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纪辑略》事件与《明史纲目》之刊行
李玄锡卒后不久，《明史纲目》即得刊行，但刊行近五十年后，几乎被禁毁。究其缘起，乃与《明纪辑略》事件有关。
李玄锡卒于1703年十月，《肃宗实录》如斯记载：“壬辰，知事李玄锡卒。玄锡恬静自守，上褒以不喜党论，且有文名。尝修《皇明全史》，书未成而卒。”[65]李光涛据此并参阅《朝鲜王朝实录》的其他材料推论：一、李玄锡作有《皇明全史》，另有《明史纲目》；二、此书（《皇明全史》）系李玄锡与其子李汉谦合撰，且谓“比之班固之续其父《西汉书》，正可两相媲美的”[66]。但细加考证，此论大有斟酌之处。
所谓《皇明全史》，实际上就是《明史纲目》。实录中多处用“明史纲目”或“明史”来称李玄锡的著作，但唯有此处用“皇明全史”。再查《奎章阁藏书目录》和《藏书阁藏书目录》等韩国古籍目录，皆只有《明史纲目》，而没有《皇明全史》。笔者在韩亦只见到《明史纲目》，因此称《明史纲目》比《皇明全史》更为妥帖些。当然把《明史纲目》与《皇明全史》视为二书也就不妥了，因为根本没有《皇明全史》。
同时，李玄锡卒时已完成初稿，且进行了部分修改，李汉谦只进行了少许修改，因之不能说是父子合撰。早在丁丑年间（1697），李玄锡在《乞屏退卒撰明史疏》中就已提及“其涂抹点列者，几五分之四，缮写草本者，殆亦七分之一矣”。卒前四年（1699）《记梦说》中又言：“有顷，东州先生命持来所撰明史草，余即归家取三十册，裹袱以进。”[67]李汉谦进《明史纲目》三十二册时言：“不幸庚辰之春，草本才成，而先臣遽罹剧疾。”[68]朝臣李镇厚亦言：“故判书李玄锡曾上疏，请修纂明史，才毕工而身役，请令玉堂推来，为先净写一本。”[69]由此可见，李玄锡卒前已完成了初稿，且进行了部分修改。因此，李玄锡应是《明史纲目》的唯一的作者。李光涛若见到了原书，想必对此种论断也不会有异议。
李汉谦进《明史纲目》不久，此书即得刊行，朝鲜国王肃宗和英祖都见过此书，且都予以嘉奖。但刊行十年后，却因朱璘《明纪辑略》事件的牵连，此书几乎被毁。
朱璘撰有《历朝纲鉴辑略》，前面已经提及。五十六卷，前四十卷为《纲鉴辑略》，卷四十到卷五十六为《通鉴明纪全载辑略》，即《明纪辑略》，又称《明纪全载》，记载从明太祖到南明三帝之有明一代史实，张英为之作序。此书初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行不久即被朝鲜使臣购入，其时正是李玄锡撰修明史之际，因而此书成为李玄锡最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明史纲目》初版中有多处“朱璘曰”。但英祖四十七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朝鲜前持平朴弼淳详读使臣从清朝买回的各种书籍，方发现《明纪辑略》误记朝鲜太祖世系及朝鲜世祖事迹。朴弼淳举报此书：“所载我朝事，有璿系罔极之诬，为我东含生之类者，惊骇痛迫。”[70]朝鲜国王英祖拍案大惊，朝野震动，因而引发一场朝鲜与清朝交涉的外交事件[71]。
朝鲜对于明清史籍中记载李成桂世系极为敏感，盖因其曾与明朝进行过多次交涉。最早误记李成桂世系始于朱元璋《皇明祖训》，后《明会典》因袭其说，以为李成桂是高丽末权臣李仁任之子，并言其父子首尾凡弑高丽四王。事实上，李成桂与李仁任毫不相干，故此朝鲜屡屡派使臣与明朝交涉，希图改正。一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明会典》三修时，方得修正。修正后的《明会典》有这样一段话：
