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尊明反清的理论基础
古今中外，正统论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也是政治家们须谨慎对待的问题。在中国则“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学者达两千年的一个核心观念”[8]。传统中国正统论的理论依据，正如饶宗颐所指出的：一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一为《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9]。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则是扛举“大一统”观念的旗手，强调华夷之别，大讲尊王攘夷。正是朱熹对正统论的阐说及弘扬《公羊传》中的华夷观，成为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理论原则。
但是韩国历史上对正统论的认识，并不像中国那么重视。因为它作为藩国的地位，其王朝的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中国王朝的确认[10]。历史上，韩国的正统论以中国所认同的正统观作为标准[11]。故而很少有专门讨论其本国历史上王朝正统性的文章，反而关注的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问题。高丽王朝时期，面对作为中华的宋，以及“非中华”的辽、金、元，较之以前，对正统问题相对重视起来。朝鲜王朝在明、清更替之后，由于以程朱理学立国，正统论问题遂成为朝鲜儒学界倡导尊周思明的理论武器，引起举国上下的极大关注。
朱熹理学思想最早是13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的。当时高丽大儒安珦随高丽国王忠宣王前往元大都，安珦买到了新刊的朱熹《四书集注》，就将其带回高丽，并以之授徒讲学。朱熹理学思想就这样在高丽传播开来。到14世纪中叶已有一定规模，出现了像郑梦周这样的理学大师。1392年，李成桂建立新朝后，政治上把朱熹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方略，促使其在思想上成为朝鲜儒士所依从的标准。朝鲜王朝的儒士们继承和发扬朱熹思想，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朝鲜性理学，因而讲求纲常、坚持朱熹所倡导的正统观成为儒士们关注的中心。明清更替后，正统论被朝鲜儒林尤其注重，成为其研究朱子思想的重要动机。当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尤庵宋时烈（1607—1689）应时而起，倡导尊周思明的理念，成为朝鲜尊周思明理论的奠基者。在朝鲜性理学史上，宋时烈仅次于李滉（1501—1570）和李珥（1536—1584），是朝鲜中后期最为重要的性理学大师。在朝鲜思想史上，他是唯一以“子”相称的思想家，被称为宋子，正如同中国称朱熹为朱子一样。而为明朝皇帝设坛祭祀，宋时烈乃第一人。宋时烈所倡导的正统论本于朱子，是支配朝鲜尊明反清的理论基础，为其后继者所继承和弘扬。因而弄清朱熹对正统论的认识及宋时烈等性理学家们对正统论的看法，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朝鲜尊周思明问题的前提。
朱熹对正统论方面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现实中的尊中华、攘夷狄、复仇雪耻，高举华夷之别的大旗，主张抗金图强；二是法《春秋》、立纲常的史学正统观，以春秋大一统观，评判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两方面都被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朝鲜王朝性理学大师们所继承和发扬。本节先探讨朝鲜性理学家们借评价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以强调尊明贬清的正统观。
