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对明清的基本文化心态

朝鲜半岛是古代中华世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1]，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尽管都是中国的藩国，但不同的时代，对中国不同的王朝，在文化心态上却又迥然不同。因为朝鲜秉持儒家传统的中华正统观，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原则。朝鲜对明、清两朝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来研究中朝关系的学者，虽偶有注意此问题^[2]，但鲜加详细探讨。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儒家正统观对其影响甚大。而这种正统观对中朝关系的影响亦至深至大，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https://www.daowen.com)

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都秉持事大原则，向来研究者都将明、清两朝中朝关系看成是一个整体，被学术界视为典型的朝贡制度形态^[3]。但朝鲜对明朝与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截然不同，作为“小中华”的朝鲜王朝把儒家正统观，尤其是华夷观作为其与中国交往的一种指导原则，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形式上，朝鲜对明、清两朝都恭行事大之礼，是中国最为恭顺的藩国，并无不同。但仔细考察，情形迥异。明朝对朝鲜，国初时，索处女、索火者，后来又屡索贡物，令朝鲜不胜其烦。而派往朝鲜的使者不是宦官，就是六、七品的行人、给事中一类的中小官吏，很少派三品以上的大臣出使^[4]。对于《明会典》所记载的李成桂宗系之误，朝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改正，明朝也似乎未认真对待过。从永乐年间开始，朝鲜就请求更正，但历时200余年，万历年间《明会典》重修时，方才改正^[5]。但朝鲜对明朝却心悦诚服，诚心事大。清朝对待朝鲜则完全不同，入关以后，就一再施恩，岁贡一减再减，除多尔衮要求朝鲜贡妃子外^[6]，鲜有求索；而派往朝鲜的使臣皆是三品以上的满洲大员，而且严加管束，皇帝屡屡施恩于朝鲜国王和燕行使者。但朝鲜始终心存疑忌，一直视其为“夷”“虏”，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二百余年间烟火一直不绝。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朝鲜所持的以《春秋》义理^[7]为核心的中华正统观。这种正统观支配其对明、清的不同心态，也是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而慕华思想、事大主义、尊周观念、攘夷思想等方面，皆可视为朝鲜所持正统观下的不同层面，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面对作为中华正统的明朝，朝鲜有很强的认同感，以“小中华”自居，大讲慕华，恭行事大。满洲以边鄙“胡人”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对秉持程朱义理观的朝鲜来说，这是华夷变态、本末倒置、天地不容之事。慕华即转变为尊华，尊王攘夷的春秋义理观甚嚣尘上。遂极力崇明，大讲尊周思明。尊周即尊明，尊明即是尊华。在整个清代近三百年的中朝交往中，这种思想始终存在，影响深远。本章将结合明、清中朝关系的发展来探讨这种正统观的表现，力求为下文论述奠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