先是永乐元年，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人之后，以辩明《祖训》所载弑逆事，诏许改正。正德、嘉靖中，屡以为请，皆赐敕奖谕焉。万历三年，使臣复申前请，诏付史馆编辑，今录于后。[72]
此段话将朝鲜为了改正《会典》之误，几次三番与明朝交涉之经过勾勒出来，朝鲜真可谓煞费苦心，历尽艰辛。清修《明史》之际，朝鲜很担心《明史》会存旧说，因而屡加陈请，要求《明史》刊行前，先将《朝鲜列传》颁赐朝鲜。雍正十年（1732），清将《朝鲜列传》稿本颁赐朝鲜，见其皆持正说，朝鲜总算放了心，“此册未见之前，忧虑实多，今则宗系事、列圣朝事，俱如意厘正”[73]。《朝鲜英祖实录》如斯写道，颇有如释重负之感。乾隆三年（1739），《明史》正式刊行前，《朝鲜列传》照例颁给朝鲜。朝鲜见正史皆持正说，以为其他野史将不攻自破，但当发现在清官修《明史》刊行三十多年后，《明纪辑略》仍存旧说，而且早已流入朝鲜，既惊讶又愤怒，故反应极为强烈。
正如前面提到，《明纪辑略》是《历朝纲鉴辑略》的一部分，因而不太引人注意，虽然早已传入朝鲜，且已被李玄锡等史家所引用，但一直未引起朝鲜官方的注意。如果不是1771年朴弼淳有意去阅读，想必还不会被发现。所谓“璿系罔极之诬”，即依然把李成桂看成李仁任之子，《明纪辑略》如斯言：“高丽国相李仁人（任）因其王禑，而立禑子昌为王，遣使姜伯淮来贡，仁人子成桂废昌而立院君王瑶，主国事。”[74]此乃《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之翻版。朝鲜国王英祖慨叹：“几年辨诬，已载正史，则虽梦寐中，岂料有此事耶？……此书留置宇宙一日，则一日不孝；二日，则二日不孝也！”[75]于是，在国内焚毁《明纪辑略》，严惩有关人员。同时派使臣出使清廷，与清朝交涉。随之，发现陈建《皇明通纪》亦存旧说，于是一并要求清朝禁毁。
朝鲜英祖派陈奏使前往北京，临行前，英祖亲自送别。并曰：“事若不谐，则伏于阙外，期于得请也。”正使金尚喆曰：“圣教至此，臣以苏武十九年期之矣。”表明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奏文称：(https://www.daowen.com)
臣（英祖）今始得见圣祖仁皇帝丙子年间朱璘所撰《明纪辑略》，其中载臣国祖康献王讳宗系及臣四世祖庄穆王讳事迹，而谬悖无伦，污蔑罔极，五内惊悼，宁欲无生……臣自见此书，愤懑弸中，当食忘食，当寝忘寝，若使此书一日留在于天壤之间，则臣将何颜面归见臣先祖乎？[76]
措辞之强烈，几与朱璘不共戴天之势。要求清朝禁毁《明纪辑略》及陈建的《皇明通纪》。但清朝则以一种颇为冷淡的态度予以答复，礼部议曰：
查朱璘《辑略》，于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抚杨廷璋奏请销毁。其陈建《通纪》，现遍访京城书肆，并无售者。是二书在中国久已不行，无事改削。该国王所称，诬蔑其国祖康献王旦世系及其四世祖庄穆王倧事迹二条，今恭阅钦定《明史·朝鲜列传》，载其始祖世系及国人废珲立倧之处，考据已极详明。乾隆三年，我皇上允该国王所请，刷印颁给，该国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若陈建《通纪》、朱璘《辑略》二书，应令该国王于其中自行查禁焚销，永杜疑窦。[77]
依此启看，朱璘书既已禁毁，陈建之书亦无处售卖，故此清朝并不存在任何问题，问题之解决当在朝鲜本国。
