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对清朝认同上的改变
清朝对朝鲜的德化政策意在消除朝鲜的反叛与悖逆心态，使朝鲜最终认同清朝作为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在清朝日益强化的德化政策下，朝鲜一点点地改变对清朝的看法[113]。而在这变化过程中，朝鲜又无法不将清朝之德化同明朝的恩情进行对比，因而促发强烈的思明情感。长期以来，朝鲜实际上处于一种相当矛盾的境地。朝鲜对清朝认识的改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清朝的逐步认同的过程。而这种认同又与朝鲜所秉持的儒家义理观是相违背的。因而对朝鲜来说是个相当痛苦的过程，故而尊周思明的理念与行为成为消弭这种痛苦的手段。
在清朝的两次征伐下，仁祖最终被迫降服于清朝，他曾极为痛心疾首，在宫中首开对明神宗的祭祀，并极力鼓励与明朝潜相往来。但随着清兵入关，清朝改变以前那种高压政策，转而对朝鲜大肆施恩，仁祖对清朝的态度亦渐渐有所改变，由势不两立而转向务实的态度。官方文书中，他要求用清年号，甚至罢免奏文中不用清年号的官员，重用亲清的金自点等人。仁祖晚年期间似乎清代中朝关系已较为融洽。但顺治六年（1649），仁祖崩，孝宗立，曾为人质居于沈阳八年的质子生涯使孝宗内心积聚了对清朝刻骨的仇恨，他一即位，虽然表面上依然履行藩国的职责，但在国内谋划北伐，极力扶植义理派人士，大力提倡尊周思明的理念，从此开启了朝鲜处理清代中朝关系的两种表现：一种是与清交往中的谨守藩邦职守，恪尽藩邦职责的一面；一种是在国内大力倡导尊周思明、尊王攘夷、思明贬清的义理思想观的一面。两者构成了朝鲜对清朝政策的一对矛盾。二者互相结合，一明一暗，一彰一隐。清朝则力求以德化政策消除朝鲜内心的仇恨与幽暗的一面，使其在双边关系中能表里如一，真正做到心悦诚服。朝鲜对清朝认同的改变，正是清朝德化政策效果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体现在对清朝皇帝的评价方面，由极端的贬斥变成极端的颂扬。考诸《朝鲜王朝实录》所用词汇，对乾隆以前的皇帝和以后的皇帝评价竟有天壤之别，这种评价的改变与皇帝个人的才能并无直接关系，纯属朝鲜本身认同态度的问题。朝鲜对清朝皇帝的用词上前后绝然不同。顺治帝薨时，《显宗改修实录》用“清主殂”来描述此事。朝鲜君臣商议迎清告讣使仪节时言：“癸未崇德之丧，百官以白团领、乌纱帽、黑角带郊迎行礼。”[114]用“殂”“丧”这类极具贬斥意义之词来称清太宗、世祖之薨，可见朝鲜心态乃何等之不敬。由于康熙对朝鲜大肆施恩，加以德化，朝鲜使臣对康熙皇帝的评价前后就出现不同，从中更可见朝鲜态度的改变。
朝鲜燕行使每次归来，必须向国王汇报行程中的见闻，及对清朝的认识与对皇帝的印象。从这种汇报中，看出其前后绝然的差异。康熙七年（1668）三月，燕行使郑致和称康熙帝“非但游宴，甚奢侈……用人之间，亦有行赂之事”[115]。康熙十六年（1678），当时正是“三藩之乱”最激烈的相持阶段，康熙帝为战事宵旰焦虑、日理万机。但是朝鲜陈奏使回归时竟然颠倒黑白，把康熙说成是一个只知玩乐、不理政事的昏庸皇帝：
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虾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虾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自执政大臣以下，贪黩成风，贿赂公行。皇帝只知清书，不解文字，故凡干文书，漫不省何事，一任该部之低昂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虽未能详知，而国内形势，似不得长久矣。[116]