开国初始，朝鲜就以朱熹思想为准绳，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性理学。李滉（退溪）、李珥（栗谷）为集大成者。李退溪有鉴于《朱文正公文集》“闳博无涯”，乃以毕生精力，编成《朱子书节要》，集朱子思想之精髓，是朝鲜儒生学习朱子道学的入门书籍，对于朱子学说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2]。宋时烈通过对朱熹学说全面、系统的学习，理解和接受了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学[13]。他唯朱熹是从，“言必称朱子”，孝宗曾问他“朱子之言果可一一行之乎”。宋时烈对曰：“古圣之言，或以时势异宜而有不能行者，至于朱子，则时势甚近，且其所遭之时与今日正相似，故臣以为其言一一可行也。”[14]他对朱熹推崇备至：“臣少读朱子书，每以为尧、舜、孔、孟之道尽在是矣。”[15]孔孟之道皆纳于朱子书中，而朱子所处的时代又与其所处的时代相似，因而他的正统思想完全出自朱熹，甚至他给孝宗国王所上的两个奏折《己丑封事》《丁酉封事》，几乎完全袭用朱熹的《己酉拟上封事》和《戊申封事》[16]。可见，宋时烈对朱熹的推崇至于何等地步。宋时烈毕生读朱子著作，处处以朱子的言行为依归。对他来说，只读孔子著作而不读朱熹著作，是无法深入了解孔子学说的，也不可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时烈以朱熹的正统思想，奠定了以尊明贬清为基本原则的尊周思想，成为朝鲜尊周思明的理论指导，为历代义理派思想家所弘扬。具体情况在第三章再详细讨论。先看看朝鲜性理学家们，根据朱熹的正统观，如何讨论中国历史上王朝正统性。
尊周思明的正统论，首先来自于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正统地位的探讨，而其依从的准则就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下简称《通鉴纲目》）中，强调纲常名教，宣扬君臣义理、三纲五常的理念。尹起莘论之曰：
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17]
因而立纲常、扶名教，是《通鉴纲目》的基本特色，其所定下之纲常伦理，影响深远。明清两朝奉之为圭臬，朝鲜王朝亦对其顶礼膜拜，对日本影响亦甚巨，故成为随后数百年东亚世界正统思想理论之准绳。
朱熹《通鉴纲目》首明正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在朱熹看来，能称得上具有正统的王朝只有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几个朝代，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等都不具正统，故三国时，不用曹魏，而依蜀汉，以批驳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的做法。分裂时期，若周秦、秦汉、汉晋、晋隋、隋唐之间的朝代及五代，朱熹将其归于无统。此外，尚有列国、篡贼、建国、僭国、不成君等分别，这样的划分，其意在明正统、斥篡逆、立纲常、扶名教[18]。朱熹认定有正统地位的王朝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乃汉族建立的王朝，若南北朝时期，所谓五胡十六国皆入无统之列，以体现其华夷有别的观念；其二，皆为大一统的政权，入统中原，领有全国，而且有相当长的稳定期。这是大一统观点相当重要的一点。但朝鲜在继承朱熹正统观，评判元朝、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却有意忽视它们为统领中原的大一统政权。
朝鲜王朝对中国历史上王朝进行具体论述的文章并不多，即便像宋时烈也未著文详细探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地位。不过18、19世纪的儒学家成海应（1760—1839）、金平默（1819—1891）、柳重教（1832—1893）都有专文论述正统论的问题。成海应和柳重教都写过《正统论》[19]的文章，基本依从朱熹的观点，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正统地位进行了讨论。
尽管宋时烈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历史上正统论的文章，但是他对正统的原则有清晰的阐述。在《丁酉封事》中，论道：
《春秋》以至《纲目》，一主于大一统。盖大统不明，则人道乖乱。人道乖乱，则国随以亡。我国自丙、丁以后，人心渐晦，以伪为真，以僭为正者多矣。若复十数年后，则正统之说当不闻于缙绅间。此盖由许衡以近世儒者失身胡元，乃以帝尧大统接之女真，且于辽、金称大，而以列国待宋。正犹入鲍肆而不闻其臭，遂以丑差之论，倡于天下。而后人藉此为重，甚可羞也。[20]
鲜明地阐明大一统的主张，认为亟待宣扬正统的思想，特别批评许衡的正统观，对其以“辽、金称大”，“以列国待宋”，予以严厉批评。许衡（1209—1281），字仲平，宋末元初理学家，以教学为业，讲学授徒。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召许衡北上，许衡执掌国子学，最后官至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教授蒙古勋贵及百官子弟道学理念，奠定了元朝国子学基础，并阐扬程朱学说，使朱熹学说在元朝定于一尊。但他尽量抹杀朱熹华夷观的影响，以辽、金、元为正统王朝，因而在整个朝鲜后期，许衡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成为朝鲜儒生们论述正统论的一个反面的典型。(https://www.daowen.com)
