的威胁，主动表示臣属于大国，接受大国的保护，故有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但小国的事大政策，意在求得相对的独立性，以苟延其宗系政权。而大国接受小国的事大，则对小国采“字小”之策。不干涉小国的事务，接受小国的朝贡，并保护小国的利益不受外来的侵犯。这种事大与字小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具体存在于三种类型的政权之间：春秋战国小诸侯国与大诸侯国之间，中国分裂时期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势力强大的政权与弱小政权之间，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国之间。
其三，它与朝贡关系密切相关，事大主义是一种原则，一种指导思想，一种态度，化作行动即是朝贡。不过，二者亦略有差别。事大主义是藩国、弱国的保全之策，以小事大力求保护。但有时可能行事大之礼，却未必会有朝贡之实；而有朝贡行为，则必恭行事大之礼。
其四，一般而言，是周边藩国向中原王朝朝贡，行事大之礼，但当力量悬殊，强弱易位时，中原王朝亦向周边行事大之礼。若南宋与金的关系即为一例。1127年，金攻入汴京，俘徽、钦二帝，高宗南逃临安，立小朝廷偏安江南，然屡受金人攻伐。高宗建业三年（1129），在金人的攻击下，高宗“幸杭州，自杭州幸江宁府，寻幸浙西，自浙西幸浙东”。真可谓走投无路，遂诏曰：“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99]言下之意，只要能得苟安，即当向金恭行事大之礼。后来南宋果真向金称臣纳贡，行事大之礼。可见，事大与否，纯粹是一种力量上的较量，弱国不向强国行事大之礼，就会惹祸上身。
可见，事大理念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中。而事大主义之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朝鲜王朝将其奉为国策，对中国恭行事大之策，世代遵行不悖。中国内部所存在的事大，更关键的是一种力量上的较量，小对大、弱对强的策略。朝鲜推行此策，力量上的弱小固然是个基本原因，更重要的是朝鲜心悦诚服地奉行事大政策，事大成了朝鲜传统上某种文化精神。在政治上、军事上它臣服于明朝，接受明朝的保护，在思想文化上亦以明朝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为准绳，这一点是中国内部和南宋对金所行事大之礼中不存在的。朝鲜王朝事大与慕华二者结合，事大使得朝鲜接受明朝为宗主国，而慕华更促使朝鲜在文化精神上依从明朝，更诚心事大，从而形成典型的朝贡体制。
（二）朝鲜对明朝所行事大政策
朝鲜王朝对明朝行事大政策，由李成桂奠定基础。高丽末年，当得知明太祖宣布元铁岭卫北面、东面、西面归明朝，南面归高丽时，高丽国王辛禑强烈不满，遂与权臣崔莹谋划进攻辽东。当时镇守北边的将领李成桂上疏谏阻，声言出师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征，倭乘其虚，三不可；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四不可。”[100]李成桂的谏疏未被采纳，他遂挥师南下，发动政变，杀崔莹，废辛禑，不久即取而代之，建立李氏朝鲜政权。在其疏文的四不可中，第一条即是“以小逆大”之不可，这正是事大主义的核心原则。只能“以小事大”，不可“以小逆大”。所以当朝鲜政权建立后，事大主义即成为朝鲜对明外交的基本策略。当然朝鲜确立事大主义的策略，原因是多方面的，叶泉宏指出三条重要原因：丽末朝鲜政局的演变、对元明改朝换代之因应、对日本倭寇侵逼之因应[101]，很有见地。而朝鲜奉行的事大主义承继了新罗以来的传统，高丽王朝对宋朝行事大之礼，高丽末年亦曾一度摇摆于北元与明之间，其策略亦是事大。而朱元璋定下的不征之策，对朝鲜事大主义也是一种鼓励和支持。朝鲜遂以“事大为重”[102]。李成桂所确立的事大之策，成为其后代遵循不替的国策。正如朝鲜性理学大师金平默所论，“康献圣祖，克断威化，回军之举，则我东之复沦胥为夷，将不可救矣，此圣祖先正，所以有功于礼义之大宗也。名正理得，上获乎天朝，下启乎后圣。字小用亶，事大以忠，世世不替”[103]。事大终成朝鲜王朝世代遵循的国策。(https://www.daowen.com)
明与朝鲜在短暂的摩擦后，双方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宗藩关系。李成桂定下事大之策，为其后继者世代相承。尤其是在朝鲜太宗和明永乐皇帝时期，双方消除了误会和摩擦，从而进入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中。朱棣“锐意通四夷”，积极发展与海外往来，他十分重视与朝鲜的交往，而迁都北京后，与朝鲜往来更为方便。朝鲜对相关之求索亦极力应承，谨守事大之策：