只要对康熙时史实稍加了解，就可知以上对康熙及其当时政局的描述，全是子虚乌有之事。这完全是朝鲜使臣凭空想象出来，在国王面前胡言一番，以使当时朝鲜人求得心理上的慰藉。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燕行使如此描述康熙，“清主自从南方平定以来，骄淫日甚，以游戏为事；称以天下已平，腊月许臣民宴乐，各衙门预为封印，新年费事尤多”[117]。康熙二十四年（1685）谢恩使南九万曰：“清主好畋猎，摒斥谏臣。”[118]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如斯形容：“皇帝荒淫游佃，不亲政事，用事之臣又皆贪虐，贿赂公行。”[119]可见，对于清朝的描述几乎没有正面的褒扬之辞，全是贬抑之语，对康熙帝更是觉得他是个不理政事、只知玩乐的荒淫皇帝。在清朝的强势德化政策之下，尤其是康熙本人对朝鲜不懈的施恩，在康熙晚年，朝鲜开始有些变化，首先对康熙帝的恶意似乎也减少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鲜使臣对康熙帝的印象是“节俭惜财，取民有制，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无愁怨”[120]。而后来描述康熙帝巡幸事曰：“皇帝虽喜盘游，而独无虐民之事。”[121]虽然觉得康熙巡幸并非好事，但语气之中已有回护。这同以前的描述已有本质上的不同，好感大增。虽然有所好感，但是对康熙评价并无实质改变。称康熙或用“清主”，或用“胡皇”，只偶称“皇帝”。康熙驾崩时，朝鲜领议政赵泰曰：“胡皇意外丧逝，计敕将至，西路洊饥，客使压境，其忧诚不细矣。”[122]尽管朝鲜深得康熙之恩，但仍不改“胡皇”之称，对其逝世似乎无任何悲伤之态。雍正皇帝时，如康熙末年般，无实质变化。雍正崩时，依然称：“清主殂于八月二十四日。”[123]依然以“殂”称雍正之薨。
对清朝皇帝实质性改变称谓是在乾隆年间的事。朝鲜对乾隆帝的评价与称谓，在乾隆初年并无太大变化。如乾隆十二年（1747）燕行使称乾隆“清皇荒淫喜巡游”[124]。乾隆中年后，则有实质性变化。《朝鲜王朝实录》称乾隆多用“皇帝”，而不再用“胡皇”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燕行使称“乾隆盖英主”[125]，这在以前的朝鲜燕行使中从未如此形容过清朝的皇帝。乾隆末年不仅对皇帝，对其他皇子亦极尽赞美之辞。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书状官郑东观进《闻见别单》称：“皇帝虽在耋龄，精力康旺，每岁正月幸圆明园，三月幸盘山，初夏幸热河。秋冬之交，会蒙古诸番王，猎于口外地方。通计一年，游幸之日过半。”而谈到清诸皇子时言：“皇子见存者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在禁中，声誉颇多。”[126](https://www.daowen.com)
乾隆以后，朝鲜对清朝皇帝的评价皆是赞誉有加，再也没有称其为“胡皇”一类事情了。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冬至使描述嘉庆帝“姿容端重，禀性宽厚，故天下人心属望已久之”[127]。道光卒时，讣音传至朝鲜，“大小俱惊，可见皇家仁声至及外国而然也”。道光在位不过三十年，而《朝鲜王朝实录》竟然称之“享国之久，历代罕闻”！国王哲宗大赞道光德政，大王大妃亦曰：“道光皇帝三十年之间，顾念小邦，屡施格外之恩，心常感叹。今闻此报，不胜虚廓矣。”[128]实际上道光帝与其前面任何一位皇帝相比都要逊色得多，但却得到朝鲜君臣上下如此高的评价，与朝鲜对康熙帝的评价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这种评价其实与皇帝本人的作为并不相干，而只是说明朝鲜对清朝认同上的改变。乾隆时期是个分水岭，乾隆以后，朝鲜对清朝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同，虽然尊周思想、思明问题依然存在于朝鲜，但是已经失去了其以前的针对性。
综上所述，《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了朝鲜对清朝皇帝评价与用词方面的变化，这充分反映出朝鲜对清朝认同的加强，由最初的贬斥怨恨到对清朝的感恩，由严守华夷之别，将清人视作夷虏、坚守尊王攘夷的大旗，渐渐在清朝德化政策感化下，接受清朝皇帝的施恩。而这种认同，正是清朝德化政策的效果。乾隆时期是关键性的转变时期，这既是因为在上百年的感化下，朝鲜已深受其益，而乾隆本人，对朝鲜所施特异之恩，又不胜枚举。乾隆以后的清朝皇帝终于赢得了朝鲜人的尊重，使得朝鲜人也将其当作皇帝看待。而对嘉庆以后皇帝的态度，朝鲜似乎将之比作明朝皇帝，并无太大的分别，从而也说明朝鲜尊周思明在清朝德化政策之下，有所变化。
