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象下的文化心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
左江
一
“这部划时代的专著，是孙教授近十年来在明史及朝鲜史的领域内，钩稽考核，抉幽发微的悉心力作，对未来中朝关系，甚至朝鲜史的研究，必然会产生震撼性的影响。今后研究中朝关系史的学者，无论从何角度和层面去考察，肯定要为这部挑战性的作品的面世作出响应，从而推动更理性客观的研究。”这是陈学霖先生为孙卫国教授大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以下简称《大明旗号》）所作序中提及的评述。乍见之下，不免有些怀疑，陈先生是否有褒之过甚的嫌疑，在仔细拜读此书后，却由衷地感慨，这是很中肯的评价，是很准确的定位。能与此书邂逅，感受到久违的阅读的喜悦，实是读书人的幸运，所以虽是学文学的人，仍难捺兴奋之情，在此不揣浅陋，试图谈谈对这样一本史学著作的读后感想，以就正于孙教授及诸位方家学者。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朝鲜朝汉文学的研究，对其历史也略有了解，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却常感困惑：为什么朝鲜朝在明朝灭亡六十年后还会建大报坛，并将祭祀持续了数百年，让一个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也早已成为历史的王朝一直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为什么朝鲜朝一方面对清朝严格遵循着朝贡制度，无论是选拔使臣还是准备贡物都是一丝不苟，但另一方面，无论是送别使臣的人还是出使清朝的人却又对清朝充满了敌对、鄙夷的情绪？哪一面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历史本来就有几张面孔，又是什么原因让历史玩着变脸的游戏？笔者也曾试图从华夷观、正统观乃至民族性上寻求答案，结果仍感茫然，《大明旗号》一书终于帮我从历史的变脸中解放了出来。
二
《大明旗号》一书前有绪论，后有结语，文章主体分为七章，另有附录四种。绪论部分开宗明义，先交代了课题的研究现状，在广泛阅读、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一一分析了中、韩、日及西方学者对朝鲜思明问题的忽视及研究中的偏颇之处，确立了自己深入研究该课题的必要性。在研究主旨中，作者明言：“试图透过朝鲜王朝思明问题的研究，揭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的另一面——在所谓亲密的宗藩关系下，鲜为人注意的双方内在的文化心态，从而检视在儒家礼仪外衣掩饰下，宗藩关系中深藏的幽暗地带。”（页10）这样的主旨正切合了笔者追寻历史的数张面孔的需求，足以吸引读者随着作者的笔触一探历史的究竟。
第一章作者旨在探讨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以揭示朝鲜尊周思明的深层根源，对学术界将明、清两朝与朝鲜的关系看成是一个整体，都视为典型的朝贡制度的形态提出了批驳意见。实际上，朝鲜政权以儒教立国，其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中国的册封，同时，朝鲜秉持程朱理学的正统论及春秋的华夷观，慕华、事大是他们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对明关系的基本心态。他们将明朝看作中华，无法接受被视作夷狄的清朝的正统性，因此只能通过强化与明朝的关系，用尊周攘夷来获得心理的平衡，尊周就是尊明，攘夷即是贬清，从而宣示朝鲜已承继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以解决现实中的正统危机，确保朝鲜在文化心态上的优越感。
第二章至第六章作者分别探讨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表现，其中第二章至第四章就祭祀礼仪制度从朝鲜王室、朝鲜儒林、东去朝鲜的明遗民后裔三方面论述。首先是大报坛的建立。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所以从宣祖开始，朝鲜就开始建造祠庙，祭祀东征将士。在明亡一甲子之际，肃宗又建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此后大报坛也就成为朝鲜王室尊周思明的场所，并成为朝鲜思明感恩的礼仪化标志及保存中华正统的象征。其次，华阳洞万东庙的创立。如果说大报坛是朝鲜王室祭祀之所，体现着政治上的感恩与正统上的传承关系，那万东庙就是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心，他们在此崇祀神宗万历、毅宗崇祯二帝，使之成为朝鲜儒林尊周思明的圣地。