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政府公文正朔之使用
南汉盟约签订以后，朝鲜王朝原则上公私皆应书清朝年号，用清正朔，但实际上士林函件几乎从不用清朝正朔，而政府公文在使用清朝正朔时亦颇有问题。崇祯十年（1637）二月签订盟约，“夏四月，行用崇德年号，乡邑则或书崇祯，或只书用丁丑年月日”[23]。可见朝鲜所用正朔至少有三种形式：遵行清朝正朔、使用崇祯年号、用干支纪年。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纪年方式。
政府间往来公文，朝臣上奏国王的奏疏一般都用清朝正朔，但仁祖、孝宗时期亦有不用者。清入关以后，即一改原来对朝鲜高压政策，而大加施恩，不仅放还朝鲜人质，而且一再减免朝鲜岁贡，仁祖渐渐对清有些好感。仁祖末年，对朝臣中不使用清年号者，往往给予惩处。仁祖十九年（崇德六年，1641年），光州牧使宋国泽、全罗兵使黄缉在仁祖诞日，上陈贺笺文，因未书崇德年号而被罢职。但并非一律如此，金尚善侄金光炫，即因为系重臣之后，而其父金尚容丙子之役时，死节于江都，故其“在外职所用文书只书六甲，不用崇德、顺治年号，虽疏札亦然”。仁祖却能容忍他，后来只是昭显世子崩后，金光炫因故触怒仁祖，仁祖方下教曰：“疏章之不书大清年号者，乃敢捧入，难免不察之失也。”其原因乃“常恶群臣之耻事清国者”[24]。但领中枢府事李敬舆，“丁丑以后，疏章簿书之间绝不书崇德年号”[25]。仁祖却照样倚重他。后来李敬舆政敌李烓，“以敬舆志在南朝，不书清国年号，告于清人，拘于沈阳者再”[26]。政敌之间借是否用清正朔加以倾轧。仁祖对不书清朝年号采取不同的态度，有时容忍倚重，有时加以惩处，反映出他矛盾的心态。他在晚年之所以“恶群臣之耻事清国者”，实际上并非他对清朝心悦诚服，而是因为南汉盟约是经他签订的，耻事清朝，即是对他降服清朝的嘲讽，故为维护自尊，而采取了惩处朝臣之策。以后的朝鲜国王看不出有仁祖这样的矛盾心态。
孝宗时，一度倚重宋时烈，对于清朝年号，宋时烈“至于公事间文字亦有不肯用者”，孝宗亦加以默许[27]。考虑到宋时烈的特殊情况，孝宗给他的教旨亦不用清朝年号，宋时烈自己就说：“孝庙密旨分付，使于贱臣，勿用彼人年号。日者赵承旨持谦启辞明言之矣。然而时辈为政院官，则所下贱臣文字必书伪号，其意未可知也。”[28]宋时烈以为孝宗给其教旨不用清年号，承政院所给文书反而书清年号，甚觉不解。可见，在官方文书中不书清朝年号者，皆是坚定的反清人士，他们把年号作为春秋大义的象征，而且亦能得到国王的体谅和尊重。
朝鲜科举发榜时一律要书清朝年号。肃宗六年（康熙十九年，1680年），肃宗亲自举行儒生科举考试，黄玧及第，其父黄一皓曾因通明被清朝处死，遂请勿书康熙年号于红牌，“以伸至痛”[29]。此请当然未获允，可见他把不书清朝年号看成是复仇的一种手段。不过，英祖四十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特为忠良后孙、明遗民后孙设立的忠良科，则特令不用清朝年号[30]。可见，科举有特例，不书清年号亦有特例。
朝鲜国王个人画像不用清正朔。肃宗三十九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肃宗画像成，都提调李颐命以为当有尊号、某王御真，纪年当用明朝年号，肃宗赞成其议，批曰：“当以崇祯纪元后几年书之。”[31]这表明国王从个人的心态上看亦是认同明朝正朔的。(https://www.daowen.com)
