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纲目》史源之考察
对此问题，前辈学者已进行过一些探讨，有人认为当大量参考了朝鲜史料[41]，有人认为可能参考了《明实录》，但具体指出的史料只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42]。笔者阅读全书后，认为应该对《明史纲目》的史源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
其一，《明史纲目》之征引情况。李玄锡在上肃宗《乞屏退卒撰明史疏》中，提及《昭代典则》等六种明清史书及朝鲜的《纪略》，作者肯定是读过这些书的，当然也是他重要的参考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有多处注明“某某某曰”，此即他直接征引史书的作者。在全书二十四卷中，“谷应泰曰”是最多的，但并非只有“谷应泰曰”，从下表中我们可以获知直接征引情况。
表7 《明史纲目》卷次编排与征引著作表
续表
续表
从上表可知，《明史纲目》直接征引的史料有89条之多。其中“谷应泰曰”36条，乃占全书直接征引40%，其次为“涂氏曰”，11条。第一次征引时，小字注明“名山撰统宗”字样，因之，涂氏就是《明政统宗》的作者涂山。其他被征引者分别是：黄光升、朱鹭、郑晓、李贤、岳正、汤斌、高岱、王鏊、凌瀚、雷礼、支大纶、吴瑞登、王世贞、汪道昆、朱国桢、马晋允、夏允彝、陈氏、许氏和史氏。初稿时还有朱璘名，后被删去。因此一共是23位作者。其中“史氏曰”是作者本人的议论，被征引的作者应是22位。
征引时，对被征引人姓名处理稍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直呼其名，如“谷应泰曰”“朱鹭曰”“夏允彝曰”等；二类是首次提及时，姓后加“氏”，然后小字注明其名字，如“汤氏斌曰”“岳氏正曰”等，以后再提及时则省去名字，只称姓氏；第三类只注姓氏，未附名字，只有陈氏、许氏和史氏。陈氏、许氏皆只出现一次，没有充足证据，不好妄测，但我怀疑陈氏即为陈建，《乞屏退卒撰明史疏》中提及陈建的《皇明通纪》，李玄锡读过此书肯定无疑。许氏为何人则不得而知。史氏则是作者本人。为何这样说呢？《明史纲目》序中，作者以“史氏”自称回答诘难之问题。其曰：“既称明史乎，则其为一代书也。当如马如班，如晋唐史可矣，乃遵《纲目》之法，此又何据乎哉？史氏曰：噫！唯唯于余心有戚戚焉。”又曰：“难者曰：苟有所不忍忘焉者，而欲成一代之史，则其微隐笔削，胡不学《春秋》为哉？史氏曰：吁！否否春秋笔削，信非愚陋所敢学。”[43]因之，史氏是作者自称，当无疑义。对被征引者姓名处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别，笔者以为，首先是被征引的原书有别。第一类原本如此，如“谷应泰曰”“朱鹭曰”等，故可原文照搬。第二、三类原文并非如此，“×氏曰”字样当系作者所加，故此有别。同时作者仅仅修完了初稿，未及全部整理完，就已先卒，后人整理，因而出现差别。
其二，《明史纲目》征引文皆是评论语。在全部89条“某某某曰”中，有七条“史氏曰”，是作者本人的评论，其余82条皆是从他书征引而来，且所援引的内容全是对史实进行评论性的文字，而非一般的史实叙述材料。此种征引方式，在明清人论著中颇为常见。谈迁的《国榷》成书于1653年，比《明史纲目》早五十年，凡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国榷》多征引诸家评论，同时亦附上自己的评论。其方式亦是先冠以“某某某曰”。《明史纲目》所参考的书籍中，如《皇明通纪》《明纪编年》亦不乏这样的例子，因此可以说，李玄锡的这种征引方式是受到了明清人的影响。但是《明史纲目》征引时，并非原文照抄，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加工整理。现以“谷应泰曰”为例，对照《明史纪事本末》原文，我们就可以获得较为明确的了解。
《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1658年撰成，刊行不久，就传入朝鲜。它是纪事本末体，将明代主要事件以卷为单位，加以叙述，一卷一事，每卷末尾都附有“谷应泰曰”的评论语。在清官修《明史》问世以前，没有哪种明史书有如此完善的评论语。但当代台湾地区明史学界以徐泓、邱炫煜、吴智和、林丽月等组成的“明代典籍研读会”，对《明史纪事本末》进行校读，发现《明史纪事本末》在编目、史源上主要来自高岱的《鸿猷录》和张岱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而“谷应泰曰”则基本上抄自蒋棻的《明史纪事》[44]。笔者对照蒋棻的《明史纪事》，发觉《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曰”，大体与《明史纪事》相同，因此，可以说蒋棻的《明史纪事》亦是李玄锡的参考书籍，但却是通过《明史纪事本末》获得的。因此，依然可以说《明史纪事本末》是李玄锡最为重要的参考书。而征引时，李玄锡对原文全部进行了删节整理，比原文更为精炼。下面以“建文逊国”一节评语为例，加以比较，我们会有直观的认识。
