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东传朝鲜与朝鲜尊周思明之关系
朝鲜王朝长期以来一直想方设法购求明清书籍，朝鲜使臣出使之际，搜罗中国典籍是其必定的任务。随着接受儒教文化程度的增广，书籍的采购就愈加活跃，世宗朝的书籍采购以集贤殿为中心展开，明清两朝购入许多书籍。英祖五十二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奎章阁设置后，对清朝的书籍购求更加活跃。奎章阁的检书官大多有出使燕京的机会，并热衷于书册的购进。正祖曾命冬至使徐浩修以重价购得《古今图书集成》，达12000卷[161]。对于《明实录》，他们更多番搜求。1830年，燕行使终于购得全套《明实录》，携归朝鲜，朝鲜王朝举国欢腾。对于此书东传情况，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小田省吾曾作过两文探讨此事[162]，笔者本无意再作重复，之所以还要说上几句，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则《明实录》东传朝鲜与朝鲜尊周思明问题密切相关，其本身就被看成朝鲜思明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令人难以回避；二则小田省吾之论文刊于60余年前，极为罕见。其登载之《青丘学丛》是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所办，此刊物早已停刊，只在韩国和日本少数大学有所保存，其他地方鲜有收藏，很难见到。故此笔者将在小田省吾的基础上，加上本人所收集的其他资料，重新讨论此事。
燕行使购得全套《明实录》东归时，随行的通事赵秀三特作长篇《皇明实录歌》详载东传之经过。赵秀三，字芝园，号秋斋，一字景滩，一字子翼。生于英祖三十八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卒于宪宗十五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终年88岁。出身世代译官家庭。他曾六度出使清朝，以诗文见长，交游甚广。83岁高龄进士及第。纯祖二十九年（道光九年，1829年）冬，赵秀三随团出使北京，正是此次出使，购得《明实录》东归，全帙运回。归国后，赵秀三即作长篇《皇明实录歌》，全文如下：
四百六十一卷明实纪，当时史才称谷氏。一统二百八十年，天启为终洪武始。礼乐刑政灿典章，山川郊庙精禋祀。祖宗功德奠九区，文谟武烈垂万祀。沧桑百变崇祯朝，呜呼帝亦明天子。大厦固难一木支，四十九相空唯唯。竖碑党籍有东林，执策赴乱无南史；但见爆火起金宫，未闻遗音传玉几。左有记事右记言，旧臣应泰今皇旨；犬衔膏烛秘书省，蝇头细字番黄纸；丰润之谷后式微，此本流落燕南市。三蚀神仙老脉望，瑟缩不敢来容嘴；槐肆虽非石室藏，神物守护犹相俟；朝鲜使者馆玉河，摩挲永叹穷朝晷；西堂书侩黠于鬼，察眉索价高如彼。不惜千金买全部，嗟哉李君慷慨士。史有邦禁不示人，闭门蜡炬中宵紫；老眼读尽天下书，纸上拭花编屈指。一字一涕涕无从，斗酒未浇胸碨礌。岂意今夕亲见之，存亡肉骨恩浃髓。大车槛槛渡鸭江。箕尾仰看文虹起。拱北门开尺坛高，坛前日月尊阁庋。上国文献在下邦，夏礼殷礼征宋杞。不购象犀珠玉购此书，国富家贫心独喜。嗟哉李君慷慨士，天心感激嘉曰尔。[163]
此诗将《明实录》购得经过、原来藏书者、东传对朝鲜王朝的意义都给予了清晰的交代。细言之，从此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诗言《明实录》有461卷，《前言》亦如此言。所谓卷数，应指册数。《皇明实录匣记》称：
崇祯纪元后四庚寅春，使行入燕回，购皇明列朝实录二千八百二十五卷，共四百六十一册，赍来以进。书皆写本，纸故而蠹，字不断烂。而标题以《皇明实录》，盖知为明旧藏也。谨考《明史艺文志》，其世次卷数悉相符。唯《艺文志》所在，《熹宗实录》八十四卷，此则阙焉。岂此本之写在天启年间故欤？[164]
可见，此实录版本缺少熹宗朝实录，为461册，2825卷，与现在通行的台湾地区“中研院”刊《明实录》版本不同。崇祯实录则未曾编修过。从下表可以获知各朝实录与《明史·艺文志》、“中研院”版本实录之不同：
表10 几种版本《明实录》卷数对照表[165]
