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海应之著述及其对明义理观
1839年，成海应以80高龄辞世。次年，其侄成佑曾为其编辑文集，是为《研经斋全集》。据成佑曾《研经斋府君行状》所载，其所编全集，凡诗14卷，文16卷，杂著134卷，共164卷。但是书长期以来未得刊行。笔者查阅朝鲜总督府编《朝鲜图书题解》[110]《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古书目录》[111]李相殷编《古书目录》[112]等多种韩国最为重要的古书目录中，都未见收录成海应此书，而成海应其他著作亦甚少收录[113]。可见长期以来，成海应的著作在朝鲜流传甚少。高丽大学1982年影印本《研经斋全集》，亦未说明版本沿革[114]。此影印本卷次与《研经斋府君行状》中所提《全集》卷次稍有不同。此影印本分《本集》和《外集》。《本集》为诗文集和与经史相关著作，凡90卷。《外集》70卷，具体分四门：
曰经翼、曰史料、曰子余、曰载籍。又就四门……于经翼曰易类、曰书类、曰诗类、曰春秋类、曰礼类、曰总经类；于史料曰例类、曰尊攘类、曰地理类、曰传记类、曰仪章类、曰故事类；于子余曰天文类、曰草木类、曰识小类；于载籍曰器量类、曰古迹类、曰杂记类。[115]
之所以如此分为四类，成海应解释道：“余少尝慕王伯厚、郑渔仲之风，好以文献为事……遂惜其弃置漫灭，仿《汉魏丛书》，分四门，曰经翼、曰史料、曰子余、曰载籍，又就四门而仿欧阳氏《类说》。”[116]可见四门之分即如同四部，郑樵（1103—1162）[117]、王应麟（1223—1296）[118]更是他效法的榜样。以上四门中，以“经翼门”和“史料门”最为重要，既体现成海应作为儒学者的学识，又反映出其对明义理思想，其经学观与史学观，都可从中探求。我们先看看成海应的经史学观，再来考察其对明义理思想。
明清时期中国学者都很注重经史关系的讨论，王阳明、王世贞、李贽都有经史不分的观点。王阳明言：“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119]王世贞则以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120]。李贽提出“经史一物”[121]。章学诚则将明清以来关于经史关系的讨论，总括为“六经皆史”的观点[122]。作为朝鲜的儒学者，成海应亦如明清学者一般注重经史关系的探讨。他论道：“夫经者，道也，能舍道而行乎？史者，鉴也，能背鉴而照乎？有质而后有文，唯文之是尚，则鲜不归于浮华无实。”[123]在他看来，经与史，一为道，一为鉴，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故其著作中，经、史二类著作最多，最重要。清代经学以汉学为主，宋学则受到贬斥和批评。作为藩属国臣民的成海应，其经学观与清代学者观点并不相同。他合汉、宋之学于一体。《行状》曰：“特研精于经，合汉、宋之学而操其要。归诸博文约礼之训，府君之自号有以也。”[124]成海应自号研经斋，即表明其对儒家经典的喜好与钻研。在群经之中，他尤其对《易》与《礼》有十分独到的研究。其实，其经学著作涉猎五经，留存下来的相当丰富[125]。成海应兼通汉、宋之学，对于当时朝鲜儒学界只专于宋学、贬斥汉学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
东方之学者，不识推而通之，辄斥汉儒专门之学，汉学乌可轻也！授受既确，师承且笃，苟欲击而去之，是谈理而遗数也。余固病是，凡古注之可资于洛闽者，辄荟粹之。[126]
对宋学诸子他也极为推崇，对二程、朱熹大加颂扬。以为：“洛闽之训，亚于经者，如《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近思录》《性理大全》等书，皆日用常行之不可阙者也。朝夕常目，则心不放而志不肆，体不惰而貌不颓。”[127]他把《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近思录》和明初编的《性理大全》看成是“日用常行”之书，当朝夕省览，方能使人心坚志定，体貌振作。对于朱熹《四书集注》尤为推崇，夸其“用心之公，择言之平”，体现了“大贤著书之意”[128]。