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祖籍昌宁，生于儒学世家。其父虽为庶孽，但因才被征用，在朝鲜王朝算是特例。父子皆以性理学著名，同在正祖时期为官。成海应在其《正统论》中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春秋以来，得天下之正统者，唯汉、唐、宋、明四朝。四朝之中，又以唐高祖乃篡夺隋位、宋太祖陈桥兵变乃夺周之位，以为皆非正途，“得天下而无疵议，人戴之天与之，如三代之盛，唯汉与皇明也。皇明之世，闺门正于上，权柄不移于下，将帅不敢恣，直士奋舌强谏，朝廷清明纯粹，比汉又过之”。在他看来，唯有汉、明乃得天下最正的，较之汉朝，明朝又胜一筹。汉代以后，“由中华而君人者，唯魏、晋、宋、齐、梁、陈、隋”，但诸朝皆是篡夺而来，故谓之“不正”。成海应认为中国历史上，明朝是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自三代以来，居天下之正者，皇明也；合天下之统者，亦皇明也。夫正统者，有名有实者也。”成海应把明朝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三代以来唯一有名有实的正统王朝，故南明时，“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者，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21]。成海应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逐一分析后，只认同汉朝、明朝为正统的王朝，对其他的王朝皆有微词，即便汉朝亦以为不如明朝，意在强调明朝的中华正统性质。强调明朝的同时，否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他批评清朝破坏了几千年来的中华衣冠制度，因为衣冠制度乃是“布文章、正等位、秩上下、辩贵贱者，唯是物耳”，是中华礼义文物的象征和正统的表征，但清朝却“辫发左衽，服马蹄袖，戴绒帽为犬羊之服”，“不宁惟是，且坏尧舜以来上衣下裳之制，使天下泯然皆为
羯，莫克自异，天下之变极矣，若是者，可谓正统之归乎”[22]。
由此可见，成海应对正统论的论述，意在崇明贬清，极其强调明朝的正统性，从而表明明朝在朝鲜人心目中至尊无上的地位，并对清朝加以无情的贬斥。成海应乃主张极端尊周思明理念的代表人物，他的正统观有相当代表性，实际上他是从正统论的角度论述了朝鲜尊周思明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为朝鲜尊周思明提供更为可信的理论基础。因此他对正统论的论述也是基于以明朝为尊的基础，而忽视对中国其他王朝的评论是否公正与合理。甚至可以换个说法，成海应关注的正统论问题，并不在于历史上王朝的正统与否，实际上，只是为宣扬明朝正统性作铺垫。这是他论述正统论问题的独特之处。对于成海应的思想及相关问题，后文还会专门论述。
金平默，号重庵，朝鲜王朝后期重要的性理学家，编过《朝宗岩志》，宣扬思明尊周的春秋义理观。他继承和弘扬了宋时烈的尊周思想，对宋时烈极为推崇，特撰《尤庵宋先生事实记》，对宋时烈一生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引用友人柳稚程的话称赞宋时烈道：“上古，道在于上，而成天下之治，唐尧其首也；中世，道在于下，而开万世之治，孔子其首也；下代，上下无道，中原以之陆沉，而道在于外国，以当地底之阳德，宋子其首也。故宋子之功，实与尧、孔并立而为三。”[23]明清更替，中原陆沉，道在外国，宋时烈起而担之。把宋时烈看成是承继尧、孔之后的第一人，称颂无以复加。他的正统思想体现在《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附录》中。《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是李恒老主编，由其弟子金平默、柳重教最后完成，一部贯彻朱熹《通鉴纲目》正统思想的代表作。《附录》和《发明》分别详细介绍了金、柳的正统观。金氏对中国历史上正统王朝有这样的认识：
唐、虞、夏、商、周之有天下，是也；其次，虽非必圣贤之君，礼乐文物犹有中国之旧，如秦、汉、晋、隋、唐、宋及我皇明之有天下是也；又其次，僭叛割据，三分五裂，而正统之子孙犹能保守一方，以存正统之烝尝，如东周、蜀汉、东晋、南宋及我明三皇帝之建号南方是也。