《明史纪事本末》：
谷应泰曰：闻之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然而，乘机察变，忍耻图存，一旅而中兴奏，五年而天节反，则惠王居栎，仍杀子颓；襄王居郑，终诛太叔。建文之仓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况铁函锁柙，度牒剃刀，先皇所遗也。龙漦帝后，妖谶亡周，燕啄皇孙，天心割汉，厥有定数，又非智力所移耳。乃逊国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独从地道，余臣悉出水关，痛哭仆地者五十余人，自矢从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议，以为多人必生得失，不若遥为应援。于时谨侍左右者三人，杨应能、叶希贤称比丘，程济称道人是也。往来道路，给办资粮者六人：冯㴶、郭节、宋和、赵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各讳名号，潜相通问是也。其经由之地，则自神乐观启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踪迹去来，何历历也。特以年逼桑榆，愿还骸骨，岑瑛据之以闻，吴亮辨其非妄。夫不复国而归国，不作君而作师，难以考终，亦云恧矣。然以予论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场，昭帝新居谅暗，此时兵力黩于边关，内难伏于高煦，国势危疑，人情牵制，必不能长驾远驭，经营万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险，沐氏兵强，因兹遁迹之时，宜申控告之义，非流彘而藉共和，则东迁而依晋、郑。一军出荆门，即襄、邓可摇；一军出汉南，即长江可据。狐、先《河水》之功，冯、邓云台之业。后挽前推，匪异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
之奉，而兴复大计，阙焉不讲。譬犹危叶畏飙，惊禽易落，正所谓亡国之大夫不足与言事者也。洎乎正统改元，帝易四朝，统逾五纪，内鲜惠、怀之乱，外无连、管之谋，嗣服相承，天定之矣。而况主君已老，从者凋零，方险阻备尝之时，正精志消亡之日。鲁展喜之已衰，晋铜鞮而既死，崦嵫待尽，尚安望其复振乎？至若从亡诸臣，国尔忘家，捍王于艰，四十余年，栉风沐雨，即无包胥之义，复楚王于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公于野井。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议者据成祖之实录，谓建文之自焚，疑一龙之未出，摈众蛇而不载。夫隐、巢之事，不直序于贞观；烛斧之疑，亦依违于兴国。时史所书，非无曲笔矣！而况胡濙访仙，思恩擢职，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树，有目所共睹，又岂得以传闻异辞也。[45]
《明史纲目》：
谷应泰曰：昔者惠王居栎，仍杀子颓；襄王居郑，终诛太叔。建文仓皇出奔，亦似有深意焉！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奉橐
之供，而兴复大计，阙焉不讲。譬犹危叶畏飙，鸣雁惊弦。南游滇池，西入重庆，年逼桑榆，愿还骸骨。虽曰考终，亦云恧矣。方其成皇初崩，仁宗新立，边陲耸于虏警，内难伏于高煦，此正可乘之机，而况滇黔地险，沐氏兵强，因逃遁之时，申控告之义，庶几摇襄、邓，据江淮，光复旧物，而惜其险阻备尝，精志消亡。鲁展喜之已衰，晋铜鞮之既死，尚安望其复振乎？至若从亡诸臣，栉风沐雨，捍王于艰，虽无包胥复楚君于郢都，亦有子家哭鲁公于野井。而议者据永乐之实录，谓建文之自焚，疑一龙之未出，摈五蛇而不载。隐讳依违于废兴之际，则时史所书，可谓曲笔矣！[46]
上面这段“谷应泰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原文不加标点，一共754个字，是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在叙述建文削发为僧和流亡过程中进行议论，因而显得冗长。《明史纲目》中，不加标点只有258个字，将叙述性的文字全部删去，只留下议论性强的文字。且征引之时，打破了原文的顺序，调换了一些句子，改换了一些词句，把原文的意思加以浓缩，不啻是一种再创造。几乎每次征引都采取这样的方式，省去许多典故性和重复叙述性的文字，其重新排列的“谷应泰曰”，议论精炼，语言简洁，紧凑有力，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之感，较之原文，议论更为精当，也更增强了说服力。由此，既体现了作者的才学，也反映了作者不仅注重史论，也善于论史。