在与日本交邻外交中，正朔问题亦存在。明清更替之际，朝鲜与日本往来文书中一直用明朝正朔，在臣服清朝相当长的时期也一直用崇祯年号，而不愿改用清朝年号。“日本书契则丁丑之后，犹书崇祯年号，盖讳出城之举也。”[32]南汉盟约之后，朝鲜对日本一直书崇祯年号，讳其降于清朝，但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依然故我。朝鲜朝臣担心日本人诘问，遂商议改用干支，不用年号[33]。仁祖二十三年（顺治二年，1645年）备边司启曰：
今此年号事机甚重，不可不详审而处之。今闻东莱府私报本司之书，则馆倭初见书契无号，乃言：“何不书弘光［南京年号］耶？”译官答曰“中原未颁正朔，故不得书年号”云。则唯唯而去。藤差之来，亦无致诘之端，彼非不知此间实状，而尚无疑问之言，又从而提起弘光年号，不无深意。今若无端改书清国年号，则恐不免一番诘问，姑以旧式书送，待彼自闻中原大定，然后从实言之。书送清号，似为有渐而无遽，其于弥缝之策，亦涉顺便。[34]
仁祖批准此议。当时明朝已经灭亡，弘光立于南京，朝鲜在给日本文书中既不用弘光年号，又不得用崇祯年号，更不用清顺治年号，于是只用干支纪年方式。日本对马岛主曾问为何不用弘光纪年，朝鲜方面以中原未颁正朔为由搪塞，但并未向日本对马岛主解释其遵用正朔之事。两年后（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壬辰，对马岛主遣使朝鲜，庆尚道监司许积方“告以清国形势及我国方用顺治年号等事”，又言“朝鲜之于清国合用其年号”[35]。这样对马岛主方知朝鲜用清顺治年号，而朝鲜在解释时让人觉得清朝和朝鲜所用的并非统一的年号，而是各用其年号，言下之意，朝鲜不用清朝正朔，独遵明朝正朔。
可见，即便在朝鲜政府间，虽大体而言用清朝正朔，但书明朝年号情形亦不少，而朝鲜所用马牌则一直用天启年号。英祖六年（雍正八年，1730年）有济州人因风漂到清朝境内，清人发觉其马牌仍用天启年号，朝鲜王朝内部甚为紧张，因马牌系旧铸，故一直用明朝年号，于是朝鲜为免麻烦，商议改铸，但担心朝鲜使臣再使燕京时清人查问，朝鲜亦认识到：“一国之内，或用明正朔，或用清年号者，以彼人言之，似有执法之论矣。正朔重大，不为照管，恐不成说。”[36]朝鲜深知问题严重，于是商议应对措施。不过，英祖以为如果历书不用清正朔，清人责备还有道理，至于器物方面，不应苛求，“且彼亦知我之不忘皇明”[37]，应该会原谅。正如英祖所预料的，清朝最后并未追究。但此事足以使朝鲜警觉，因为不用清朝正朔，正表示对清朝的反叛，朝鲜当然有自知之明。正朔是一种象征，英祖在《御制忆昔年怀千万》中写道：“呜呼！须看大明年号此表，昨日拜敬奉意，且看日干支，追忆国初诞日，微忱千万云尔。呜呼，先癸酉，次乙亥，甲戌在中，岂曰孝！亦曰弟！俯仰斯世，此何人乎哉！”[38]所谓国初诞辰，癸酉、甲戌、乙亥，即李成桂立国之二年到四年时（洪武二十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1393—1395年），其时正是朝鲜与明朝确立宗藩关系的重要开始。但世事沧桑，朝鲜已成为清朝的藩国，而明朝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由纪年的不同，英祖感触世事的变化与华夷的改变。他实际上是把正朔与年号当作藩国对宗主国明朝尽忠的象征。
可见，在朝鲜官方文书中，虽然原则上一律得遵用清朝正朔，但不用者大有人在，上奏疏章中有不用者，与日本文书中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用，科举特科亦不用，或用明朝纪年，或用干支纪年，以表示朝鲜的反清尊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