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统庙之设立及其崇祀
朝宗岩石刻始于1684年，但大统庙的设立则要晚得多。1831年，九义士后裔原大报坛守直官王德一，与其从弟王德九移居朝宗岩，并建大统庙，把大统庙作为崇祀明太祖及九义士的场所，从而使朝宗岩正式加入崇祀明朝皇帝之列。
其实，李齐杜原想在朝宗岩建庙崇祀明神宗，宋时烈还致书李齐杜，以为既崇祀神宗，亦当崇祀崇祯帝，但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并未付诸行动。万东庙、大报坛等崇祀明朝皇帝的坛、庙出现后，使得朝宗岩建庙缺乏紧迫性和必要性。万东庙是权尚夏等人秉承其师宋时烈遗命而建成的，许格和白海明皆为贫寒处士，李齐杜亦只是一名地方官吏，他们不可能像宋时烈那样，将其未竟之志托付给门生后人，也未必有可托之人。其身后萧条，使朝宗岩不可能如华阳洞般，在创始人身殁之后依然能得以发展。1784年，判书黄景源建朝宗庵于此，以祀李齐杜和许格，这是对他们开创岩刻的一种肯定，也向崇祀明朝方向迈出了一步。虽然在随后的尊周思明历程中，朝宗岩总能吸引当时朝鲜儒林的注意，不少儒士专程游览，赋诗作文以志之。义理派大师李恒老一度试图建庙于此，但终究未能建成崇祀明朝皇帝的庙宇。
1831年，九义士后裔王德一、王德九兄弟择居于朝宗岩，并建大统庙，把这里终于变成又一个崇祀明朝皇帝的场所。《朝宗岩立庙文》曰：
昔在辛卯，济南王磐川先生自以遗臣后孙，慷慨有大节，每与吾人诸家，讲茅屋祭昭王之规，议桂林祠舜帝之礼，而叹之曰：“此可以行吾志矣！”遂独办物力于岩之下，为坛北面设帐及桌，岁以正月四日御极之辰，上祀我大明太祖高皇帝，而不援佗位者，以创业之所由起也。至若建号则曰大统行庙者，将以别于大报、万东，而实用温峤行庙之制也。又行庙之下，仍设诸遗臣神位而配享，则曰九义行祠者，亦本君臣祭祀同之义也。若其享祀仪节，一遵《皇明集礼》，靡不灿然，明备先生之志可谓笃矣。但行之几十年，所物财大绌，事力极窘，以至营建之费、粢盛之供，尚此未就，而先生又遽殁焉。呜呼痛哉！过此以往，遗民祀旧君之礼将阙矣，后孙享厥祖之事亦废矣，其果谁赖而终之欤？顾惟礼重事大，不敢不讲明绍述，而闻风起义，莫如我同志。故兹于京外遗臣子孙，佥位处兹，有发文求财之举。然所以如此者，无佗，欲其一心力，合物财，期于立庙阁，置享田之地而后已。[56]
以上这段史料并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可以说明以下几点：首先，大统庙崇祀以太祖为中心，祭祀只是明太祖。与大报坛、万东庙不同的是，祭祀的明朝皇帝既不是明神宗，也不是明毅宗。大报坛设立之初只崇祀明神宗，英祖经过多次与朝臣商议，才把太祖、神宗、毅宗三皇并祀，英祖要求并祀太祖，遇到的阻力最大。万东庙则只是崇祀神宗、毅宗，不崇祀太祖，都是为了报答壬辰再造藩邦恩情。但大统行庙则只祀明太祖，意在“上祀我太祖高皇帝，而不援佗位者，以创业之所由起也”[57]，意在突出明太祖创始之功与明朝正统地位。祭祀时间以每年正月初四日，乃太祖御极之辰，意在突出太祖之创业开国之勋业。其崇祀的出发点与其他二处完全不同，旨在强调太祖的作用。其祭祀意图则如斯阐述：