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104]
双方往来相当密切，以至于《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105]对此朝鲜人亦有同感，《小华外史》称：“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锡赉便蕃，殆不胜书。”[106]真可谓亲密无间。崔溥亦言：“盖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107]综观有明一代朝鲜与明之交往，其事大与字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朝鲜认同明朝的中华正统，思想文化上以明朝为本位，大讲慕华。这是朝鲜事大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以明朝为本位，深入朝鲜儒林之心。朝鲜初年，儒士卞季良（1369—1430）指出：事大之礼必须恭谨。因为：“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之不可紊也，则事大之礼，固不可以不谨矣。大小之势，如白黑之不可以相混也，则事大之礼，亦不容于不谨矣。”[108]在他看来，君臣如天尊地卑之势，黑白之不可混，故作为臣的朝鲜对明朝不可不谨慎事大。梁诚之（1415—1482）亦论道：
事大以礼，盖以小事大，礼之常也……事大之礼，不可不尽，而又不可以数也。前朝则称宗改元矣，在今日小小节次，不必拘例，但尽其诚意而已。今后例恩，附表以谢，勿烦使命，以休平安之民，以存事大之体。[109]
李滉在答日本将军书中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春秋大一统者，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大明为天下宗主，海隅出日，罔不臣服，亦贵国之世修朝贡者矣。”[110]李珥（1536—1584）则曰：“今夫以小事大，君臣之分已定，则不度时之艰易，不揣势之利害，务尽其诚而已。”[111]到明朝末年，更有士人论道：“小之事大，大之役小，此固天定之君臣也。……今我朝鲜之人也，则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112]他把朝鲜看成是大明之朝鲜，明与朝鲜几乎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发展，才使得朝鲜在明亡之后有强烈的思明感恩之情。
其二，由于其认同明朝正统地位，所以在朝鲜，国王、世子要得到真正的名义，必须经明朝册封。李成桂建立政权，奏告明廷，请求国号，是以“权知国事”的名义，而非以朝鲜国王的名义，因为在未得明朝册封以前，他们还不能被称为朝鲜国王，这成为一重要的标准，为历代朝鲜国王所遵循。《小华外史》论道：“自洪武以来，事朝廷恭。岁时朝贡外，庆慰、报谢无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则使者往，有大事则颁诏其国。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锡赉便蕃，殆不胜书。”[113]
世子的册立亦要得到明朝批准，否则亦不真正具有世子的名分。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国王宣祖以长子临海君无能无德，而次子光海君则“自幼好学，聪明端厚，又能斥去纷华，简俭自奉”[114]，以其为贤，期待明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但礼部以“主器必长子”为由，多次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明礼部所依从的是儒家立长之规，其实背后却另有原因，“时中朝虽立太子，而皇上意在福王，故我国册封奏请，正犯所忌，每为礼部所沮”[115]。而表面上明朝所认同的则是礼仪制度，宣称：
长幼之序，礼莫大焉；储嗣之立，礼莫重焉；舍长立幼，于礼不顺。若令之自中国，是以非礼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礼徇也……朝鲜称我外臣，禀我正朔，事孰大于继立，乃舍其长子而请立第二子讳，无乃非我国家之制乎？[116]
