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坛由独祀神宗到三皇并祀
大报坛创设之初，经过了三次大讨论，而由独祀神宗到三皇并祀，亦经过了三次大的讨论，其难度甚至较初创设时更为困难。把崇祯与神宗一并祭祀，这过程似乎并不太难，但当英祖提出要一道崇祀太祖时，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英祖由疾言厉色到痛哭流涕，都无济于事。英祖无奈，只得搬出肃宗《御制隆武堂》二绝，方才说服诸臣。从这一过程中可以体味英祖思明感恩之坚定与崇祀明朝三帝之决心。
英祖二十五年（1749）三月初一日，应教黄景源报告《明史》记载崇祯十年（1637），崇祯帝获悉朝鲜仁祖被皇太极围困于南汉山城之消息，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明史》原文如次：
（崇祯）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亲征朝鲜，责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溃，朝鲜告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三月，洪范奏官兵出海。越数日，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世子被擒，国王出降，今大治舟舰来攻皮岛、铁山，其锋甚锐。宜急敕沈世魁、陈洪范二镇臣，以坚守皮岛为第一义。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切责之。亡何，皮岛并为大清兵所破，朝鲜遂绝。[89]
《明史·朝鲜传》雍正年间即先颁行朝鲜，乾隆初年《明史》刊行后再颁行朝鲜。肃宗建大报坛时，《明史》尚未完稿，故而不悉此事。而英祖二十五年（1749，乾隆十四年）应教黄景源遂以此事上告英祖。他以为如果南汉山城数月不下，陈洪范部队必至城下，崇祯帝不责备朝鲜不能守城，反而责备陈洪范援救不力，以为“出师之恩，毅宗、神宗何间……其悯念属国之恩，未有如我毅宗者也”。于是他提出“皇坛不祀毅宗，臣窃伤之”[90]。英祖马上表示同意，并说如果肃宗建坛之时，看到《明史》记载，必将崇祯帝一并崇祀的。
三月初二日，也就是第二天，英祖正式与朝臣商讨。与肃宗第一次讨论设立大报坛情况一样，反对意见居多，诸臣以为大报坛原只为神宗皇帝而设，朝鲜世受明朝之恩，“今皇朝沦亡，虽自高皇帝祀之，岂曰尽伸情礼。而神宗竭天下之力，再造垂亡之国，此实载籍以来所未有之恩，故盖只为神皇设坛而不并祀毅皇也”[91]。崇祯之救援与万历再造之恩有轻重厚薄的不同。金若鲁曰：“事固有异，神宗动天下之兵，再造东国，毅宗出师旋撤，德意不无轻重。”对此英祖不以为然，批评道：
臣与子以受恩厚薄事君父，焉用臣子哉！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毅宗德意，无异神皇。甲申以后，一未受祀典，一间祭昭王者，岂不在于青丘乎？[92]
英祖坚持要崇祀崇祯帝，第一次讨论不了了之。十余日后，三月壬戌，再次讨论崇祀崇祯帝之事，如同肃宗第二次的情况一样，经过十余日的酝酿，反对意见竟销声匿迹。朝臣一致同意大报坛同祀神宗、毅宗，咨议宋明钦进而曰：“毅皇国亡君死之正，载籍所未有，推此一节，足以血食于无穷。”对于朝臣皆能理解并支持崇祀崇祯帝，英祖非常欣慰地说：“佥议询同，呜呼！报我毅宗，其将有日。瞻仰皇坛，涕泣沾襟。”[93]当即指令改造大报坛，设立崇祯帝的祭祀神位。
崇祀崇祯帝的事情很顺利，但英祖思来想去，认为只祀神宗、毅宗，还不足以完全表达其崇报之意。十天后（辛未），英祖再召朝臣议论崇祀之事。一开始，英祖就表明心意：
予于无寐之夜，静以思之，皇坛之只享二皇，不无怵惕之心，神宗陟降，将谓斯何？中州腥膻，而青丘独存，此正志士痛泣处也。三皇一坛事体恰当，卿等之意如何？高皇以“朝鲜”二字锡我国号，其恩其义，岂忍忘耶？！[94]
提出不但要崇祀神宗、崇祯二帝，还要崇祀明太祖，因为太祖有赐国号的“大造之恩”。朝臣竟一致强烈反对。理由有二：其一，大报坛崇祀神宗，是报“壬辰之恩”；崇祀毅宗，是“报丙子之事”。太祖并无此类出兵拯救朝鲜之恩，故“并祀高皇则于礼终有所重难”，于“大报”之本义不符。且并祭太祖，于礼仪上近于渎，三帝时间上相差太大，礼节上亦不知如何处置。其二，大报坛最初祭祀明神宗，后以《明史》出，再推及毅宗，皆因其有出兵拯救之举，故“比附而祀”。现再以“大造”之恩推及明太祖，破坏了以前的意图，且由此毫无原则的推及，“恐无限节”，故不宜轻议同祀太祖。