其三，引文作者及著述考察。正如前面所言，《明史纲目》直接征引了22位作者的论著，而其间接参考的文献就更多。下面逐一考察有关作者之生平著述，我们可以从中察知《明史纲目》的具体参考文献。
1．谷应泰（1620—1690）：1647年进士，河北丰润人。编有《明史纪事本末》80卷，1658年撰成，是一部纪事本末体明代史书，将明代主要事件以卷为单位，一卷一事，加以叙述，每卷末尾都附有“谷应泰曰”的评论语。今人指出《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曰”多抄自蒋棻的《明史纪事》，蒋棻，字畹仙，崇祯庚午（1630）举人，丁丑（1637）进士。《明史纪事》是依专题评论明代史事，因无材料说明李玄锡直接征引过此书，因而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参考资料。
2．涂山（生卒年未详）：字子寿，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人，撰《明政统宗》30卷，1615年成书，记载从1352年到1572年史实，末附《九边论》，此书是李玄锡最为重要的参考书，当无疑义。
3．雷礼（1505—1581）：江西丰城人。著有《皇明大政记》25卷。此外尚有《国朝列卿记》165卷。《明史纲目》首次引“雷氏礼曰”时，提过《大政记》。
4．黄光升（1506—1586）：1529年进士。福建晋江人。著有《昭代典则》28卷，是书起元至正壬辰（1352）明太祖起兵，迄隆庆二年（1568），编年纪事。李玄锡在上肃宗国王疏及《明史纲目》中皆提过此书，因之此书系其参考书，亦应无疑义。
5．高岱（1507—？）：1550年进士，湖北京山人。著有《鸿猷录》16卷，1557年成书，以纪事本末体记述1352年到1552年间大事60项。(https://www.daowen.com)
6．支大纶（1534—1604）：1574年进士，浙江嘉善人。著有《永昭二陵编年史》六卷，乃嘉、隆两朝编年体史书。
7．吴瑞登（生卒年未详）：1586年举人，江苏武进人。著有《两朝宪章录》20卷，成于1594年。另有《绳武编》34卷，记载从洪武到隆庆史实，分类编辑。
8．朱国桢（1557—1632）：1589年进士，字文宁，浙江乌程人。著有《涌幢小品》《皇明史概》，皆是很重要的明代史籍。
9．王鏊（1450—1524）：字济之，江苏吴县人。1475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著有《震泽长语》，分经、传、官制介绍明代掌故。另有《史余》1卷。
10．郑晓（1499—1566）：字窒甫，号淡泉，浙江海盐人。1523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著有《今言》《吾学编》，详于明代典章制度与明代掌故。另有《郑端简公全集》。
11．朱鹭（1553—1632）：初名家栋，字白民。江苏吴县人。著有《建文书法儗》5卷，是书作于万历乙未（1594），专记建文一朝史实，且收罗明代有关建文之论述与奏章。
12．王世贞（1526—1590）：字符美，号弇州，江苏太仓人。1547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弇山堂别集》100卷、《嘉靖以来首辅传》8卷等明史书。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收录有关人物传记资料。门人董复表于1614年将其史学著作汇编成《弇州史料》。
13．李贤（1408—1466）：字原德，河南邓州人。1433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著有《天顺日录》1卷、《故穰杂录》3卷。
14．岳正（1418—1472）：字季方，号蒙泉，漷县人。1448年进士第一，天顺中入阁预机务。著有《类博杂言》。门人收其诗文编成《类博稿》10卷，附录2卷。
15．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安徽歙县人。1547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著有《太函集》。
16．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松江华亭人。1637年进士。著有《幸存录》《续幸存录》，载录自1573年到明亡史实，尤详于朝中党争。
17．马晋允（生卒年未详）：清初人，顺治十五年（1658）增补了陈建的《皇明通纪》，撰有《皇明通纪辑要》24卷，补入了嘉靖到天启史实。
18．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官至礼部尚书，著有《洛学编》《汤字遗书》。参与清官修《明史》的事务。