《明纪辑略》在朝鲜的禁毁，几如同清朝的文字狱，朝鲜有许多人因此书而被下狱，甚至被处以极刑。惩处之际，购入此书的使臣首当其冲，虽已故去，亦“亟施拵棘之典”。朴弼淳所见之书上有牧使徐宗璧之印，徐已去世，也被追夺官职。买卖此书的李羲天及册僧裴景度，被“枭示江边，悬首三日。其妻孥黑山岛永属官奴婢”[78]。家藏有此书的郑得焕与其叔郑霖、门客尹爀皆被处死，枭首江边，妻、子为奴。随之又杖决译官五十余人，“危死者殆近百数”[79]。此事牵扯面之广，《朝鲜英祖实录》论之曰：“诬史之狱，前后戮死者殆近十人。”[80]“名家士子亦多横罹冤死者。”[81]
已刊之《明史纲目》直接征引过《明纪辑略》，书中有多处“朱璘曰”，自然无法摆脱干系。英祖命“诸处史库所藏《明史纲目》，日后曝晒时，即其处洗草”[82]。李玄锡生前判书之职亦被追夺。《明史纲目》一旦全被洗草，其将不复存在。当时朝臣洪启禧以为“（《明史纲目》）而今以朱璘名字之载录，已尽洗草，从此我东无一部明史，实是欠典”。判中枢李昌谊亦认为“我国之事皇朝，义同内服，不可无一统之书”。于是，英祖指令洪启禧对《明史纲目》“增删编摩，俾成一统信史”[83]。后来，英祖又觉得删改《明史纲目》不妥，最后“只去朱璘评，仍旧本新刊以颁”[84]。可见，虽历经波折，《明史纲目》最终还是只去朱璘评语，基本上保持了原书的模样。
英祖四十七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新刊《明史纲目》成，英祖亲自于崇政殿月台受此书，并奖赏有关人员，给监印官李昌任加资，校正官升叙，写字官以下员役等皆有赏赐。因之，《明史纲目》虽是李玄锡私修，最终是经英祖首肯，官府刊行的。现在流传下来的就是这个版本。
有意思的是，朱璘之《明纪辑略》乾隆二十二年（1757）即因载南明史实而被奏毁，上文提及的朝鲜与清朝交涉时，礼部即以此为托词。但交涉四年之后，即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乾隆皇帝竟又亲自为其解禁。诏曰：
命《通鉴辑览》附纪明唐、桂二王事迹谕：甲申岁，我国家既定鼎京师，而明福王朱由崧为南京诸臣迎立，改元首尾一载。其后，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相继称号者又十有余年。当时以其事涉本朝开创之初，凡所纪年号，例从芟削。即朱璘之《明纪辑略》，亦以附三王纪年，为浙江抚臣等所奏毁。兹以搜访遗集，外省奏进此书，阅其体例，非不尊崇本朝，且无犯讳字迹。徒以附纪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概禁之列。[85]
当时禁毁书很多，因涉南明而被禁毁的亦不少，而乾隆帝唯独只提朱璘之《明纪辑略》，特为其解禁。想必乾隆皇帝对四年前朝鲜之要求还记忆犹新，这正表明乾隆帝不以朝鲜之要求为意。他为《明纪辑略》解禁，实有深意焉。从中不正可以窥见乾隆帝对朝鲜不诚心事清、一味思明的一种不满态度吗？
综上所述，李玄锡作《明史纲目》，其意正表明不忘明朝恩德，宣扬明朝之大义，这也正是朝鲜其他明史著作的出发点。由于它是总括明清人的史籍而编纂的，内容上并无新的突破，体例上亦不甚整齐，却是朝鲜王朝最为重要的一部明史著作。其重视史论，注重人物评价。书成之际，又恰逢大报坛设立之时，因而受到朝野上下的广泛重视。即便因“谬悖无伦、污蔑罔极”的《明纪辑略》的牵连，最终亦只去朱璘评，全书终得完整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