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塑造正统的努力
朝鲜的尊周思明理念，根本意图就是否定清朝正统地位。尊周实质上是尊华、尊明，最终意图在于贬斥清朝；贬清，最基本的一点乃否定清朝对中华正统的继承。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清朝，但清朝统治者深知在以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作为治国、处世理念指导的中原儒生和朝鲜儒林看来，清朝具有先天性不足。因而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塑造天命所归的正统地位。正统问题，既是清朝确立全国性大一统政权必须解决的难题，也是其理顺与朝鲜等藩属国宗藩关系须慎重处理的问题。在儒家文化圈内，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正统观，始终是个基本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因而清朝在国内大肆塑造其天命所归，采取各种途径，塑造正统地位，对朝鲜则从最开始就强调其自王朝创立以来就当然具备的天命观。
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政权更替有禅让、世袭和革命三种方式[2]。而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性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仅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其王朝建立的方式与此三种迥然不同。由于以外来民族入承中华大统，而又不得不采取先进的儒家文化，故必须妥善处理程朱理学所津津乐道的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正统论。历代统治者确立正统地位的惯用手法乃以充分的实力，加上神秘的天命和鼓吹如尧舜般的德行。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塑造正统的手法亦不过如此[3]。
满族向来十分敬畏天，原本有祭天风俗[4]。努尔哈赤勃兴之际，打出敬天法祖的旗号。他极看重天命，以为“总之主宰在天”[5]，大国变小，小国变大，皆由天意[6]。用“天命”作年号，意图十分明显，即上承天命以成事业。1619年，萨尔浒一役，击败明朝四路大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后金派使节携《书明七大恨事》函往朝鲜，极力向朝鲜表明他乃替天行道，并非要与明朝结怨，后金之所以能击败明朝军队，乃“天无私，福善祸淫，故佑我而厌明耳”[7]。将战争的胜负归诸上天的眷佑，借机说服朝鲜承认其正统性，这种手法在以后与朝鲜的交往中屡屡使用。宣扬上承天命，向来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塑造正统的法宝，努尔哈赤善用此策，以期使朝鲜接受其正统性。有意思的是在最初交往中，努尔哈赤对朝鲜大讲天命，朝鲜亦以天命回敬：“来书云：我若向来有意与明结怨，天即鉴之。推此心也，诚保世滋大，受天之佑者矣。自此以往，克协大道，同归于善，当亦明所深愿。”[8]努尔哈赤既以天命的光环加在自己头上，朝鲜亦以“天”来回敬，显然对努尔哈赤所言之“天命”嗤之以鼻。
清太宗皇太极亦秉承其父之天命观，认为天子为匹夫、匹夫为天子皆为天意，非人力所能为。而“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9]，“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杀予夺听命于君者也”[10]。在给朝鲜国王仁祖信中以为“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以我为是，以明为非”[11]。因此，上天才将辽东土地和官民“赐予”了后金。在1637年征服朝鲜后，亦言：“天意是我而非朝鲜，故我军所至克捷。”[12]他告诫群臣，“古来用兵征伐，有道昌，无道者废”[13]。他将与明朝战争中，一次次的胜利归诸蒙天佑，乃遵循有道。而明朝失败是因失道而被天谴。皇太极强调“我爱新觉罗由上天降生，事事顺天命，循天理，数世以来，远近钦服，从不被辱于人”[14]。清胜明败的根源乃“我国家，天命人心之归，已见几于受事之始”[15]。清朝所做一切皆秉承天意，得天命，顺人心，故清朝能无往不胜。而对于天下之统治权，皇太极主张：
天下并非一人之天下，仅为有德者所定，故只可谓有德者为天子。今蒙天眷，立吾为我国之主。然吾岂可谓为天子耶？倘不行义，有违于天，天将废吾另立他人为我国之主，亦天意也。[16]
意在宣扬清朝之所以有天下，他本人之所以成为皇帝，乃是天下有德之人，从而获得上天的眷顾。若行不义，亦可能失去帝位。声称的代表天意行事，是为其正统性塑造一种耀眼的光环。
入关后，清朝诸帝对正统性的塑造更是不遗余力。首先由于大一统政权的建立，清朝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制度上确立清朝皇权正统的绝对权威，同时用一整套礼仪制度强化其对中华正统的承继，如尊崇孔子，宣扬重视“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莫不重视正统的塑造和维护[17]。顺治皇帝强调“凝天命，扬祖德”[18]，即位诏书一开篇即曰：“我太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懋建鸿功，贻厥孙子……”[19]强调上承天命，清朝乃天命所归。并告太庙，祭天地，实施一系列的礼仪，以强化其正统，并颁示中外，从而确立其大一统的天下[20]。康熙帝强调“朕为上天之子，朕所仰赖者惟天”[21]，“朕承天命，统御万方”[22]，强调其为上天之代表，塑造清帝的权力乃上天所赋予的，故而不容挑战和怀疑。在宣谕周边各部族时候，他都强调是“承天命，统驭万邦”[23]，故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同时，康熙帝对儒家道统亦倾注心血，对程朱理学甚有研究，以强化其对中华道统的承继，从而强化其正统性[24]。雍正皇帝则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大加宣扬，他说：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25]