再次，朝宗岩大统庙的建立。与大报坛、万东庙不同，大统庙是明遗民后裔设立，崇祀明太祖的所在，并以他们的祖先从祀，这既是强调对明朝正统的继承，又是对明遗民后裔身份的认同。第五章，作者从正朔看朝鲜王朝的正统意识。朝鲜表面用清朝正朔，但暗中遵行崇祯、永历年号，在朝鲜国王死后，甚至不用清朝所赐谥号，从而表明其不臣心态。正朔是正统的标志，暗中遵用明朝正朔，显示朝鲜的正统独立于清朝宗藩关系之外的特点；不用清朝正朔，是对清朝的否定，是对宗主国的反叛，这成为朝鲜尊周崇明的重要层面。第六章作者从朝鲜王朝对史书的编撰看尊周思明的观念。朝鲜官方编修许多宋、明史籍及尊周类史书，前者以《宋史荃》《明史纲目》《皇明遗民传》为代表，这些史书奉正朔、重南明、严华夷之辨，重要的不是其史料价值，而是其春秋义理与春秋笔法，这是对尊明贬清理念的宣扬，是对朝鲜继承中华正统观的强化。后者以《尊周汇编》《国朝宝鉴别编》《大义编》为代表，记录朝鲜仁祖以后历代国王、儒林及遗民后裔的尊周思明活动，同样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宣扬明朝正统及朝鲜对中华正统的继承，从而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这一时期，朝鲜使团还从清朝购得《明实录》，如同鲁国得《周礼》，正暗示朝鲜不仅继承了明朝的礼乐制度，而且继承了明朝的正统。
最后一章探讨清朝对朝鲜尊周思明的感知与应对。清朝一方面努力将箕子塑造成正统，一方面由初期对朝鲜的高压政策向德化政策转变。施行德化政策的结果是使朝鲜逐渐消除对清朝的敌意，走向和好与认同。但这样的认同又是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对清朝的认识。他们仍遵循尊周思明的观念，在制度上，朝鲜对清朝行事大之礼，朝贡不辍，形式上尽了藩国的职责，但在心态上，朝鲜从未有过臣服的表现，永远处于抗拒的姿态。朝鲜王朝的这种心态正是前人的研究所忽略的问题，他们只注意到朝鲜表面上的谦恭谨慎，于是将清朝与朝鲜的关系也看作是中国传统朝贡宗藩关系的典范。实际上如该书所言，只有掌握清韩宗藩关系的两面性，才能真正把握清代中朝关系的内在特征。
《大明旗号》一书结构恢宏，立论严谨，章节的承继过渡毫无牵强生硬之感。作者注意到朝鲜不同时期尊周思明的不同表现与不同特点，将祭祀仪礼、编撰史书很好地统一在了尊明贬清的大主题下，而其中朝鲜对正朔的运用又是其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作者在书中说道：“朝鲜尊周思明理念在不同时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孝宗谋求北伐，肃宗志在崇祀，英祖除继续弘扬崇祀外，开始注意编修明史书籍，照顾明遗民后孙、朝鲜忠烈后裔之生活。正祖将其发扬光大，修史及顾恤明遗民后裔达至登峰时期。故而从朝鲜思明尊周历程之发展看来，在英祖之前，修史并非其主要关注的对象，因为尊周的内容并不以修史为主。而英祖时期，崇祀明朝皇帝之坛庙已经健全，而他本人觉得当时朝鲜人对明史缺乏了解，更担心朝鲜在清朝的‘德化’政策的感化下，会忘记明朝对朝鲜所赋予的永世不能忘记的恩情，故而倾注极大的精力倡导编修明史。”这看起来是一段简单的论述，却可以看出作者对中朝两国历史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的能力，而对具体时段具体特点的深入研究，更是丝丝入扣，毫无滞碍之势。
三
《大明旗号》一书旨在讨论朝鲜王朝在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之后，全国上至君王下至儒林、民间仍大肆推行的尊周思明理念。在此之前，作者首先要对书中涉及的历史观念如正统论、慕华观、事大观、尊周观、华夷观等进行阐释，从范围、含义、起源等开始探讨，进而梳理这些观念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功能与价值，并讨论朝鲜王朝对以上观念的吸收以及对尊周思明理念的影响。这种“推源溯流”方法的运用，对厘清思路，澄清误解颇有帮助，同样也确立了朝鲜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与文化心态。在讨论中国的文化、思想对朝鲜的影响时，学术界常有一种中国本位的观念，认为朝鲜对中国的学习是亦步亦趋，全盘照搬，不敢有任何更改与变动。但作者在推源溯流的过程中，更注意以上观念在两国同中有异的部分，从而使对尊周思明的理论基础、文化心态的分析更为可信。