如何看待五经之形成过程，尤其是对五经残缺不全，是否应由秦始皇负其全责，成海应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论道：
论者以五经之残佚，辄咎秦火，秦火固烈矣，其焚经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戊子（前213），挟书之律，除于汉惠帝四年庚戌（前191），其间才为二十三年。又齐鲁之间，素习圣人之化，讲肄礼乐，此秦法所不得禁也。是故汉高帝引兵至鲁，闻弦歌之声，《诗》又因弦歌而传，尤宜其无错谬者也。[129]
又言：
秦法虽酷，岂能尽祛简策，又潜相传袭者，无由禁之。观于伏生传《尚书》可知也。盖民间之所传，熸于陈涉及刘、项八年之乱，博士之所藏，尽于项籍之火，不专咎秦氏焚坑之祸也。[130](https://www.daowen.com)
在成海应看来陈胜、吴广之反秦，刘邦、项羽之楚汉战争，对五经之残缺亦难逃其咎。所以将五经不全都归咎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自是片面，未得其实。五经残缺，赖汉儒整理保存，才得以还原。他对汉儒之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
自汉儒掇拾于焚坑之后，力追古圣人述作之旨，为之章句焉，训诂焉。又恐其讹误也，为之考校刊正；又恐其字体之不能一也，为之石刻而印行；又恐其传布之不广也，为之板刻。使各以其力之多寡，自相移摹而梓之。其所以用力者，可谓勤矣。[131]
故而在文献保存上，也充分肯定汉儒之功绩。这也是他汉学、宋学并重的一种体现。
对于经学中的今文、古文之争，成海应亦不以为然。他认为经学意在求其真理真义，而不要拘泥于今文、古文之争：
然读《书》，而不能达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心法，而徒事于今文古文、《禹贡》山水、《洪范》畴数及错简之说，则末矣。读《易》，而不能通进退、存亡、消长之理，而徒拘于六日七分，反易对易，世应飞伏之说，则小矣。读《诗》，而未究乎兴、观、群、怨，感发惩创之训，而徒辨乎《大序》《小序》古音叶韵、十五国风、地理、草木、鸟兽之辨，则细矣。读《春秋》，而未得乎褒贬与夺，明章婉微之旨，而徒出入乎用夏时、改正朔，与夫月日例，三传同异之际，则错矣。是虽东人之所不能及，亦不急之务也。[132]
由此可见，成海应之经学，反对那种寻章摘句式的教条本本作法，而主张学其精核，明其大义。此处他论读经之大旨，而在《读书式》中，更分别就五经所学之旨予以细细说明。他讲求实效，不求拘泥于教条。他以“研经斋”为号，更体现了其读经、学经之精神风貌。
史料门，如前所述，大体分为六类30卷。而本集尚有16卷有关历史的内容。有《风泉录》《崇祯逸事》《明季书稿》《皇明遗民传》《北边杂议》《宋遗民传》《史论》等。而有关历史的文章大部分是与明史相关的内容，而且是关于对明义例的内容。《行状》曰：
史者，鉴也。人不能背鉴而照，故为《二十三史约例》。而世系、姓讳、年号、陵号，了若指掌。凡系于明末事迹者，荟萃作书，以寓风泉之感。弘光、隆武、永历，虽国少兵弱，是皇祖正统，故作《三皇纪》。张廷玉《明史》多所忌讳，忠义之士，掩晦不章，故作《皇明遗民传》。皇统未绝，可以少纾冤郁之义，故作《丁未传信录》。河清无日，狃安已久，则忿愤冤结者，庶可即境兴怀，故作《华阳洞志》。若《风泉录》《尊攘类》其旁流也。箕圣以后，文献无征，罗、丽国史，不成体裁，以东儒之谫陋故也。凡可以补十志列传者，俱收并蓄作史料。[133]
由上可以看出，其《史料》虽亦偶有涉及韩国史者，但绝大多数都是有关《明史》的。而关于《明史》部分主要是关涉南明与明遗民的。其最终意图在于尊周思明。《明季书稿》《皇明遗民传》《明季史评》《三皇纪》《崇祯逸事》等是成海应研究明末清初史的主要著作。而这几种书之所以编成，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张廷玉《明史》之不满。清修《明史》是从清人的利益出发，对于明朝尤其是朝鲜所看重的南明之正统，自然不会依从。对于朝鲜所看重之南明年号、忠义之事，大多略而不书，或述而令朝鲜人不满，故而为了改正《明史》之不公，成海应遂编撰许多史书以正其谬，并补其阙。下面就以《皇明遗民传》为中心，来详细探究成海应编修这类史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