明朝始终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一直到宣祖国王崩，都未加册封。光海君十几年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得不到正统的世子身份。宣祖崩后，光海君已获得“权署国事”的身份，神宗依然认为“立国以长”，朝鲜舍长立幼，望查问清楚，再作定夺[117]。五月初一日，礼部以朝鲜国王嗣位之事，“事在彼国，难以遥断，似当行勘以求确据”[118]。光海君已承其位，却仍需勘察。一直到十月，即五个月后，礼部方上奏：光海君袭封已成事实，只得以“事在夷邦，姑从其便”[119]，方加以册封。光海君在明册封使来临前夕，为免节外生枝，遂缢杀临海君，明朝方勉强册立光海君为国王。这件事对光海君影响至巨，也成为促使他为免受女真日益严重的威胁，一直游离于后金与明之间的最大原因，后面再细述。
同时，用明正朔，采用明朝纪年，明朝每年颁《大统历》给朝鲜。使得朝鲜与明用同样的历法，“年号法度，一遵大明”[120]。而朝鲜国王崩，明朝要赐谥于他，才算修得正果，朝鲜对此相当看重。朝鲜王朝有燕山君和光海君皆因政变被废，未得明朝赐谥，皆只能称为“君”，乃其为国王前的封号，而不能称为王，亦无庙号。明朝“每当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朝鲜都要奉表朝贺，皇帝崩、新帝立，皆得遣使表奏，奉行藩邦之责，对明朝的要求莫不认真对待。这些皆可谓其事大之礼。
又则，衣冠制度是华夷区分的重要标志。所以新罗以后，朝鲜半岛力求采用中国衣冠制度。在朝鲜人看来，“箕子朝鲜衣冠制度悉同中国”，故华夷一样。但以后“自三国以来，冠服皆循土风，新唐武烈王法唐制，仪章服饰稍拟中华”。高丽初年曾又自定服饰，但经长年兵火，又皆散乱。“事元以来开剃辫发，袭胡服，殆将百年。”进入明朝，“文轨攸同，赐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赐，衣冠服饰，焕然一新，使我东方得免胡元左衽之俗，复见礼乐文物之盛，诚千载盛际也”[121]。朝鲜把礼乐衣冠制度看得相当重，明朝赐其王、妃、百官服，认为是“千载盛际”，因为其衣冠制度悉尊华制，能得中华衣冠，自然是莫大的荣幸。
其三，明朝对朝鲜字小以仁，朝鲜事大，一是保持相对独立，不受大国威胁；二是寻求保护，故明朝以保护朝鲜藩邦利益不受侵犯为己任，所以当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大军侵略朝鲜时，明神宗不惜倾全国之力，动员几十万大军，出兵朝鲜，历时七年之久，终于将日军赶出朝鲜，使“藩邦”得以“再造”。朝鲜深感“万历再造之恩，将百世不可忘也”[122]。这种感恩的心态是其思明尊周的一种原动力。为明神宗建大报坛，也使其事大主义思想达至巅峰时期。
综上所述，事大主义是儒家信奉的一种理念，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广泛存在于古代的中华世界体系之内。发端于东周，因为周中央政权的式微，诸侯列国并起，小诸侯为求自保，遂以事大应对大诸侯。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时可见到，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诚心事奉明朝。不但是力量上大小关系的体现，更体现出朝鲜文化上对中华文化的归依，这是朝鲜事大主义的特色[123]。正是在这种事大原则下，朝鲜与明朝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宗藩关系，朝鲜成了明朝藩国中的典范。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奉行朝贡之策，思想上归依中华。在朝鲜对明“事大”，明则对朝鲜“字小”，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的原动力，从而使朝鲜在事大、慕华的思想中对明朝更增入一种无法偿还的感恩思想。这种感恩思想使朝鲜对明朝的认同更进一步，达到不分彼此，产生“今之朝鲜即大明朝鲜”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的影响，使得朝鲜在与清建立宗藩关系时，横生重重障碍，并长期无法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下面从明清更迭之际，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建立的过程中，探讨朝鲜为确保与明宗藩关系的稳固与延续，对于清朝的干预与控制所作出的种种抗拒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