如正统观，一直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韩国历史上对正统论并不像中国那么重视，因为它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其王朝的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的确认。在明清更替之际，朝鲜朝对正统论的讨论增多，他们倡导的正统论主要来源于朱熹。朱熹认定的具有正统地位的王朝有两个特点，“其一，乃汉族建立的王朝，没有异族的王朝”，“其二，皆为大一统的政权，入统中原，领有全国，而且有相当长的稳定性”，但朝鲜在运用朱熹的正统观时，却故意忽略第二个原则，所以认为元朝、清朝不具有正统性。这种对正统论的有选择的接受，就是要强调明朝与南明的正统地位，否定元朝与清朝的正统性，从而为尊明贬清的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又如华夷观，中国的华夷观有如下特点，一是夷夏有别。二是“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国居内，夷狄居外；中国为中心，夷狄为边缘。三是“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华夏可以改造夷狄，夷狄却不能改造华夏。第三点更是中国华夷观中的重要环节，成为儒家处理非汉族中央政权的重要原则。但朝鲜的华夷观却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否定“夷可变夏”，并且认为，在中华世界体系中，只有朝鲜民族才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所以他们能以“小中华”自居。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非汉民族，都不可能华化，始终都是夷狄。所以他们只能信服汉族建立的王朝的正统性，只认为汉族是文明的种族。而作为“夷狄”的清朝虽入主中原，仍只是胡虏，中华正统只能由已经华化的朝鲜来承担。这样的文化心态，使朝鲜尊明贬清，虽表面上履行着藩属的义务，内心却对清朝鄙夷而抗拒。
作者在对历史观念的推源溯流中，注意到两国之间的差异，这样就使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问题既有了理论基础，又有了文化心态的内因，分析有理有据，切实中肯。
四
《大明旗号》一书屡有新见，但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一再强调的“文化心态”，作者在《后记》中说：“心态史与思想史的方法与视角，也使我对相关问题认识更为深入。”此书正是作者用心态史与思想史研究历史的有效实践。如前所论，作者在讨论朝鲜尊明贬清的思想时，首先对一些历史观念进行了阐释，从这些观念在朝鲜的不同演变分析了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的基本文化心态，由此方能透过表象看到清韩使节往来背后的实质，真正把握清代中朝关系的本质特点。如作者所云：“朝鲜长期被视为清代藩国的典范，也是遵循清代宾礼制度的楷模，若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去分析双边关系的特点，而忽略彼此的文化心态，那也只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能真正把握双边关系的内在特质。”作者不仅以其大手笔分析了朝鲜尊周思明背后的文化心态，而且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勾勒出这一时期人物的个体形象，进一步阐发了尊明贬清思潮对个体的影响。
清在入主中原后，对朝鲜的政策由高压转向德化，仁祖的态度也渐渐软化，中朝关系已有改善的迹象，但凤林大君即位后，却对清朝有刻骨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复仇心态。因为他曾入质清朝八年，八年的质子生涯使他对清朝积聚了无限仇恨，甚至要将复仇的心态转化为行动，实施北伐的计划。个人的行为与其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阐释历史人物的行为，更为细致深入，也更具说服力。又如仁祖在正朔问题上，对不书清朝年号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时容忍，有时惩处，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作者云：“他（仁祖）在晚年之所以‘恶群臣之耻事清国者’，并非因为他对清朝心悦诚服，而是因为南汉盟约是经他签订的，耻事清朝，即是对他降服清朝的嘲讽，故为维护自尊，而采取了惩处朝臣之策。以后的朝鲜国王看不出有仁祖这样的矛盾心态。”从心态的角度分析仁祖行为的复杂性、不一致性，也就这样的历史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如果说从文化心态的角度探讨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理念是作者研究方法的实践，那么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象征意义则更展示了一个历史学者的才与识。