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是孙卫国教授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经过进一步修改而成的力作。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班的时候，卫国的勤奋和刻苦便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知道，亚洲学校的博士班大都仿照英国的教育模式。研究生入学之后，除了偶尔会晤导师之外，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撰写博士论文。香港科技大学几乎是唯一一所按照北美研究院制度去培养博士的学府。学生进入博士班，首先要修读近两年的正规课程，同时要学会中英文以外的第三语言（卫国由于论文的需要，在掌握了韩文之后又继而攻读日文）。然而最令人紧张的，还是博士生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inations）。资格考试是取得博士学位之前关键的一战，它的每个领域难度都相当高。既然叫作资格考试，那么顾名思义，通不过的，便要被淘汰出局。为准备这些测试，考生通常要精读一二百本中外文书籍，考试则长达二十个小时。只有在通过资格考试和论文大纲的评审之后，才可以开始撰写论文。事实证明，有严格的教育制度，又有学生的刻苦努力，就一定有机会写出高水准的论文来。卫国的博士论文不但受到科大老师的赞许，也得到校外考试委员的高度评价。离开科大之前，老师们都一致认为，卫国若能潜心于专业，锲而不舍，日后在东北亚史的领域中必定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从《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的学术价值来看，卫国无疑是朝着这个目标在迈进的。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综合了明清史、韩国史、中韩关系史和思想史各方面的论述，可谓议论恢宏。本书的主要论点全部是建立在中、韩文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广泛征用了英文和日文的资料，对具体事件做了详尽的分析。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能够运用四种不同语文的材料做研究，在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当中至今还很少有人做得到。谈到本书的深度，我想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本书对待所谓二手资料（即其他学者的著作）的态度。如今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历史研究早已经告别了“闭门造车”的时代。所谓“闭门造车”，就是只顾及原始文献，而不理会二手资料的存在，甚至以为所有的脚注都是原始材料才堪称好书。可是这样一来，作者和读者往往都不了解其他学者在做同一课题时都说过些什么，不但有可能重复其他学者早已经陈述过的观点，而且还失去了一个学术对话的机会。因为只有通过学者之间不断地讨论，才能把大家对某一个课题的理解逐步推向深入。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开始重视二手资料的重要性了。不过，我们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中不难看到，在对待二手材料方面，就其耐心和细致的程度而言，卫国在青年学者中是走在前列的；他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首先都会检讨其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哪些论述，并对这些论述的是非功过做出清楚的交代。
本书的重点，是讨论在“尊周”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下，朝鲜君臣对明王朝的崇敬和忠诚。明朝覆亡之后，朝鲜王朝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和清朝虚与委蛇，向清朝朝贡，但内心却始终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朝鲜君臣在很多场合仍然奉行明朝正朔，并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甚至在明朝灭亡六十年后，还着手建立大报坛，以表达对明朝在壬辰年间出兵击败侵朝日军的感激。关于大报坛等坛庙的建造，至今还很少有人做过系统的论述。卫国在研究了大量韩文资料之后，把大报坛、万东庙和大统庙的建立，以及这些建筑物的政治、文化含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样一来，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忠诚不但有文献可寻，而且又有坚实的“物质文化”出来做证了。朝鲜君臣在明朝之倾覆已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仍然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坚持反清复明和反清思明。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中华正统观对朝鲜政界和学界长期影响的结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对中华正统观的起源，李朝如何把儒学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中华正统观日后又如何影响明清之际的中朝关系，都有细致和独到的论述。
关于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前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构筑的“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理论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中国是东亚世界的中心，在中国文明圈以外的都是蛮夷国家。这些蛮夷国家必须认同华夏天子的中心地位，向中国皇帝朝贡。有学者甚至认为，清代的中韩关系是这种朝贡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典范。但是，《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却告诉大家，我们不可以把清代的中朝关系简单看作是明代中朝关系的继续。事实上，中朝关系在明亡之后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断裂。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朝贡关系虽然表面上仍在继续，但朝鲜君臣在内心却和这个“夷狄”政权誓不两立。显然，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坚实有力的论证面前，费正清的理论体系似乎有些失之笼统。卫国对费氏理论所做的重要补充提醒我们，在理解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时，不能只停留在外交制度和礼仪的层面上。只有深入到思想文化认同的层次，才可以对问题的实质有更深刻的了解。(https://www.daowen.com)
最后，我还想指出，《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由于是从朝鲜人自己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考察中朝关系，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客观地去了解朝贡制度的运作情况。比如，朝贡制度互惠性的问题。有西方学者曾经指出，中国在接受周边国家朝贡的同时，往往回赠更多的礼物，而且在对方遭受侵略时，常常会出兵予以协助。现在，卫国又用大量实例告诉我们，在壬辰年间，明王朝在自己已经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然派出大批军队赴朝，帮助朝鲜人赶走侵朝日军。正因为这样，朝鲜君臣才对明朝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即使在明亡之后，仍然以“小中华”自居。当然，如果从当今世界的外交准则去看，那么朝贡制度无疑是有很多问题的，至少是违背了“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不过，现在既然是在讲历史，我们就不可以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不符合现代人的心意，就去否定或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人当中出现了一股极为强劲、几乎无与伦比的民族主义浪潮。我这里无意批评韩国人的民族主义。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有些学者，可能是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竟试图否定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并且淡化朝鲜君臣对明王朝的感激之情。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歪曲史实真的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建议这些学者认真读一读《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这本书，今后在研究中韩关系时，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来。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祝贺卫国所取得的成功，并期待他在未来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
王心扬
2003年6月于香港九龙清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