其次，对清朝国力的评价上亦有表现。朝鲜在明亡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认为“胡无百年之运”，总有一天会被汉族推翻。故而在最初阶段，朝鲜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清朝江山不久，迟早会垮台。但后来由于认同清朝的正统了，在清朝风雨飘摇之际，反而觉得清朝江山无限，国运昌隆。其前后如此不同，正是其认同上程度的不同所致。
入关以后，清朝国力日益发展，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尤其是收复台湾以后，达至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日益衰败，而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清朝始终处于被动挨打、风雨飘摇的境地。其国力如此，应是史学界的一种共识。但在朝鲜王朝看来，则与此似乎完全不同，反而是觉得清朝初年随时有可能亡国，而后期则觉得清朝日益稳固。
康熙初年，燕行使郑太和就以为清朝已露衰败之相，因为他看到清人从沈阳去的，溺于富贵，奢侈日甚，而甲申以后出生的，又皆脆弱无力，“异于真靼，此乃衰弱之渐也”。并认为“真靼”侵虐汉人，罔有纪极，以致“人多愁怨，故清人无久远之计”。并说清人将工匠、妇女、财宝、军器移送沈阳、宁古塔等处，“项背相望”，乃担心事变，以为归途之计[129]。康熙二十五年（1686），当时“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清朝疆土稳固，国力强盛，但朝鲜国王肃宗依然认为，自古匈奴入主中华者皆不能长久，而今“清虏”据中国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以为明朝积德甚厚，其子孙必有能中兴者[130]。胡无百年运，这是朝鲜长期以来所坚信不疑的，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总是对清朝做出错误的判断。
乾隆初年，朝鲜这种观点还没有改变。乾隆九年（1744），沈阳问安使赵显命描述清朝是“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为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131]。当时清朝正是国力强盛，百姓富庶，而朝鲜问安使竟以为天下将大乱。而以后清朝屡屡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时，《朝鲜王朝实录》鲜有类似的描述，之所以如此，概因其心态已有变化而已。同时，朝鲜对清朝汉人思明心态的认识亦有变化。孝宗倡导北伐时，朝鲜以为只要义师一出，打着恢复明朝的旗号杀入辽东，辽东以至中国百姓，莫不会闻风而动，一呼百应的[132]。“三藩之乱”平息以后，朝鲜对清朝国内汉人的心态则有较清楚的了解，他们看到原来大明子孙后代许多都为达官贵人。杨涟之孙、孙承宗之孙皆为达官，朝鲜终于体味到“天下之亡明久矣，设令有真英雄出而混一之，若太祖皇帝之一举而驱出沙漠，亦未易期也”[133]。朝鲜能有这种认识，已是相当不容易。这种认识对其尊周思明其实有相当大的伤害。他们终于认识到大清天下已经一统，要打出恢复明朝的旗号推翻清朝，几乎是没有可能。这一方面是客观形势促使朝鲜认识到清朝的天下已不可改变，同时清朝的德化政策，又促使朝鲜逐步化解对清朝的敌意，从而渐渐加深对清朝的认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出在清朝厉行德化政策之下，历经数代上百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朝鲜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对清朝的敌意，无论是对清朝形势的分析和认识，还是对清朝皇帝的评价，都出现了前后完全不同的认识。这充分显示出清朝德化政策的作用。不过，即便在清朝德化政策之下，朝鲜对清朝的认同有所增进，但它并未完全认同清朝的正统，倡导尊周思明正是对清朝德化政策的抗衡，这也反映出朝鲜对清朝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