作者从五个方面解读了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思想，但从不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上，而总是努力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象征意义。如大报坛的祭祀，作者云：“既是一种报恩的行为，同时又是一种正统观的表示。……南明未灭亡前，朝鲜并不觉得承明朝的正统，因此那时它并未形成所谓‘大明一脉，偏寄我东’的自我责任感。南明政权灭亡后，朝鲜萌生出一种承继大明正统的责任感。而建大报坛，直接祭祀明朝皇帝，正是这种承接正统观的表示。”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结合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揭示了事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像这样对事件象征意义的分析，成为此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又如华阳洞的万东庙，作者云：“万东庙是崇祀明神宗、明毅宗二帝，一年两祭，极具象征意义。其一，这种祭祀是自发性的，宋时烈倡导尊周思明，而万东庙崇祀明朝二帝，正是这种思想的贯彻与体现，它是宋时烈及其弟子们一种自发自主的行为，从中体现朝鲜儒林对明朝之感恩思报的情怀。……其三，‘大明天地，崇祯日月’，确保大明正统。”在朝鲜儒林崇祀明帝的背后，仍然是尊明的思想以及对确保中华正统的执着。
五
《大明旗号》一书作者重在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象征意义，所论有理有据，而非不着边际的玄想，体现出卓越的史识，而这一切都基于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夫。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中国史学史与中韩关系史、韩国史、明清史，其实都是相通的，彼此相互联系。”所以该书涉及的领域广泛，涵盖了明清史、韩国史、中韩关系史、思想史等多个范畴。而书中的论点又能全部建立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作者在《绪论》中交待了自己使用史料的情况，有朝鲜王朝及明清的官方史料，如《朝鲜王朝实录》《明实录》《清实录》；有野史笔记及使行日记，如《韩国野谈资料集成》《大东野乘》《燕行录选集》；有文人文集，如《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还有为韩国主流学术界所漠视的《朝宗岩文献录》及续集、后集《大明遗民史》等，资料相当庞杂，而作者经过耐心的爬梳整理，为讨论朝鲜的尊周思明问题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如《皇明遗民传》一书，虽然此前的学术界已经有人注意到这部书，但对该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都不甚了解，孙教授却能于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邂逅”此书，并对书的作者成海应的生平事迹、义理观进行了分析，更对《皇明遗民传》的史源、成书版本及价值进行了研讨，使此书同样成为朝鲜王朝尊周思明观的又一重要例证。“邂逅”是一个美丽的用词，看似不经意的相遇其实源于对资料的熟悉及对典籍的广泛阅读。
对原始典籍的挖掘整理是作者完成此书的资料基础，而作者新见迭出则是源于对学术界研究状况的整体把握。正如王心扬先生在序中所言：“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能够运用四种不同语文的材料做研究，在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当中至今还很少有人做得到。”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作者精通英语，又曾分别在日本、韩国进修语言，所以作者在此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大力吸收了中、英、日、韩四种语言的相关研究成果，但行文中决不掠人之美，采纳学界的成果时，一一说明所据文献，同时又能在前人的不足之处有所延伸与开拓，保证了研究的独创性。
