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所修宋、明史书概观
笔者拟先全面介绍朝鲜王朝所编宋、明史书的整体状况。以《奎章阁图书目录》《藏书阁图书目录》《朝鲜古书题解》等为主要资料来源，并及以上所提到二手研究资料，将朝鲜王朝所编主要的《宋史》《明史》书列表如次，从而提供一个宏观的背景，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透过史书的探讨，力求深入地了解朝鲜又一层次上的尊周思明的反映。
表6 朝鲜王朝所修中国史书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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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国学者都以1703年为此书之刊行年代，其实并不正确。1703年为其完稿年代，并非其刊行年代。具体参见拙文：《论朝鲜李玄锡〈明史纲目〉之编纂、史源、刊行与评价》，《清华学报》新27卷第3期，1997年9月，第313—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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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30余种史书[5]以宋史和明史为中心，主要关注的就是正统问题。作为一个藩属国，为前朝宗主国编修如此之多的史书，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朝鲜学者要编修如此众多的宋史、明史书呢？近代社会以前，倾注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不遗余力地编修外国史书，恐怕朝鲜王朝是独一无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值得仔细探讨。
其一，宋、明史书大多是英祖时期及其以后所编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正如前几章中已经论及，朝鲜尊周思明理念在不同时期有各种不相同的表现。孝宗谋求北伐，肃宗志在崇祀，英祖除继续弘扬崇祀外，开始注意编修明史书籍，照顾明遗民后孙、朝鲜忠烈后裔之生活。正祖将其发扬光大，修史及顾恤明遗民后裔达至登峰时期。故而从朝鲜思明尊周历程之发展看来，在英祖之前，修史并非其主要关注的对象，因为尊周的内容并不以修史为主。而英祖时期，崇祀明朝皇帝之坛庙已经健全，而他本人又觉得当时朝鲜人对明史缺乏了解，更担心朝鲜在清朝的“德化”政策的感化下，会忘记明朝对朝鲜所赋予的永世不能忘记的恩情，故而倾注极大的精力倡导编修明史。
英祖时常感叹“大抵东人于皇朝事昧然甚矣”。他倡导修史以求使朝鲜儒士不忘明朝恩德，曾撰文道：“一隅海东，大明犹照，今因复修《皇明通纪》，纂辑《皇明通鉴》，微忱万倍。今月何月，命读正史，予怀益切，借名记怀，因拜手饮涕而录。”[6]修史以“借名记怀”，正是英祖编修明史的重要原因。《皇明通纪辑要》编成后，英祖甚为高兴，他感叹道：“昔未知者今知，昔未觉者今觉。”[7]内心大慰。正祖命编《尊周汇编》，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亦是担心“岁月寝远，文献亡佚，予惧士大夫或忽焉而忘尔”[8]，故而命儒臣编修《尊周汇编》，使朝鲜历代国王尊周大业能够传之后世。
国王命编史书固然与尊周有关，担心国人忘记明史，忘记明朝恩德。私家修史，亦顾及此点。洪奭周（1774—1842）编修《续史略》，即有感于朝鲜人对明史茫然无知，故下定决心续撰其父所编史稿，完成其遗志。《史略》乃宋末元初人曾先之所编的《十八史略》，是明清以及当时的朝鲜、日本人阅读中国史最为常用的史书，迄今在日本、韩国依然享负盛名，被誉为汉学经典[9]。洪奭周即想编辑《续史略》以继之，他在序中对此意图讲得相当具体：(https://www.daowen.com)
今去皇明之亡百有六十年矣，吾东方特海隅一属国耳，而其民尚服皇明之衣冠，士大夫尚书皇明之年号，朝廷之上尚遵皇明之礼乐典章。至于坛壝以享之，弦歌以诵之，百余年如一日。非皇明之德之盛，何以及此！而我国家礼义之惇，亦可以求有耀于万世矣。然而我国之于皇明，若是其近也，若是其不忘也，而问皇明之事于我国之士，虽号为博雅者，或茫然而不能对，顾反不能如汉、唐、宋之详，是独非学士大夫之耻哉！今之学者，幼少时必读江贽《通鉴》、曾先之《史略》。《通鉴》终于五季，《史略》终于元。夫幼而不习，则长而易忘，宜今人之不能详于皇明也。奭周生六年，受曾氏书。再周岁而毕，家大人手钞皇明史，为《续史略》以教之。其书凡一卷，其文约，其事核，其体裁实仿曾氏书，而其去取与夺必本于《春秋》《纲目》之义。奭周受而读之，二十有八年矣。每与人谈皇明事，幸而不至于茫然不能对者，是书之力也。尝窃以为孔子大圣也，然其作《春秋》，其事则悉因鲁史之旧文而已。至尊正统，攘夷狄，明大义于天下，则独出于圣人之权衡，而非旧史之所能与也。今是书之纪事也，亦因清人所谓三编纲目而损益之而已。然近世为明史者屡十家，皆迄于崇祯而止，独是书特揭弘光、隆武、永历之号，以续崇祯之后，此非所谓尊正统、攘夷狄、明大义于天下者乎？今天下胥而为戎狄，虽有是书不能广也，然不能广于天下而广之于吾东方一国之内，则吾东方之意，岂不益有耀于万世哉！[10]