强调德行是得帝位最重要者，是上天最看重的。天下乃有德者居之，而上天不管有德者出自何方、来自何地、属于什么样的种族，从不苛求。因此他强调天下乃有德者居之，从而抹杀儒家固有的华夷有别之正统观。
清朝皇帝非常清楚作为少数的满洲贵族，要统治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相当不容易，因而制度上建立一套高度的君主集权政体，实施一系列措施外，文化心态上亦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文字狱，以钳制士人思想。同时，挖空心思地强调满洲贵族统治中国的正统合法性。满洲贵族深知，他们出身于“夷”，所以他们相当忌讳士人用“夷”“胡”“狄”一类字眼。乾隆皇帝组织编修《四库全书》，不少书犯忌，入禁毁列，即便收录，对其相关犯讳字眼也全部去之，或改换成其他中性的词语。乾隆之父雍正皇帝竟然在《大义觉迷录》中，大谈其华夷观。雍正六年（1728），发生曾静等人策动陕西总督岳钟琪谋反一案。曾静秉承其师吕留良的思想，斥清人为夷狄，不具统治中华的正统性。雍正亲撰《大义觉迷录》，以图破除《春秋》义理的华夷观对儒生的迷思。雍正以天子之尊，竟然同一个在野儒生大打笔墨官司，刊出千古奇书《大义觉迷录》，并力求家喻户晓。由此也体现出正统论对清朝皇帝的困扰之大。下面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看看雍正帝是如何解开这一千古死结的。
雍正重新解释“夷狄”，以为华夷之别如中国籍贯，只是地域不同而已。这样的解释抽掉了儒家华夷思想的精髓，转移了对夷性的认识[26]。雍正并不讳言满洲为夷狄，“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又言中国古代奉为圣人的舜、文王皆为夷人，“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27]。
舜，古之圣帝，而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28]
因此雍正解释所谓“夷”，不过“方域”之字样，本质上与汉族并无区别。满洲是清人籍贯，并非有中外之分别。满汉之别不过是籍贯不同而已。满洲既是清人之籍贯，而华夷之说又从何说起呢？雍正解释，所谓“华夷”，不过是南北朝时北方人称南方为“岛夷”，南方人称北方为“索虏”，“口舌之讥”“至卑至陋”之事。但雍正年间清朝已是江山一统、华夷一家，此时仍大谈华夷之别，实在是“逆天悖理”“无父无君”之异类[29]。
其实，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华夷之别，并非只是地域的不同。传统儒家在文化心态上贱视夷狄，将“夷狄”看作低等民族、未开化民族。“华”则是文明人、文化发达的民族。但在雍正的狡辩中这些核心内容都被抽离了，剩下的只是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互相攻讦，以回护其先天之不足，把满人与汉人看成一体，所谓“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即此之谓也。(https://www.daowen.com)
雍正进而强调清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所以对任何民族皆抚绥爱育，“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清朝统治，无分内外，不分彼此，不讲华夷，皆一视同仁，所以作为清朝子民，“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30]。但是，“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妄意诋讥，肆意蛊惑，实非良民。孔子有言：“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春秋百里之诸侯内，大夫犹不可非，清朝乃奉天承运、大一统之天下，臣民又焉能谤议君主呢！“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31]
雍正引孔子言为论据，但故意曲解原意。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被说成是“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似乎作为圣人的孔子也承认夷狄之君主。又批评儒生悖逆韩愈之言，韩愈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虽然元朝是一个“混一区宇，有国百年”的王朝，但中国儒士对于由夷狄而入主大统的元朝，称述者少，贬斥者多。雍正批评此乃“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之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32]。
以上雍正的论述大体有以下几层意思：其一，清朝上承天命，混一区宇，不分华夷，一视同仁，作为其治下的子民，不可以华夷之论而怀异心。他故意模糊传统意义上的华夷观念，将一种文化概念，模糊为地域上的差别，表明华与夷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其二，作为儒家圣人的孔子都承认“夷狄之有君”，作为清朝子民又焉能否认清朝的君主，肆意作无父无君之论呢！且韩愈有言“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现清朝为大一统之中华帝国，又焉能视作夷狄，而不以中华视之呢！