面对朝臣坚决反对，英祖痛哭流涕，一再说：“高皇有‘大造’之恩，神皇有‘再造’之恩，忘其大本，似为未安。”[95]而且认为只祀二皇，还不如不祀！但朝臣毫不退让。自午时议至申时，讨论了三个时辰，仍无有结论。延至深夜，英祖无法说服诸臣，遂命少退。
二更时分，英祖再于集瑞门召集大臣商议。他改变策略，他令大臣读肃宗《隆武堂》二绝。其一曰：
高皇锡我朝鲜号，祸惨龙蛇孰再造。(https://www.daowen.com)
侯度恪勤三百年，如天圣德若何报。
其二曰：
忍道孤城月晕年，自兹不得更朝天。
痛哉申年已周六，故国无人荐豆笾。
大臣读完诗后，英祖拱手，俯伏流涕许久，方解释道：
予不忠不孝人也，诸臣亦非矣。先朝御制中“报”字，即大报之义；“笾豆”即享祀之意。御制予未记忆，使儒臣读之，然后始识昔年圣意，此予不孝也。高皇帝、神皇帝功德恩义，有所较量于筵中，思之凛然，此予不忠也。今日诸臣以并祀高皇于大报坛，谓甚未稳，忘却三百年皇朝之恩，岂不非乎？吾意已定！[96]
见到英祖搬出肃宗之诗，并表明其意已定，原持反对意见的朝臣也只得转变态度。原来反对最烈的金在鲁首先表态：“先朝御制既有‘报’字之意，在圣上继述之道，当决意行之。”李显命亦曰：“圣教四字，臣罪万死，上意既定，臣何敢复言！”[97]经过这么一场激烈的争辩，三皇并祀之事方才定夺下来。
随之，英祖觉得只有皇帝而无从祀大臣，“一隅青丘，大明犹存，而寂寥北苑，一年一度之祭，有君无臣，心常嗟惜。”认为“皇坛无一臣从焉，皇灵岂不怅然乎”[98]！与诸臣商量后，即以明朝开国功臣中山武宁王徐达、壬辰战争时明朝总兵宁远伯李如松和以身殉明的文贞公范景文从享大报坛。既已定下三皇共祀，大原则得以确立，余下细节就好办理了。
诸臣最后妥协，英祖终于完结心愿，于是亲写坛图，下其制，以一坛分三坛。英祖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大报坛改修完成，英祖首次举行三位皇帝祭祀。大报坛由独祀神宗而变成三皇并祀，意义甚大，原先崇祀之含义更加得以发扬，具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如果说肃宗设立大报坛时，重在对壬辰再造之恩的报答，而英祖将其扩大，其崇祀对象由一帝而成三帝，虽然报恩之意仍在，但更重要的在于表明朝鲜与整个明朝的关系，而并非只是局限于感恩。在朝鲜看来，清朝以野蛮人的姿态跃居中原之首，击碎了朝鲜原本所认同的以明朝为化身的中华世界体系的正统观，同时威胁着朝鲜本身的文化认同，伴随着对朝鲜王权权威性的一种焦虑，是对其一贯认同的儒家正统观的极大打击，故而，朝鲜总想方设法加强与明朝的联系，从而强化其自身的文化与正统性[99]。这也是英祖强调要崇祀明太祖的重要原因，这样大报坛就不只是三位皇帝的祭坛，而是代表整个明朝，是朝鲜强化正统的重要场所。英祖自言：“孔子曰：罪我者，其《春秋》；知我者，其《春秋》。予以为知予滥予，皆在此举也。中华祀太祖于历代帝王庙，陟降之灵，其肯歆飨乎？今日坛祀可续皇明已绝之香火矣。”[100]正祖亦言：
我东以蕞尔鲽域，粗知礼义之方，世有中华之称，而今则人心渐至狃安，大义转益湮晦。北走之皮币，看作常事，不以为耻。思之及此，宁不心寒！汉官威仪，不可复睹；神州腥膻，不可复扫。惟此北苑尺坛，略寓执壤之诚。大明日月，祇照一区之邦，庶可以有辞于后世。矧当此年，仰惟孝庙未就之志事，不胜慷慨激昂也。[101]
把大报坛作为儒家礼义之象征，大义之寄托。企图以大报坛祭祀唤起人们对明朝的思念，对华夷大义之执着，大报坛成为朝鲜确保和弘扬中华正统的象征。纯祖亦言：“吾邦之有大报坛，即天下列国之所无也，可以永有辞于千百代矣。”[102]大报坛设立之初，就有表示正统的象征意义，三皇并祀之后，这种正统意义就更加强化。这也是历代朝鲜国王重视大报坛祭祀的内在深层的原因。
其二，申朝鲜尊周之诚。尊周思明通过大报坛崇祀，从此制度化、经常化了，崇祀三皇的意义较之崇祀一帝要大得多，崇祀一帝可谓一帝一事，而三皇实际上代表的是整个明朝，这样象征意义更大，也更加体现出朝鲜尊明尊周思想。由一帝而三帝，大报坛崇祀实现了质的飞跃，而礼义上带来的变化亦有不同，下面略论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