从上表可知：其一，以传入朝鲜版本之《明实录》卷数看，其卷数差别较大，总体而言，较之《明史·艺文志》和现今通行之《明实录》版本卷数都要多，比《明史·艺文志》所提供的卷数多285卷，比现今通行版本多出129卷。差别最大的是《太祖实录》和《成祖实录》，有上百卷之差。可见，在传抄过程中，出现衍生卷数，亦未可知。
其二，此书原为谷应泰所有，谷氏为明末清初大史学家，有《明史纪事本末》传世。但身后式微，子孙未能保有藏书，使之流落书市，终于让朝鲜使者购得。诗中曰：“当时史才称谷氏”，“旧臣应泰今皇旨，犬衔膏烛秘书省。蝇头细字番黄纸，奉润之谷后式微，此本流落燕南市”。《皇明实录歌前言》称，“此书盖史馆旧藏，谷氏之所据修全史者，而后孙穷窭不能守，流落人间也”[166]。
其三，诗中对此书购入经过亦作了详细的交代。所谓：“朝鲜使者馆玉河，摩挲永叹穷朝晷。西堂书侩黠于鬼，察眉索价高如彼。不惜千金买全部，嗟哉李君慷慨士。”由此看来，真正购得此书的是“李君”。前言对此有所交代，“岁己丑冬，余从国使入燕，与李君锡汝同馆，李君以厚直沽诸书肆，属余共编订讫，载以东归”[167]。可见购书的为李锡汝，而小田省吾所引之材料为：“余从国使入燕，与君镇九同馆。”锡汝与镇九应是同一人。《尊华录》中有《庚寅故事》[168]，收录了写《皇明实录》序的金履阳，为李镇九出使燕京所写，明确说明乃李镇九购来实录，故而，李镇九就是李锡汝。(https://www.daowen.com)
纯祖二十九年（己丑）冬前往北京，而次年（庚寅）春回朝鲜的有两批使团。一是进贺兼谢恩使团，贺展谒闳陵、谢诏书顺付、谢赐笔、谢赐物、谢陪臣参宴，未带方物。纯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出发，三十年庚寅三月二十一日己酉回到朝鲜，正使李光文、副使韩耆裕、书状官姜时永、首译朴明曛。二批乃冬至使兼谢恩使行，谢进贺陪臣赐食，谢故副使加赏，谢恩无方物。纯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出发，次年三月二十四日还国。正使判中枢柳相祚、副使礼曹判书洪羲瑾、书状官兼掌令赵秉龟、首译官李时复[169]。将《明实录》购回朝鲜的必此二使团之一。虽然《朝鲜王朝实录》对相关的出使事项有详细的记载，但丝毫未提《明实录》东传之事，这相当奇怪。因为每次使臣归来，都详细汇报相关见闻，《朝鲜王朝实录》都有详细的记载，当然少不了对购来书籍的介绍，如实录中载录了购来的《明太祖御制文集》、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等，但对于部头如此之大、地位如此重要的《明实录》却无一笔涉及，不能不说是极为反常的事。小田省吾推测乃是因为朝鲜担心清人责问，故而故意略去。清朝对《明实录》的东传，一旦获知自然是极为不高兴的，很可能引发外交纠纷。赵秀三《皇明实录歌》即云“史有邦禁不示人”。清朝原本禁止史书运出国门，可见，这种禁令清朝并未严格执行。《明实录》虽然运来了，而朝鲜亦喜亦忧的心态同时并存。购得之际，“闭门蜡炬中宵紫，”将那种心态表露无遗。不过，将《朝鲜王朝实录》不载录推测为怕清人查问，并无很强的说服力。因为清朝根本无从看到《朝鲜王朝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修完后，皆藏于史库，朝鲜士大夫亦无机会看到，更不可能传到清朝。此似应有其他原因，暂且存疑。
其四，《明实录》购来被视为朝鲜尊周思明的一大象征。朝鲜把《明实录》比作春秋鲁国得之《周礼》，《皇明实录匣记》称：“今天下唯我东国独讲尊周之义，而得此书于崇祯甲申百八十七年之后，一开展而声明文物若身亲见，抚卷咨嗟，倍激风泉之感。”[170]赵秀三诗中有言：“上国文献在下邦，夏礼殷礼征宋杞。”《承政院日记》则称：“追惟翼考风泉之感，江汉之思，撑宇宙而炳日星，可以永有辞于天下。而是书之东来，亦可见天意之不偶然也。”[171]《尊华录》所录《金履阳赠李知枢序》更有段详细说明，强调《明实录》东传对于朝鲜尊周思明的影响：
独我东笃被神宗皇帝再造之恩，仅数世而天地翻覆矣。虽海外藩服之故，不能以封疆殉，而若其《匪风》《下泉》之思，愈久愈切，渐摩成俗，环数千里衣冠之族，莫不以大明遗民自命，是孰使之然哉？肆我孝明世子代听之初，亦惟列圣朝志事是承，皇壝荐祼，率以躬无