对原始材料的爬梳、整理与运用，对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与补充，使作者能对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原委本末梳理得十分清楚，绝无大而化之、语焉不详的地方。文献功夫的扎实，使《大明旗号》一书不只在阐述的深入和穿透力上超出同类著作，它提出的问题也独具特识，显示出对史学的深入理解。
《大明旗号》一书构架恢弘，充分展示了作者把握历史的能力。但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不能仅仅停留在总体构架与大的结论上，还要看具体问题的阐述深度和认识水平。《大明旗号》一书可谓兼而有之，在阔大的架构之下，许多材料与细节的考论多出于作者的研究心得，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如上文提及的对成海应《皇明遗民传》的考证。又如对李玄锡《明史纲目》史源的考察，作者将书中的征引内容一一列表，指出书中被征引的作者有22位，其中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是被引用最多的一部书，占全书的40%强，而在引用时，李玄锡又对引文进行了删节整理，语言更为简洁，议论更为精炼，也更有说服力。接着作者又对引文作者及著述进行了考察，证明《明史纲目》的史料全部出自明清人的史书，而很难找到参考过《李朝实录》等朝鲜原始材料的证据，纠正了前人认为《明史纲目》大量参考了朝鲜史料的错误认识。这些局部的知识积累最终凝聚为整部著作的创新力度，读者在获得整体认识的同时，也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获得了新的知识。
六
《大明旗号》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但阅读的过程中笔者也觉略有缺憾。一是关于“文化心态”，作者没有对这一概念的范畴、内涵以及外延做一些介绍，从书中的论述来看，作者似乎将“文化心态”等同于慕华事大、尊周攘夷等观念，这是否有趋于简单的倾向呢？其次是关于历史事件“象征意义”的分析，条分缕析是作者写作的特点之一，但不免有为求全面而将时间叙述与意义分析杂糅的情况，如上文所论万东庙崇祀明神宗、明毅宗的象征意义的分析，第二点为“以藩国之臣崇祀宗主国皇帝，这在礼节上原本是僭越，虽然宋时烈以韩愈‘一间茅屋祭昭王’为先例，但毕竟有所差别。肃宗时，坚持以‘一间茅屋祭昭王之义，付之百姓’的原则处理万东庙之祭祀，英祖依此原则，并于英祖元年（1725）划给田产，从此万东庙即有了庙产，为其崇祀提供了物资上的保证，使祭祀世代延续成为可能”。在笔者看来，这是对历史史实的描述，而非象征意义的分析。最后在文章的某些细节处理上，也略有不完善处。如所列《皇明遗民传》参考书目表，作者是根据该书前面所附书目而来，如钱谦益《有学集》《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定志居诗话》（案：“定”当作“静”）、《曝书亭集》，黄宗羲《明儒学案》《梨洲集》，施闺章《愚山集》，刘廷銮《十二弃诗》等，有些是著作，有些只是篇目，而有些资料的名称也不准确。对于这89种资料，作者按原书抄录，未作分析，如能稍作整理，对书名、篇目加以区分，并列出更为准确的名称，那么对后人了解《皇明遗民传》或许更有帮助。
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问题本应是韩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但由于韩国的民族情绪高涨，研究者有意削弱历史上中国的影响，甚至将民族情绪也带入了学术研究，一提及朝鲜起源问题、高句丽问题等，常会引起情绪激动的争吵，在尊周思明这样的敏感话题上也不免有对历史的刻意误读与曲解。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本书作者说要以“实证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对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也的确做到了这点，在《大明旗号》一书中，作者所有的观点都是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得出的，既不夸大清朝作为宗主国的形象与作用，也不无视朝鲜的抗争，更不会纠缠于无畏的争吵，这种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冷静客观的研究态度尤其值得称许。
原刊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办《九州学林》2011年春季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56—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