雍正乃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全国性的大一统政权已建立达七八十年，而华夷观的问题依然使得他如此气馁，不惜皇帝尊严，与一儒生大肆辩论。其言辞之激烈，语气之强硬，显然有失君王的风范。而雍正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自己对此问题确实并无十足的信心。《大义觉迷录》乃千古奇书，而雍正的做法亦是千古一例。由此可见华夷观、正统论对他们的困扰之大。
实际上，雍正帝意在消除传统华夷观，建立一套“大一统”理论新说。他强调普天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33]，乾隆帝继承和弘扬了这种大一统观，并用这套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他指出“《春秋》大一统之义，尊王黜霸，所立万世之纲常，使名正言顺，出于天命人心之正”[34]。然后用他所理解的《春秋》义理和朱子《纲目》思想，分析历史上中国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虽然他亦打出《春秋》义理和紫阳《纲目》的旗号，但对正统论与华夷观得出完全不同的论述。首先，在《春秋》大一统的旗号下，他撇开“尊王攘夷”，强调“尊王黜霸”。一字之改，意义全变。“尊王攘夷”，重在华夷之别，而“尊王黜霸”则变成了尊行王道，反对霸道；行仁政，黜霸政。《春秋》义理中的华夷之别的原意已被抹杀，“尊攘”之意义亦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王道”与“霸道”，与《春秋》尊攘之义已没有多少关系了。其次，他虽然亦大谈正统，但正统被看成是“继前统，受新命”，重在后代对前代道统、法统的承继，所谓宋、齐、梁、陈之承继东晋，南宋之继北宋，蒙元之继两宋，即为乾隆所言正统之传承。儒家原来讲求正统之华夷、种族之差别，不得承统，一概被抹杀了。而他这样做最终的落脚点是说明清承明统，大明帝国所具有的中华正统自然非大清帝国所继承莫属。
在处理政权如何从明帝国传到大清帝国问题上，清朝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是其塑造正统的一个砝码。清朝向来宣称其得天下最正，这是历代清朝统治者所津津乐道的。清兵入关之际，就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进驻北京。而雍正帝对这一点更大加阐发，加以系统阐述。他首先认为清朝原本无意取代明朝政权，只是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殉国而死，“明祚已绝，明位已移”后，应吴三桂之请，方命将兴师，兵至山海关，一战而胜，击败李自成。
是以我世祖皇帝君临万邦，廓清群寇，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显然著明可白万世者也。我朝得国较之汤武征诛，更为名正言顺，何明亡之有恨乎？[35]
如此一来，清朝乃有德于明朝。它得国之正，更有胜于汤武革命。明亡之恨，又从何谈起呢！不仅如此，它还有恩于中国。其曰：
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至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所共知……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哉。[36]
借此肯定清朝之正统地位。而明朝大统已亡，为明朝复仇之大清就承继了中华大统。
综观清诸帝对正统论的阐述，与前面所谈朝鲜诸儒正统论的认识，解释绝然不同，无一相似之处，其主要不同之点可概述如次：其一，清朝抹杀华夷之别，以为华夷之别不过是地域不同，满汉之分不过是籍贯不同，清之满洲如中国之籍贯。“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37]同处一个天地之下，又无本质的差别，从而将华夷本来意义上文化的差别，加以抹杀。而朝鲜严执华夷之别，直斥清朝为夷狄、胡人，坚持华夷乃天下之大分，夷狄等同禽兽，故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清以为正统不过是“继前统、受新命”，而清朝乃承继天命，受天眷顾，故而得承明朝之大统。朝鲜以为明朝灭亡之后，中华大统已绝，只是大统一脉，偏寄三韩，故而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以捍卫朝鲜“小中华”之正统余息。
其三，清以为明亡于流寇，并非亡于清人。清乃败流寇而得天下，为明报仇，有德于明朝，进而有德于中国。朝鲜则不仅视清为明之寇仇，更以两次加兵于朝鲜，使朝鲜对清满怀着仇恨，所谓国恨私仇集于一身，所以对清朝有复仇北伐之志。
因此，尽管清朝与朝鲜都打着《春秋》大义、紫阳《纲目》旗号，但对正统论的解释完全不同。清朝抹杀华夷之别，意在模糊其先天不足，倡导“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从而使子民认同其正统地位。朝鲜否认清朝正统地位，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意在突出朝鲜承继了明朝以来的正统地位，以解决现实中政权合法性问题。清朝深知武力征服朝鲜虽不难，但要令朝鲜真心实意地臣服，甚至比汉族人更不容易，所以既以高压严密监视朝鲜，又大肆施恩，以收其人心。大体而言，清入关前以高压手段为主，入关以后，以施恩笼络为主，最终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笼络，终于使朝鲜内部出现反对传统尊周思想，提出北学的倡议，清代中朝关系也日益密切，最终在面对西方势力入侵之际，朝鲜仰仗清朝作为后盾，将清朝视作其“卫正斥邪”的依靠。可见清朝德化政策还是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