，爰命胥译购求明朝实录，子实膺命，而环顾四海，无明久矣。夫孰有藏此书，苟藏之又谁肯卖诸？然而子能于必不得之地致必可得之诚，卒以全部实录四百六十一册赍进，自洪武迄于天启以前三百年间，礼乐刑政之具，兴衰得失之迹，该括无遗，粲然具载，宛若《周礼》之在鲁。嗟乎！是岂偶然也哉！……第闻其书皆写本，而题其卷曰《皇明实录》。其为明故臣家所藏无疑，然则其卖之也，意者，其藏之也，隐约而知我国思汉之故，欲其寿其传也欤！不然何誊写之辛苦，传家之久远，而一朝拟卖于外国，而莫之惜也。吾知天下亦自有思皇明而不忘者矣。独未知所以思之也，思其德欤？思其恩欤？吾不知其何心也。[172]
可见，无论是朝鲜王朝官方的史书，还是私家笔记、史书，普遍认为《明实录》东传正如“周礼尽在鲁”一般是天意，是朝鲜尊周的一大象征。天既知朝鲜思明，故冥冥中使朝鲜购得《明实录》，以慰其风泉之感、江汉之思，此对朝鲜数代以来之尊周思明是极大的推动。
其五，《明实录》运回朝鲜以后，被藏于大报坛敬奉阁[173]。敬奉阁原在槐院（承文院），正祖时期以其破旧，重建于大报坛西北角。凡明代遗物，若明朝皇帝诏书、赐予朝鲜国王之蟒袍以及各种其他遗物皆收藏于此，如同朝鲜收藏明朝遗物的博物馆。朝鲜君臣上下皆将其视作珍宝。《明实录》运抵朝鲜后亦贮藏于此，此乃其诗所云“拱北门开尺坛高，坛前日月尊阁庋”之意。大报坛是思明最为典型的地点，此亦表明《明实录》是朝鲜思明的一个重要象征之物。朝鲜赋予《明实录》极高的地位，后曾好几次提议刊印此书。
《明实录》传入朝鲜40余年后，高宗十二年（光绪元年，1875年），领议政李昰应提议刊行《明实录》。他认为明代三百年治法政谟皆载于此书，庋藏于敬奉阁，史局亦无副本，但原本则“岁月寝久，蠹鱼朽烂，在所当念。亟令馆阁分董印出，藏于馆阁及皇坛及万东庙，以为次第流布，阐翼考积诚购奉之大义理，恐亦有光于殿下继述之道矣”[174]。高宗虽表示支持，但是因部头太大，未能付诸行动。高宗十九年（光绪八年，1882年）有大臣再上疏请求刊行《明实录》，高宗批曰：“《皇明实录》果是希本，俟物力稍叙，可议行矣。”[175]但此事因故未决。
大韩帝国成立次年，即光武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韩国终于对《明实录》进行了整理，对原有版本改装修缮，编成新的目录，将其置于卷首。这样册数增加到464册。整理过程中，发现原来所称卷数2825卷不确，实为3100卷，比原来卷数多出275卷，参与整理实录的金履乔特作附记以说明此事：
右敬奉阁旧藏《皇明实录》，木匣所刻之文也。乃于光武二年春，修整总目录时，移录于首。而右文内有统举是书所藏皇明列朝实录卷数者，曰二千八百二十五卷，又曰谨考《明史艺文志》，其卷数悉相符。然第见此列朝实录，则实为三千一百卷，而不止于二千八百二十五卷而已。是曷故欤？盖计其相左之数，乃至二百七十五卷之多者，甚属可讶，今亦不敢不以原书所编卷数列载于总目录中，而又于每朝实录之末，各注其卷数与《艺文志》符与不符，以寓存疑之义。又以此总目录三册附于原帙，则其册数亦与右文异，为四百六十四册。
此次整理过程中，大韩帝国皇帝光武帝亲作序文，其曰：
稽古一王之法二典尚矣，历夏、商至周，而礼乐法度灿然炳焉。文字悉备，《周礼》一书，为治天下之模范，自两汉、晋、唐、宋以来，损益沿革不同，而要不出乎此。及大明而参酌于上下千载之间，辑而萃之，而又悉备焉。粤我翼考庚寅，行人得皇明列朝实录写本于南京（燕京？），名山石室之藏，流转而东，玉带明堂图，抑有待焉者耶？惟我国家祖述三代先王成宪，概取法于是，而朕尤致意焉。史策纪传诸志所载，盖出于实录，则是可以探其源而得其详。万几之暇，辄披览阁丌之文，每有益焉，有疑可质，确若准绳矣。其笔帙既巨，而其编辑舛差，条理棼错，寻绎之际，艰于搜赜。乃为总目，叙其世次，开卷了然，便于考阅，如针引线。故纸蠹蚀，断烂字画，率多亏缺，乃补葺缮写，庶无鸿乙三豕之谬。又改其缥缃而一新之，是书于是乎完矣。所以继先志而诏来许，子孙万世，永宝重之。[176]
大韩帝国皇帝虽然摆脱了清朝的控制，由清朝宗藩王国而成为独立的帝国，但对于明朝依然心存感恩，整理《明实录》作为尊周的象征。不过，光武尊周与其先祖们之尊周已有本质的区别，此时，韩国倡导尊周，意在尊王攘夷，卫正斥邪，抵抗西方势力入侵。尊周永远是朝鲜王朝确保其民族独立精神的一种武器。
综上所述，《明实录》由朝鲜燕行使译者李镇九购回，原为谷应泰所有。朝鲜君臣上下，对《明实录》东来相当重视，特将其藏于大报坛敬奉阁。后曾一再提出刊印，最终虽不了了之，但体现其君臣之重视。大韩帝国成立次年，光武帝指令对其整理，并亲撰序文。凡此种种均说明此乃朝鲜尊周思明的又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