19．朱璘（生卒年未详）：清初人，字青岩，上虞人。曾任武昌同知，撰有《历朝纲鉴辑略》56卷，前40卷乃记载从春秋到元的史实，后16卷为《明纪辑略》，载明太祖到南明三王史实。《明史纲目》初版时有“朱璘曰”，即出自《明纪辑略》，后来朝鲜发现此书误记朝鲜太祖李成桂世系，因而禁毁。《明史纲目》最初成书于1703年，编成近五十年后，因朱璘《明纪辑略》牵连差点被洗草，终因此书很重要，在删去书中所引朱璘评论后，得以在1771年再刊，使此书得以完整留存。后面我们再详细讨论。
20．陈建（1497—1567）：广东东莞人，1528年进士。著有《皇明通纪》，载1351年到1521年明朝史实。书成于1555年，是明朝人修的第一部明朝编年史书。此书刊刻流传甚广，但无论是在明清两朝还是在朝鲜王朝都受到严厉批评以至禁毁。李玄锡看过此书当无疑义，《乞屏退卒撰明史疏》提及此书，《明史纲目》有一条“陈氏曰”的材料，笔者怀疑可能出自《皇明通纪》。
此外，凌瀚、许氏生平著述不详，只得存疑。《明纪编年》和朝鲜《纪略》在《乞屏退卒撰明史疏》中被提及过，虽未直接从中征引，亦可视为其参考文献。《明纪编年》，钟惺（1574—1624）编，清王汝南增补。是书卷一至卷八，题钟惺谨定，卷九至十二，记崇祯及隆武、鲁监国事，题王汝南补定。王汝南，字季雍，与钟惺皆是湖北竟陵人。是书迄今在韩国奎章阁、藏书阁及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中依然有藏本。朝鲜《纪略》全名《明史纪略》，撰者不详，只一册100页，是一部简略的编年体明史。
因此，可以说，《明史纲目》主要的史料皆出自明清人的史书。而直接征引的史料又多以评论语为主，且作者对相关的征引史料进行语言上的删节改编，其重新编订的引文较之原文更加简练，评论也更为得体。几乎很难找到《明史纲目》参考过《李朝实录》等朝鲜原始材料的证据。李光涛先生对此书寄予厚望，就是觉得其应当用朝鲜史料去分析明史问题，但事实上，李玄锡几乎没有采用朝鲜材料。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李玄锡根本看不到《朝鲜王朝实录》等原始材料。《朝鲜王朝实录》由春秋馆负责编修，另还有修撰厅、撰集厅、养修厅、删节厅、修正厅、实录厅等机构加以协助。一代国王去世，下一代国王继位，就令春秋馆编修前朝实录。其最为重要的材料就是史官每日所记的“史草”和时政官所记的《时政记》，经过初草、中草、正草三个阶段，实录即撰修完成，而付印刷。而所有的史草都要进行洗草。所谓洗草，“盖修史毕，将涂抹本草临流洗去之也”[47]。洗草地点是汉城庄义门外遮日岩处。洗草的纸张重新化作纸浆，以便再造新纸。史官不得私自保留史草，一旦发现私自保留者，课以罚银20两，且子孙永不得录用，不得为官[48]。处罚不可谓不重。故此史官鲜有敢以身试法者。因之，编修实录的史草，私家修史者根本看不到。实录修完后，印刷有限几部，分藏于各地史库。
壬辰战争前，有春秋馆、忠州、星州和全州四处史库，但战争期间，有几个史库被毁。战后再建五座史库，分别在京城春秋馆、庆尚北道奉化郡太白山、江原道平昌郡五台山、平安北道宁边郡妙香山和京畿道摩尼山[49]。每个史库藏一部。其把守之严，“紧关如军案，例以铁锡镇其背”[50]。可见，实录处于严密封存状态，不要说一般官吏，就是国王也难以看到。这就是李玄锡没有参考《李朝实录》的原因。
第二，李玄锡撰修此书时，处于被贬状态。1693年，他任职春川府使时开始编修此书，以后一直为地方官，远离汉城，难以获取汉城资料。又因他早已不是史官，自然难以得到春秋馆的资料。朝鲜除实录和一些官方档案外，其他私家史书本来就不如明人多，而与明朝有关的就更少，这也是未用朝鲜史料的原因。
第三，朝鲜王朝对明清书籍刻意搜求，明清史料很容易为史家所看到。一方面，朝鲜要求明朝赐予，明朝曾赐予朝鲜大批书籍，同时，几乎每次派使臣出使之际，都要购求大批书籍。回国之后，这些书籍或被翻刻，或被转卖。故而，中国书籍反而较为容易获得，成为朝鲜修明史的主要参考资料。除《明史纲目》外，上表所提出的明史书籍，莫不是以明清人的史籍为主要参考资料，可以说，参稽明清人的史籍修明史，是朝鲜王朝明史撰修的一个特点。
《明史纲目》固然是以明清史籍为主要参考资料，但是否参考了《明实录》，或者说李玄锡是否看过《明实录》？吴金成教授以为《明史纲目》卷二上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条所记府州县官数目同《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四年十二月乙酉条记载一致，因推论：“从这一点看来，似乎该书著作时（1703）已经部分引用《明实录》了。”[51]要论清是否参考了《明实录》，就要考察李玄锡是否有可能得到《明实录》。笔者认为在1830年购得《明实录》之前，朝鲜并没有《明实录》[52]。而李玄锡又从未前往清朝，故而他不可能直接参考《明实录》。而有关资料与《明实录》相同并不奇怪，因为，在李玄锡参考的资料中，不少直接参考过《明实录》，故而可以说，李玄锡间接参考过《明实录》，应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