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鲜国王与使臣的优礼
清朝在严格控制出使朝鲜使臣的同时，对于朝鲜前来的燕行使则给予少有的优礼。在中韩交往的历史上，清朝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朝鲜使臣从未接受过如此优礼，而清朝皇帝对朝鲜国王的优礼亦是少有的。这些都是清朝德化政策的体现。
有明一代，对待朝鲜的朝天使是愈到后期控制愈严格。明朝初年，朝鲜使臣较之其他国使臣有较多的自由，可自由出入馆舍。《稗官杂记》载：“本国陪臣到燕，旧无防禁。”但嘉靖年间礼部主客郎中孙有仁发现朝鲜使臣购得《大明一统志》等书，认为外国人不能购买这类书籍，“因闭馆门，俾本国人一切不得出入，遂成故事”。嘉靖甲午（1534），朝鲜中宗国王派礼曹判书苏世让出使明朝，要求礼部开放门禁，便其出入。明朝遂改变门禁制度，以五日一次，朝鲜正使及书状官可出馆游观，而其他人还是不得出馆。但一两年后，凡一行人员，只往来馆门之外，而其稍远之处，则虽公事，必有票帖，方许出去，其后门禁愈来愈严厉[90]。以后朝鲜使臣之门禁时严时宽，总体而言，没有根本的变化。清朝对待朝鲜使臣控制则完全相反，入关前，对朝鲜使节控制甚严，而入关后，则使臣行动相当自由，几无任何限制。
朝鲜使臣出使清朝，原来为每年四次，顺治入关后，顾念朝鲜出使清朝路费，顺治二年（1645）遂将每年四次并为一次。或为三节年贡使，或为冬至使。而进贺、陈慰、进香、谢恩、奏请、陈奏、告讣、问安等临时差遣，则不时发送，称为别使。另外还有每年领取皇历的历咨[91]。清朝对朝鲜的优礼是全方位的，对朝鲜派遣使节出使亦加顾及。顺治六年（1649）正月，顺治帝专就朝鲜使臣发布相关诏令，以顾恤朝鲜使臣，其曰：“朝鲜一年一朝，原定阁臣一员、尚书一员、书状官一员，共三员代觐，今念尔国阁臣、尚书垂白衰老者颇多，且道路遥远，此后或阁臣、尚书一员，侍郎一员，令其代觐，书状官仍旧。”[92]因顾恤朝鲜使臣年老体衰，而减少朝鲜使臣出使人员。由此可见，清朝对朝鲜之顾恤是细致入微的。原来冬至、圣节、岁币三次大的出使清廷活动，顺治年间规定，把这三次大的出使活动（冬至、圣节、岁币三行）并为一行，名曰冬至使，每年一遣。其他的谢恩、奏请、进贡等名目随事差遣。使节则冬至使以正二品、副使正三品，谢恩使以正一品、副使以从二品担任[93]。将三次最主要的使行合而为一，意在简化朝鲜的出使差事，为朝鲜省却许多麻烦，使朝鲜尽量不因出使之事而加重负担。
就门禁而言，清入关前控制甚严，入关后相当宽松，康熙以后门禁形同虚设。朝鲜使臣可任意出入馆舍，使臣带来的子弟亦可以任意游观[94]。燕行使洪大容对门禁有过详细的论述，不妨录之如次：
贡使入燕，自皇明时已有门禁，不得擅出游观，为使者呈文以请，或许之，终不能无间也。清主中国以来，弭兵属耳，恫疑未已，禁之益严。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谓东房不足忧，禁防少解，然游观犹托汲水行，无敢公然出入也。数十年以来，升平已久，法令渐疏，出入者几无间也。但贡使之子弟从者，每耽于游观，多不择禁地，衙门诸官虑其生事，持其法而操纵之，则为子弟者倚父兄之势，呵叱诸译，以开出入之路。诸译内逼子弟之怒，外惧衙门之威，不得已以公用银货行赂于衙门，以此贡使之率子弟行者，诸译心忌畏之如敌仇，凡系游观，务为秘讳，如山僧厌客而匿其名胜也。[95]
