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报坛之扩建
由独祀神宗到三皇并祀，大报坛自然要重修扩建。而相关崇祀礼节也有变化，礼节更为隆重，更重要的是处处围绕着尊周崇明来设计，象征含义更为明显。
（一）大报坛之变化
崇祀三皇议定后，英祖亲制其图，以一坛分三坛。但随后改修大报坛时，仍然是一坛，并非三坛，只是将其规模加以扩大。工曹判书赵观彬、礼曹判书李周镇和户曹判书朴文秀督责大报坛扩建工事，费时两旬即竣工。《大报坛重修后小识》曰：
粤在甲申冬，设坛禁苑。伊后己未春建神室，辛酉春制乐器，乙丑春营斋殿之由，俱悉于前小识中。而今因三皇并祀，恢拓坛壝，更增其高，厘正九级之制。而神座、神榻，一遵皇朝旧式，并为重修。建三间净室于坛东饼幔台之傍，而名曰奉室。[103]
大报坛原是仿社坛之制，高四尺，方阔二丈五尺。英祖重修时，将坛增高一尺为五尺，广增一丈四尺，为三丈九尺，纵增五尺为三丈。祭祀时则设三黄帐房，以安三帝神位。
黄帐房依《大明会典》图式，“即幄座之制”。上覆黄幄，加以长梁，横亘中屋脊，如屋制。幄之三面绕以黄帐，只开南向，又内隔二小帐，及坛之半。“略仿同堂异室之制”，中立二高柱，植于狮蹲之上，上缀隔帐以承长梁，幄上覆以油幕，幕上又覆以布幕，并撑以竹竿，引以麻索，钉于地上，使之得以加固。幄内设神榻，榻上设神座位。太祖位在西，神宗位在中，毅宗位在东，皆坐北向南[104]。三帝神位即安于黄帐房内，以“同堂异室之制”祭之。可见并非三坛，而是一坛三帐。其祭祀所设立的神位，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昭穆制度。昭穆制度是将祖先神位置于中央，而子孙牌位则按照左昭右穆的原则，分置两旁，而太祖神位永不改变，其他则按亲尽则迁的原则，存放于大殿的东西夹室。对于大报坛三帝位置如何摆放，英祖与大臣首先亦考虑了昭穆制度，但以太祖为中心也并不符合昭穆制度，因为太祖与神宗、崇祯二帝辈分相差太大，又不崇祀三帝以外的其他皇帝，故而昭穆制度不合适。于是最后决定用“同堂异室”之制，设黄帐房以置其神位，从而解决礼节上的难题[105]。大报坛虽为坛，但并不排斥庙制，可以说是坛制、庙制结合一起而成的。
除黄帐房外，尚有壝、宫墙、奉室等辅助建筑。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祖时将敬奉阁移于奉室西墙外。敬奉阁原在槐院（承文院）近处，乃仁祖以后珍藏明朝遗物之所。肃宗时将明朝所赐蟒衣、宝章及御制御笔、御画等藏于敬奉阁，英祖亲制《感皇恩编》，亦置于敬奉阁。敬奉阁与万东庙之焕章庵一样，成为朝鲜储存明朝遗物之所。正祖年间，因“院廨颓圯，岿然一阁在路傍，甚妨于观瞻”[106]，将其移置于大报坛西墙。阁在皇坛西边，“揭敬奉、钦奉两扁于阁之内外楣，皆英祖御笔也。安小柜于北壁，奉安《追感皇恩编》二卷，皇朝赐宝印本一件、太祖高皇帝御笔障子一、宣宗章皇帝御制御笔障子一、毅宗烈皇帝御笔御画障子各一，御笔刻板二”[107]。将敬奉阁移置于大报坛，就如同珍藏明朝遗物的博物馆，大报坛真正成为明朝的象征。
（二）崇祀之礼节及其象征意义
成海应曰：“坛享之初虽用祭天之礼，坛制仿社坛之故，仪式多从之。”[108]大报坛乃仿明朝祭天之礼，而其仪式又多类社坛。祭祀有一套严格的礼节，最初是参合明朝礼仪与朝鲜礼仪而成。肃宗时期，礼曹判书李颐命认为“杞宋犹用夏殷之礼，況我国之于皇朝乎”，即便《大明集礼》中有不合朝鲜风俗者，亦当从之。肃宗采纳其主张，认为：“斯礼也，即神宗皇帝平日耳目之所熟习，而亦尝用于宗庙丞尝者。”[109]故肃宗时期祭祀时就有意采用明朝礼仪。(https://www.daowen.com)
英祖对崇祀礼节相当慎重。有疑问之处，皆一一询问朝臣，力求使礼节中规中矩。最后，礼节规范皆依从《大明集礼》。祭祀用牲，或曰用黑牛，或曰用黄牛，赵明履以为：“明以火德，故当用骍牛，而骍为深黄色，黄近于骍，故用之以黄也。”[110]金在鲁赞同其议，于是祭祀时就用骍牛。肃宗定大报坛乐制。有鉴于中国古代天子用八佾舞，作为藩国的朝鲜则只用六佾舞，以示尊重。英祖十七年（1741），又亲制大报坛祭礼之乐器。大报坛祭祀原无乐器，只用山川祭乐器用于坛祀，英祖十七年三月大报坛祭祀时，先有蚕祭，山川乐器要先用于蚕祭，然后才可能施于大报坛，影响了大报坛的祭祀，于是就决定造大报坛乐器。九月即告成，以后大报坛祭祀就有专用乐器。