天地生民以来，莫有盛于孔子。孔子之功，莫有大于《春秋》。《春秋》之义，莫有重于大一统。自汉以至唐、宋，虽未纯行王政一统之法，绵绵犹存。及元灭宋，其书虽存，其法沦焉。惟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大定中国，驱逐胡元，制礼作乐，昭揭经义，颁大统之历，明春秋之法，至于崇祯。天方艰难，夷虏入关，华夏髦首，于是乎先王文物惟存于海外青丘，国有大报，州有万东，义伐之计归于庙食，而使我遗臣子孙世禄皇壝，而不见虏使者，不用虏年号者，尚其存人纪之大防，而世其罔仆之义烈也。东国士民之起感于朝宗里，名磨厓伐石，曰《春秋》一脉，寄在天地间云尔，则华人之所称小中华者，于斯微矣。顾我遗民保全冠裳于中州腥膻之外，枕戈寝苫于小华岩谷之中，沧桑百年，飘零五叶，讲明万世必报之意，固宋内夏外夷之法，则何可不行？……谨按苍梧之舜庙及会稽之禹庙，与夫华阳皇庙之仪，而用温乔行庙之例，设帐屋于朝宗岩之地，以特祀我高皇帝。[58]
可见，独祀明太祖意在遵循春秋大义、明大一统之法。在他们看来，只有明太祖建立明朝，才恢复了沦丧于元朝的春秋义理，正因为明太祖恢复了中华大统，故特祀之以示尊崇。可见，其崇祀明太祖乃出于《春秋》正统义理观，与万东庙、大报坛之感恩为主，出发点决然不同。同时，正朔只用永历，而不用崇祯。因为在遗民后裔看来，太祖为明朝开国之主，而永历为明朝亡国之君，只有在永历被弑后，才能说明朝的天下已经消亡。故而大统庙的崇祀，主要意图为强调明朝正统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朝鲜以前那种尊周思明热情已有所改变，虽然还没有完全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对清朝也没有以前的反感了。而明遗民后裔竟再建造大统庙，再次凸显中华正统，强化与明朝的关系。
其次，大统庙最初是由王德一、王德九独自承担其祭祀的。王氏兄弟死后，遂由九义士后代共同承担此祭祀之事。最初祭祀的对象为明太祖及九义士，设庙于此，并置九义行祠，九义士后裔祭九义士，某种意义上有家祭之特色。而以九义士陪祀明太祖，从而突出九义士的明朝遗民身份。在此之前，并无崇祀九义士之场所，对九义士的崇祀，显示出九义士在朝鲜尊周思明历史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明遗民后裔在朝鲜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同时说明历经数代上百年后，依然保持并强化明遗民后裔身份，而且有所加强，在朝鲜思明历程中找寻着特定位置。而对明遗民的崇祀不只是遗民后裔进行，亦得到当时儒林的肯定。文敬公任宪晦即引金平默之书曰：
今欲大义之表章者有四：其一，朝宗岩大统行庙之荐，事体与大报坛、万东庙无异，当画给田民，使之供粢盛而严守护也；其二，九义士忠义如彼其卓绝，当施不祧之典。又于朝宗私荐之外，立祠宣额，并享胡翰林，以致崇报之礼；其三，盘川、沧海学行志节，不可泯没，特赐褒赠之典；其四，王人之东来者不可贱待，其入于仕籍者，随其才学，无官不拟，一与东国士夫无毫发差殊。都监、汉旅之垢蔑，一齐改正。盖此四事皆非可已而得己者，而待王人一节尤甚大者，曾谓以小中华、知尊周之义而乃尔耶？诚不可使闻于天下后世也。[59](https://www.daowen.com)
可见，大统庙建成后，得到朝鲜儒林普遍关注，他们大加肯定，认为当划给田民，供其崇祀，并对崇祀九义士表示支持，建议褒奖创始人王德一、王德九兄弟，借此提高遗民后裔的待遇，以伸张朝鲜尊周之义。
祭祀仪式与礼节 大统庙的祭祀，纯粹是九义士后裔组成的民间祭祀行为，但其仪节皆依从《大明集礼》，不过从规模和程序来说，要比大报坛和万东庙祭祀简单得多。用四笾四豆，与万东庙同。大报坛则是用六笾六豆，因为大报坛为国王之祭祀，所以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时日 每年正月初四日，太祖创业登基之日。