由此可见，康熙末年以后，对于朝鲜使臣门禁几乎没有。使臣可任意出入，随意交往，随意游观。更有甚者，使臣所带去的子弟前往，这些衙内子弟往往不择禁地，哪儿都敢去，以致朝鲜随行译员，怕其惹是生非，若有游观之事，故意不告知他们。其实，以洪大容本人而言，他就是一个随行人员，“自身无职，欲一见中国，随季父贡使之行而来”[96]。但他在北京期间，没有任何限制，随意去外边游玩，行动相当自由。洪大容与同去的平仲在琉璃厂邂逅浙江秀才严诚和潘庭筠。初次见面，双方相谈甚欢，以后又多次互访。在京交往达月余，书函往来不绝，互赠礼物，竟成为朋友。正因为清朝大开门禁，对朝鲜使臣相当宽松，朝鲜使行人员方可四处游观，甚至与清朝儒士私下往来而不受限制。这种自由是出使明代的朝天使[97]从未有过的，也是朝天使无法想象的。
康熙末年以后，朝鲜使臣就无门禁，而随行人员又甚多，没有定额限制，往往自一百七八十名到三百名不等，既无门禁，又无管束，故有惹是生非者。为了避免这类事情发生，道光十六年（1836），礼部奏请设立门禁，使各专其责。规定使行人员来到后，由朝鲜正使委派一名人员负责处理人员出馆之事，将出馆的理由、人数及出入时间写下，交由书状官监督，发腰牌。由大通官按册在馆稽查[98]。虽设门禁，但管理和督促都由朝鲜使行人员负责，清朝官员并不参与。四夷馆只是监督而已，并不真正参与其事。显然设立门禁之意不在限制朝鲜使行人员的行动自由，而是督促朝鲜使臣加强对自身人员的管理，免得他们生事。
尽量减少朝鲜使行负担，让其选任较年轻的官员出使，给前来北京的燕行使以行动上的自由，开放门禁，这些固然是优礼措施，而更为明显的事例则是清朝皇帝对使节的优礼。清朝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又是历史上鲜见的。康熙十七年（1678），“三藩之乱”尚处于相持阶段时，因为几年间，清朝见朝鲜并未乘机反清，故当冬至使瀛昌君李沉等到北京时，即对其加以优礼。还令改造朝鲜使臣下榻的玉河馆，送还两起方物，使行在馆时，令左右厨房备供馈，“皆前例所未有也”[99]。从关心朝鲜使臣的生活开始，给予特别照顾。自此以后，清朝对朝鲜使臣之优礼屡见不鲜。甚至以后，朝鲜在上奏中出现过失，亦予包容[100]，以示优礼。朝鲜漂流人漂到了清朝，康熙帝甚至亲自接见慰抚，并厚资奉送归国[101]。康熙四十三年（肃宗二十九年，1704），也就是明亡周甲肃宗议修大报坛之年，康熙帝手书“藩封世守，柔远恪恭”八字条幅给朝鲜[102]。亲赐御书条幅给朝鲜，明朝皇帝从未有过此类恩赐。由于康熙特别顾恤朝鲜，屡屡赐以特恩，以致被称为“朝鲜皇帝”[103]。(https://www.daowen.com)
乾隆帝对朝鲜国王与使臣的优礼，更可谓亘绝千古。乾隆八年（1743）九月，朝鲜使臣表贡方物，先令礼部按例赐宴。随后，乾隆亲自接见。次日，乾隆帝在崇政殿赐宴给诸王、大臣，特令朝鲜使臣“亦着与宴”，朝鲜使臣“以外藩陪臣，得厕朝臣之末”，实系乾隆“格外殊恩”[104]。自此开皇帝赐宴朝鲜使臣之例，以后屡有这类“殊恩”，令朝鲜使臣受宠若惊。而乾隆每每施恩朝鲜之时，总是会提醒朝鲜其乃格外殊恩。乾隆一生喜欢巡游，多次到辽东。每次巡幸辽东，朝鲜都派使臣前往问安。