祭祀时间，定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乃崇祯皇帝自尽于煤山之祭日。对于这个日子，亦是经过多次讨论而定的。最初定在每年正月上旬，但礼曹判书闵镇厚认为：正月庙社大享及朝贺俱为相值，坛享恐难每每亲行，借二月东州狩之义，将以二月行之，亦有嫌于中祀，“定以三月，皇朝不血食在于三月故也”。后来又有改变，“一年一行之祭，与时节常祀不同。苟有可取之日，则不当拘于孟、仲、朔。而今此坛祀，实为古今旷绝之礼……欲定于三月，此亦以事势言也……但念三月行祀，便同忌辰之义。在人情，虽若衬近于古礼，未有经据……二月东巡狩……春月既殷东方之气，方行圣帝之巡东服觐东后，必以此月，则东后之有事于皇灵，取于此月，其义庶几近之欤！祭之道，以时气为重，而春为四时之首，二月为春之中，以此言之，依当初所定行于二月……而此是莫重之节，有难以臆见强定，惟在圣上参以群议而行之”[111]。李畬建议定于二月。但朝臣几番讨论，英祖最终决定一年三度祭祀，以三皇忌日（三月十九日毅宗忌辰，五月初十日高皇帝忌辰，七月二十一日神皇忌辰）为望拜礼之日。
至于具体的礼仪有多种形式，若“亲临誓戒仪”“摄事时受誓戒仪”“取明水火仪”“纸位书写仪”“亲享仪”“王世子摄事仪”“大臣摄事仪”“特行望位礼仪”等类别，不一而足。其中以国王亲享仪最为重要，若国王有病或因故不能亲享，则遣王世子或大臣代行其礼，故又有王世子摄事仪和大臣摄事仪。其祭祀仪式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具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取明水火仪。因为祭祀明朝皇帝，故而祭祀时特有一礼节取用明朝水火，祭祀时要用洁净的明朝之水、明朝之火，不能用一点非大明的东西，以示不用大清之物。这一仪式既表明其承续了明朝以来的祭礼，又暗含“大明日月，独照我东”之意。
其二，祭祀中明遗民后裔与朝鲜忠烈之后受到相当的重视。朝鲜是个极其讲求等级制度的社会，有两班、中人、良人、奴婢四个等级，两班阶层居于社会最上层。而所谓忠臣后孙多非两班子弟，明遗民子孙在朝鲜社会地位就更低了。肃宗以后对这部分人相当重视，一再有意提高其社会地位。这也说明当时其社会地位不高，方才需要提高。但在祭祀中明遗民后代子孙、朝鲜忠良子孙都比两班官僚阶层地位更为尊贵、更为重要。即以国王亲享仪为例，行祀之日，明遗民后孙、忠臣子孙及文武百官先期至坛，排好阵列，等待国王、王世子前来，但排列时：
北向设陪享官位，忠臣后孙及文官一品以下，于冽泉门内道东，每等异位，俱重行北向；西上皇朝人后孙及宗亲、武官一品以下，于冽泉门内道西，当文官每等异位，俱重行北向。[112]
明遗民后裔是排在宗亲及武官之前，忠臣后孙排在文官之前。祭祀结束，离开之际，又如斯排队，先由国王离开，再世子，然后“皇朝人后孙及忠臣后孙，宗亲、文武百官以次出”[113]。而祭祀之中行礼，亦由明遗民后孙带头。祭祀中，明遗民后孙是仅次于国王和王世子的地位，是最为重要的陪享人员。由此更凸显大报坛的意义，以及大报坛祭祀与明朝的关系。
其三，这是当时朝鲜规格最高的祭祀，也是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国王亲享时，先得斋戒数日，以示诚心。上自国王，下及宗亲文武百官都得参加。其用六佾舞，用的祭品是太牢，牛一鼎、羊一鼎、豕一鼎，供奉三牲。三皇神位只用纸写好，祭毕，焚毁不用。祭祀礼节，肃宗时草创，一切皆依《大明集礼》，用明之仪式，英祖时加以完善和发展，以后就为朝鲜历代国王所沿用。
综上所述，大报坛由独祀神宗到三皇并祀，坛制有所变化，得以增高增阔。而与此相关的祭祀礼节亦得以完善，在崇祀礼节中，打破了其等级社会的界限，将社会地位并不高的明遗民后裔和忠臣后裔置于仅次于国王、王世子的位置，凸显其与明朝的关系，其“大明日月，照此一域”，即此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