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东征将士及其后裔
1592年和1597年两次倭乱，明朝先后出兵23万人，出白银583万两，运饷费300余万以给军，“凡七岁然后乃定，肆我君臣父子夫妇，其盛德至泽，何可忘也”[10]。明朝出兵拯救朝鲜于水火，再造藩邦，是令朝鲜思明最直接的动因。虽然战争结束后，明军奉命全部撤回，但仍有少数人滞留朝鲜不归。同时东征之际，明朝将领与朝鲜女子所生的子女亦多留居朝鲜。明朝灭亡以后，又有一部分明朝东征将士后代想方设法到了朝鲜，他们构成了朝鲜社会一个非常特殊的遗民群体。由于他们本人或其先辈们被视作朝鲜“再造”的功臣，朝鲜王朝对这个群体一直非常关注。弄清这个群体的相关人员及其主要代表，显然十分必要[11]。
现依《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朝宗岩文献录后集》《大明遗民史》等资料，将相关人员情况列表如下：
表3 明朝滞居朝鲜之东征将士情况表
① 此栏数目乃冯荣燮《大明遗民史》中所载录的，系截止1985年11月1日韩国第13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数字。
上表所列，并不敢说包括了全部滞居朝鲜的将士，乃以《大明遗民史》为据编成的。
综合以上表格及相关资料，大体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明朝将领战后留居朝鲜原因，以伤病未愈，难以撤归为主。如施文用不能归，原因是“公积劳兵间，疾甚不克归，遂留东国，游寓于星、陕之间”[12]。张海滨、秋水镜等皆因伤病留居。亦有自愿留居向明朝请求而获准者，如千万里等。
其二，他们皆为中高级将领，若李如松副将、都司、把总等。明朝灭亡以后，他们一直以明朝人自居。壬辰战争结束后，留居朝鲜的明朝将领中，以施文用和徐鹤为最具代表性人物。施文用，字宗禄，号明村，据说其父为明兵部侍郎施允济。徐鹤，史载其祖父为吏部侍郎。他们二人同为浙江人，自幼友善，情如兄弟。丁酉（1597）日军再乱之时，施文用、徐鹤同为游击蓝芳威部将，多有战功。罢兵撤归之际，施文用因伤不能成行，徐鹤以朋友身份陪伴施文用，留居朝鲜，遂卜居于岭南之星州君圣山下。他们在居屋后山上筑一坛，每月朔望北向朝拜，“又画浙江山水于一小屏，以寓越鸟之恋，州人号其洞曰大明”[13]。当时明朝尚存，朝鲜人亦把他们当作明朝人看待，甚至将其所居之洞号曰“大明”，以示尊敬。史载，宣祖拜施文用为佥知中枢，并食俸禄，使其衣食无忧。施文用卒于崇祯癸未（1643），随后徐鹤独承其志。明亡之后，徐鹤语其子孙曰：“汝曹勿复从事于举业，虽为编户之役，能免左衽之辱，亦复何恨。”徐鹤死后，徐氏子孙贫困无业，且失家乘族谱，无以自达于朝鲜王廷，朝鲜思恤之恩典亦不及受。吴庆元当知州之际，亲赴其居所看望他们，“登坛西望，榛苓之恩，釜鬵之感，斗激于中，不觉泪下”[14]。遂置守坛二户，并免其子孙徭役。可见，因为其根在明朝，他们始终认同明朝，并嘱咐子孙认同明朝，所以徐鹤要其子孙勿事举业，以免受“左衽之辱”。明遗民千万里则作《怀故国》诗曰：“日唱相思曲，生平恨不穷。三韩秋草外，五部阵云中。颍水青萍客，金樽白发翁。遥知兄弟意，古塌几花丛。”[15]可见，虽然他们滞留于朝鲜，但其本人还是认同明朝人身份。明朝灭亡后，始终以明朝人的身份传示后代，后代也始终以“皇朝人子孙”引为自豪。对明朝的认同感成为其世代相传的家风。
在整个明代遗民群体中，原为壬辰将领而滞居朝鲜者，毕竟极为少数。现在这类人的后代居于韩国者亦不少。上表列出了1985年时这批人的后代在韩国的人数，不少人直至如今依然认同明朝遗民的身份[16]。东征将领战争期间与朝鲜女子结婚，生下的子女，亦多留居朝鲜。明亡之后，亦有一些东征将领的后代，沿着其父祖足迹，又回到朝鲜。这些壬辰将领的后代又构成一个群体。现依有关资料，将相关的人物及其后代列表如次：
表4 明东征将领后裔前往朝鲜统计表[17]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他们都是明朝东征将领的后代，避地东来，皆是“义不剃发”，以求保持明朝义节。或是在辽东战场上，因明军失利而逃往朝鲜；或是明朝灭亡以后，从南方浮海以来。《东征将相遗后录》曰：(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之人来居东土者甚多，初则万历壬辰、丁酉间征倭时，天朝诸将多娶于东邦，或有子女，不能率归，仍为东人多矣。万经理世德之孙居于平壤，千中军志中之孙居于清州，彭参将友德之孙居于东莱，彭游击信古之孙居于醴泉，千运粮万里留居明川，盖取明字之意也……逮至崇祯甲申，建虏入据中原，天下举将左衽，当此时不欲染彼胡俗，志士避地东来，其数甚多，或由陆渡
，或浮海而东。[18]