乾隆八年（1743）、十九年（1754）、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等多次巡幸盛京，恭谒祖陵，朝鲜都修朝贡之礼，令乾隆十分高兴。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行前已敕告朝鲜不必遣使朝贺，朝鲜还是早早地派使臣先到盛京迎驾。乾隆大为高兴，御书匾额“东藩济美”以赐朝鲜[105]。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再次巡视盛京，朝鲜使臣早于七月就来到了盛京迎驾请安，乾隆十分高兴，特赐朝鲜国王诗曰：
迎銮祝寿陪臣价，按辔跸途赐谒温。
问悉国中逢稔岁，夙知海外得贤藩。
习经史地心无贰，遵礼义邦教有源。
慎守封疆抚黎庶，万斯年永受朝恩。[106]
以天朝皇帝赐诗予藩国国王，这在历史上亦是不多见的。
朝鲜使臣对于乾隆优礼之事，归国之时，莫不详细禀报国王。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至兼谢恩正使郑存谦、副使洪良浩受到乾隆特恩。先是乾隆接见时，令朝鲜使臣坐于王公之下、百官之上，这在明朝时是不可想象的[107]。酒过三巡，礼部尚书遂将正使引至乾隆皇帝面前，乾隆与其寒暄，问其是否通汉语，能否作诗，并赐酒于他。清通官当即告知：“外国陪臣引至御榻，馈以御酒，今番恩数之隆异，前所未有，使臣宜一一归奏于本国。”[108]乾隆对朝鲜使臣之优礼由此可见一斑。而乾隆五十年（1785）和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七十大寿和八十大寿举行千叟宴，都令朝鲜派出年六十以上大臣前来参与，以藩国陪臣而得参与皇帝圣诞大宴，这不仅对朝鲜使臣，也是对朝鲜藩国一种莫大的荣誉。朝鲜使臣“与兹盛典，共沐光荣”，以示乾隆“嘉惠远邦，优礼耆年”之意[109]。正祖登基多年，没有子嗣，乾隆帝亲书‘福’字赐之，后正祖妃果产男，朝鲜派使臣谢恩曰：“今年元正，颁降‘福’字宸翰，国王感戴铭镂，日夕攒祝，果于六月十八日举男矣。”[110]接着朝鲜就请求将此子册封为世子，获准，令正祖感激无以名状，疏言：“小邦遍蒙皇上庇覆，涵濡之仁，前后异数，夐越千古。”[111]乾隆帝对朝鲜的优礼，真可谓亘古所无，从此清代中朝关系更加亲密。因此可以说，乾隆中期以后清代中朝关系由不和谐走向和谐，由不融洽走向融洽。以后的皇帝继续这种优礼政策，咸丰皇帝颁朝鲜国王御书匾额“海邦屏翰”[112]，显示朝鲜是清朝最为亲近的藩邦。
综上所述，清太宗将朝鲜变成清朝之藩邦，当时即定下了“以威胁之，不如以德怀之”的策略，从此开启了对朝鲜的德化政策。但清兵入关，鉴于朝鲜反清势力之强大，以及与明斗争的严酷，清对朝鲜只得以高压政策，拘世子为人质，严密监视，并镇压反清势力为主要手段，以使朝鲜履行藩邦义务。而入关以后，由于大局已定，清一方面大力塑造其正统形象，同时对朝鲜大加施恩，意在消除朝鲜长期所积聚的敌意，消融因丁卯、丙子两次战争带给朝鲜的创伤，收买朝鲜人心，令其真正心悦诚服。这是清朝德化政策的主要动机。至于效果如何，下节详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