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海君通“虏”与仁祖反正

光海君可以说是朝鲜唯一一位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仇恨的国王。前面已经提及，明朝因为他是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令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光海君时刻担心世子之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137]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138]。

萨尔浒战前，为了筹划与努尔哈赤决战，明朝以杨镐为经略。杨镐在朝鲜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视之为壬辰战争（1592—1598）拯救朝鲜于水火的功臣。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孤为虑”，杨镐斥其“岂遽忘昔年……援东国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139]。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140]。但光海君敷衍推诿，以致“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之”^[141]。与此同时，朝鲜则极力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于光海君刻意周旋于明朝和建州之间，所以当得知刘綎派刘海前来督察之时，朝鲜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为刘海本来是朝鲜人，后为刘綎部将，“凡我国大小事必无所不知，尤极可虑”^[142]。朝鲜商议派译官将其止于途中，这在明与朝鲜的交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国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率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往援辽东。但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观其变，发现明军失利，即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兵开战外，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光海君日记》称：

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裁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143]

获知姜弘立降清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为“弘立等只陈奴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而不予批准。^[144]以致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逭。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以‘有何负国’为教，惜哉”^[145]。此论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由此可见，明朝迟迟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清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同时光海君始终暗中与后金往来，但当时后金对其暗中往来方式很不满，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146]。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得罪后金的策略，相当艰难。(https://www.daowen.com)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朝鲜的事大主义传统相违背。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天启三年（1623）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光海君被废。从废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使得他无法被宗室与大臣们接受：

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絷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量宜居住。^[147]

此教完全以华夷正统作为理由，认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其“灭天理，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理当废之。光海君先被流放江华岛，再放于济州岛，67岁卒于流放地。他的悲剧说明儒家正统观念对朝鲜影响何等深远，不但思想上将其奉为圭臬，现实中亦不得违背。否则，国王宝座将有不保之危险。这样的危机令以后的国君时刻警醒，以免重蹈覆辙，故始终将尊攘的大旗高高举起，以确保政权的稳定。

仁祖（始称仁宗，后改仁祖）即位，改弦易张，一切以明朝为本位，绝不与后金往来，终于迫使后金发动丁卯之役，将不平等、不往来的关系改变成平等的兄弟之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