或许因为其父祖的关系，东征将士后代不少选择前往朝鲜，上表反映其概略情形。而在这一群体中，以李成梁的子孙们和石星的后代最受人注目。
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等皆为东征时的名将。壬辰战争初期，李如松为提督，李如梅、李如柏为总兵。据朝鲜史料载，他们的后代有许多留居朝鲜，历代国王都相当重视其后代。肃宗三十年（1704）六月，闵镇厚即提出当抚恤其后人李成龙，曰：“众孙中一人随才录用，则似有光于树风声之政矣。”[19]李成龙是李如梅之孙子，萨尔浒战时是刘綎部属，战败后逃往朝鲜，后娶妻生子，其子李翻中武科，但其孙李葂则孤贫。英祖时，江华留守上疏曰：“东栽子葂以宗孙少孤贫贱，见方流落于本府甲串津边，虽因诸臣之建白，连有录用之命，而到今饥寒切骨，若使此人俄死此土，则将何以有辞于天下后世哉？臣愿圣明念其先烈，亟施特恩，以光先朝大报之义。”[20]李如松的后代有一部分是在朝鲜时所生的，东征期间，他娶了奉化琴氏，生子名天忠，留居东土。正祖二十四年（1800），李如松后代李熙章登武科，官至长兴府使、通训大夫。正祖特下教曰：“武科前宣传官李熙章，提督忠烈公之后也。提督东来时，特聘我国士族之女，生丈夫子，仍留东土，为熙章之所自出。而流落海陬且数百年，始有科名，岂不奇哉！”[21]这构成了李如松后代重要的一支，有一半朝鲜人的血统。而李如松留居明朝的后代中，若李应仁则是自明朝逃往朝鲜的。明朝灭亡时，李应仁27岁，义不剃发，遂逃至朝鲜。
明朝兵部尚书石星被视为壬辰再造之恩的救星，因为是石星力排众议，主持出兵之议，方才得到明神宗的首肯。所以朝鲜有人说石星应为明朝“再造藩邦”的第一功臣。但是，由于石星听信沈惟敬之言，主持封贡之事却不果，使丁西再乱，石星被下狱，最后被处死，妻、子皆远戍烟瘴之地。据说石星系狱之际召长子潭、次子洊曰：“东援之事，造成祸根，乃至于身亡家败，尔等宜远避朝鲜，无绝我石氏命脉。”[22]天启初年，经侍郎邹元标为石星鸣冤，方为其平反，复其官，并还其妻子。石潭遂遵父遗命，奉母经辽东浮海东来朝鲜。而石星弟石奎之孙石继祖亦浮海到了朝鲜，这样石氏家族有两支在朝鲜得以生存繁衍。不过，这只是朝鲜的传说而已。
其二，虽居朝鲜，但始终保持明朝人身份，时常思怀故国。若康世爵，居会宁，乃为清朝开市之地。康世爵以戴天为痛，平生不与清人接触。一邑宰尝与之贝缨，世爵辞曰：“我华人也，冠帻不戴笠，何以缨为！”[23]李应仁则终身不出门，言语不改华音，“每值崇祯皇帝讳日，辄上屋后山巅，西向恸哭终日”。朝鲜赐其官职，不赴。以为“国破君亡，何以官为”[24]。传说文天祥之后文可尚亦在明亡之后，去了朝鲜，他作诗曰：
流落腥尘万事非，圣朝文物梦依俙。
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苏郎几日归。
三十年来风异响，八千里外月同辉。
华音已变毡裘弊，谁识山东旧布衣。[25]
可见，他们总是保持着对故国的思怀心态，对故明之感情相当深厚。正如《东征将相遗后录》中所说：
崇祯甲申，建虏入据中原，天下举将左衽，当此时不欲染彼胡俗志士，避地东来，其数甚多，或由陆渡
，或浮海而东。管宁之居辽，梅福之避吴，与我一心。正所谓天意人事，凄怆而伤心者也。彼此俱以华人，不幸为海外羁旅之人，怀土之恋，栖遑之苦，尔我一般情。凡我华族，虽居各处，随其逢着，款若亲戚。虽百世之后，诸家子孙，共守此义。姻娅必求其类，祸福期于共济。一以示不忘本，一以示羁旅怀。噫，东来之意，亶出于避地。而宗国已亡，家族俱没，自念身世即一天地间累人，苟求性命，不求荣达。庶可为自靖之道；采山钓水，随分优游，以送岁月。惟吾辈相勉相戒，至于子孙勿替此义，同心合力，相依东土。[26]
上面这段文字乃东征将领麻贵孙麻蓬直所书，鲜明地表达了这批远避朝鲜的明遗民心态，“凄怆而伤心”，既为家族之没，更为宗国之亡，而他们依然认同作为“华人”的身份，对明朝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这正是麻蓬直本人心态的真实写照。麻蓬直是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史称：
崇祯末，处士痛清虏之僭号，遂驾扁舟往来海滨及京师，变转达淮安。闻弘光皇帝立，将兵从史督师可法，未几南都又陷，事已不可为矣。因复东还，客于湖西泰安郡，转之石城县，县中士民为买田宅居焉，惟日事钓鱼以资生，有时登高西望恸哭。及闻皇朝人来寓王京，来与交游，至其晚年游于关东，不知所终。[27]
故从其对故明的心态，称他们为“遗民”比“移民”更为妥当。他们非一般的移民，而具有很强的故国怀思心态的遗民。这种遗民心态竟成世代相传的家风，如同血脉般，世世代代为其子孙相传不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