可见，《续史略》乃洪奭周完成其父未竟之书。他编此书的目的就是要给朝鲜士人，提供一本类似曾先之《十八史略》一般的史书读物，以便幼童就可以阅读，从而更好地掌握明朝历史。由上可知，编明史书，以便能让人更好地掌握明朝历史，从而不忘明朝恩德，成为朝鲜编修明史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不忘明史，实关涉春秋义理，使人不忘明朝对朝鲜的恩德，从而使尊周思明的正统观深入人心。
其二，修《明史》等史书，意在采春秋笔法，明中华正统。对朝鲜所编修的中国史书来说，重要的不是其内容，而是其春秋义理与春秋笔法。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有凡例，主要讨论史书的义例，即春秋笔法问题。如池光翰《池氏鸿史》，全书三十四卷，乃自盘古到明朝历代帝王将相、名人传记，华夷观、正统观是其首要注重之原则，《凡例》具体讨论了关涉华夷观、正统论的相关条目，如：
一，帝王统纪末附后妃、嫔嫱、公子、王孙；一，正统之末附僭乱，如秦之胜、广，汉之新莽，唐之藩镇；一，胡元从《鲁史》例，东儒议书正统；一，历代事实尤详于兴废之本，永促之机，断以先儒正论；一，依朱子《纲目》例，僭伪之国，连书正统之下……[11]
可见诸多条款，款款皆关涉正统，坚持华夷正统观成为史书核心。
而尊周类史书，义理更是至高无上的准则。李泰寿、李寿颐师徒编修的《尊周录》，目的就是“欲使国家永有辞于天下万世”，分内、外两篇，内篇谈义理，外编谈事业。内篇五卷，其内容：
一是奉朔终始，上自威化回军，下至当宁，记崇祯之事。二是再造鸿恩，乃昭雪先诬，光复土宇。三是斥和，首之以光海妃柳氏疏，继之以诸贤之言与行。四是薪胆大义，仁庙亲征，孝庙独对事，肃庙大报坛，当宁《皇坛仪序》。五是思汉歌咏，前后志士之讴吟。外编立大志、明大义、和朝廷、均赋役、练士卒、修城池、八路制置等事也。[12]
其所列五条皆关涉尊周思明史事，没有无关之事，目的显而易见。
其三，所有的史书皆奉行崇祯和永历正朔。奉正朔，正是有关义理的重要标志。在朝鲜所编的史书中，凡与明史有关的，莫不奉行明朝正朔，摈弃清朝正朔。即便不用崇祯、永历纪年，也会以干支纪年代替。如《小华外史》凡例曰：“虔奉正朔，乃此书之开卷第一义也。故大书皇朝年号之下，分注我朝几年，此所以不与王鲁而同其例也。”[13]又曰：“永历壬寅以后，只书太岁干支。干支之下，分注我朝几年，以寓书甲子之例，而亦出如事存之意也。”[14]
对南明三帝史实处理，成为当时朝鲜判别是否坚持义理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准。[15]李玄锡《明史纲目》，是当时编修的相当重要的明史书，以朱子《通鉴纲目》为标准，编辑纲目体史书。虽然其以春秋义理为首要原则，但因为其书把南明史实列入附录，未置于正编，故而屡屡受到批评。南有容著《明书正纲》，以求改正之，他批评李玄锡说：
近世李氏（李玄锡）《纲目》（《明史纲目》），又自附紫阳义例，而纪年止于崇祯，弘光以降附见编外，下同僭国。虽其载事之详，用心之勤，大纲不正，曷足以为史！是书所为作，特正其纲焉耳。至众目之分注者，悉从诸家，芟烦就约，黜伪存信，以私便考阅而已。[16]
就因为未将南明三帝列入正篇，不但受人非议，而且史书亦遭人改写。故而朝鲜史家对此莫不谨慎处之。不少史书专论南明史，即便论清史之书，亦对南明史极为关注，即如申应朝《清史提要》，首论其书法：“自乙酉弘光之元至永历辛丑凡十七年，尊皇统而退清纪，大书之，分注之，使天下之统有系，其为义甚严，此所谓书法也。”[17]《清史提要》强调之书法就是突出南明正统。用南明正朔，弃清朝纪年，从而凸显南明的地位与历史，使得朝鲜所坚持之春秋义理思想得以充分体现。正祖为王世子时，特编《明纪提挈》，著录弘光、隆武、永历三皇之纪，“以续春秋大一统之义”[18]。而成海应鉴于张廷玉《明史》未把南明三帝列入本纪，特撰《南明书拟稿》以驳之[19]。由此可见，对南明史的处理已成为朝鲜判别史家是否坚持正统的一条决定性标准。而要谈义理观、正统观，必须检视对南明历史的看法，研究南明史，正统的标准，基本上在于是否用南明正朔，是否为南明三帝立纪。
可见，奉正朔、重南明、严华夷之例，成为朝鲜官私编修中国史书所奉行的共同标准。对当今研究者来说，朝鲜学者所编史书，其史料价值远不如其义理尊周理念上的价值。因为这些史书所采用的资料基本上是明清人作的史书，在内容上鲜有超出中国史书的。但处于那个时代，他们关注的问题，是透过修史来阐明其尊周思明的观念，而不求在历史问题上有所突破。下文拟择数种具代表性的史书加以探讨，通过这些具体的个案分析，对朝鲜的尊周思明问题以获得更为清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