斋戒 献者、诸执事散斋二日于所在沐浴更衣，饮酒不得至乱，食肉不得变味，不茹荤，不吊丧，不听乐，凡凶秽之事不得预，致斋一日于斋所静修，不得出入，专心想念祭所事务。应参诸人致斋一日，相同[60]。
献者、诸执事 初献者（一人）、亚献者（一人）、终献者（一人）、祝（一人）、尊仪（一人）、奉炉（一人）、奉香（一人）、奠币（一人）、进币（一人）、赞礼（三人），皆由遗民后裔担任，长者担任最为重要的职位。同时祭器、祭服、仪物皆有严格的规定，亦有祝版、迎神词、送神词等。虽然限于地位与财力，其祭祀不可能做得轰轰烈烈，但于礼节上则一丝不苟，庄重肃穆，以表示其作为明朝遗臣之诚心与敬意。
大统庙行祀三十余年以后，大院君掌权，朝宗岩大统庙与万东庙一并撤废，大院君被闵妃赶下台后，万东庙与朝宗岩大统庙之享祀一并恢复。此后，遂将明太祖、明神宗、明毅宗三皇同祀。
李氏王朝1910年被日本吞并，朝宗岩大统庙的崇祀依然得以持续，直到1934年，日本强行毁坏朝宗岩建筑，并禁止祭祀明朝皇帝。韩国光复后不久又恢复活动，1975年，京畿道将朝宗岩定为文化财产，1978年朝宗岩文献保存会成立，并筹建新的大统庙。1979年11月5日，举行上梁仪式，其上梁文曰：“嗟我朝宗之山，方续大明乾坤，倚彼皇庙之地，长存崇祯日月。”[61]依然宣称其承继了大明乾坤、崇祯日月，此时此际，当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一方面说明传统的影响，同时凸显其明遗民后裔的身份。遗民意识根深蒂固，成为这一群体的一种基本心态。同时是其小中华思想的继续，表明即便当今传统的中华体系已经消亡，但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中华观念依然长存于朝鲜人的心目中，成为其文化的基本要素。
1980年大统庙祭祀再得恢复，崇祀明太祖、神宗、毅宗三帝，西从享明末九义士、东从享韩国十先贤。所谓韩国十先贤则是清阴金尚宪先生、辽东伯金应河将军、花圃洪翼汉学士、林溪尹集学士、秋潭吴达济学士、孤松林庆业将军、尤庵宋时烈先生、梅竹轩李浣将军、华西李恒老先生、毅庵柳麟锡先生。他们都是朝鲜王朝历史上尊周思明义理思想的倡导者与维护者，以他们为陪祀对象，鲜明地凸显崇祀的意义。
综上所述，朝宗岩大统庙成为明遗民崇祀的中心地，其实历经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初，处士许格、郡守李齐杜因朝宗一名而深有感触，故于朝宗岩摹刻明朝皇帝御笔，并试图建庙，虽然庙未建成，但自此即引起了朝鲜王朝朝野上下的重视，并为万东庙、大报坛祭祀开其先兆。九义士后裔王德一、王德九首建大统行庙，最初祭祀的只有明太祖及九义士，并未及明神宗、毅宗，显示其祭祀重在宣扬大一统的正统观念。大院君裁撤其崇享，闵妃恢复时，遂同大报坛一样，并祀明太祖、神宗、毅宗三帝，并以明末九义士陪享。而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恢复的朝宗岩崇祀，除明朝三帝、九义士外，又增入韩国十先贤。此时此际，大统庙祭祀成为韩国唯一祭祀之场所，它既是朝鲜王朝崇祀明朝皇帝的延续，同时显示传统的义理精神得到当今韩国的肯定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