但对于元朝，“今元氏之主中国，未闻用夏变夷，脱落荄甲，涤去腥膻，徒能窃据疆土，肆然以令于衣冠之族，则是乃阴反统阳，天地古今之变逆，岂复有大于此哉”[24]。他对偏安一隅的东周、东晋，以为正统犹存，而朱熹将其归于无统。金平默关注的重心乃元朝和南明，以为南明存正统，而元朝则是阴阳倒置，天地古今之逆变。金平默论元即是论清，因为他把元类比于清，二者没有差别。
柳重教，号省斋，高兴人。朝鲜王朝晚期重要的性理学家。他在《正统论》一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分为三类：一类真正享有大一统的王朝，如夏、商、周三代及“能一统天下，继世传国”者；二类为“统之而不能一”也，乃如偏安之蜀汉、六朝五代分治之君；三类为“一焉而不得正”，乃夷狄之君与篡逆之主。文中多次引用朱熹的论述作为论据，他根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评判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最终目的则是论证清朝不具正统性。最后言：“至于所值清虏之世，则其处之益严。国人士大夫守其义者，举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至今垂三百年，犹以皇明旧君为君，以俟天下义主之兴。”[25]清朝虽已统治两三百年，而朝鲜儒林仍认为其不得正统。可见，论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意在说明清朝不具备正统地位，这才是其讨论正统论的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通鉴纲目》意在明纲常、树正统。而朝鲜学者秉承朱熹的论述，探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地位，主要目的在于强调明朝与南明的正统地位，否定元朝与清朝的正统地位，从而为其尊周思明提供理论根据。由上面所引的几位朝鲜王朝性理学大师对正统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朝鲜儒林正统观的思想来源于朱熹的正统观。朝鲜正统观对朱熹之认同，几乎到了机械模仿的地步。当时朝鲜王朝有人对朱熹称金为“夷虏”而朝鲜却不以“夷虏”称清，加以批评，曰：
靖康以后，宋称臣于金虏，而朱子每于文字辄曰夷、虏、戎、狄，以称臣非本怀，而亦不掩其实也。奈何今之人，于文字称彼，必曰敌、曰清，而戎虏之本称，讳而不书。岂以丁丑下城为当然之事，而欲为甘心臣服耶？[26]
由此可见，朝鲜对朱熹之仿效到了何种地步。
其二，他们虽为朝鲜人，但所讨论的却是中国历代王朝正统性问题，而没讨论朝鲜历史上王朝的正统问题，这点尤值得注意。反映出中华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正如Michael C.Rogers 所指出的，朝鲜王朝的正统性由中国王朝确认，故他们并不关心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反而关心的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问题[27]。中国王朝正统与否关系到朝鲜本身的正统问题。这是朝鲜历史上讨论正统论问题的特点。他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确立朝鲜国内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理念。
其三，成海应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柳重教、金平默都是19世纪的人，但他们同两个世纪前宋时烈的思想极其相似，都强调华夷有别、倡导尊王攘夷的思想。从最初宋时烈以尊攘的理论倡导北伐，到金平默依然大声疾呼尊王攘夷理念，正是这种尊攘思想影响了有清一代中朝关系的发展。
其四，他们都贬斥许衡。“用夏变夷”的观念是中国儒家华夷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孟子即提出“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观念，后来发展为“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中国则中国之”，成为儒家处理非汉族中央政权的重要原则。许衡弘扬了这种思想，主张元朝承继中华大一统，建立了大一统天下。朝鲜性理学者们对此一致否认，并大加挞伐。因为他们否认“夷可变夏”，不承认元朝、清朝能承继中华正统。但有意思的是当他们谈及自身的“华夷观”时，则认为作为东夷的朝鲜人可以入“华”，而且早成“小中华”了。在他们的观念中，唯独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其他任何非华族都不可能变“华”。下面我们从朝鲜与明、清的关系中具体探讨这种正统观在双方交往中的反映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