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丙子期间正朔之争

作为明朝藩属国，朝鲜王朝一直遵用明朝正朔，明朝每年颁《大统历》予朝鲜，朝鲜即用此历，行大明年号。一旦明朝正朔改变，朝鲜亦立即变更，力求与明朝保持一致。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遇恶风，自济州漂入中国浙江，当时有明朝御史问他朝鲜用什么正朔，用何年号，崔溥答以一遵大明正朔，用大明年号。又问当年何年，答以弘治元年。此御史甚觉奇怪，因为当时弘治“日月不久”，他纳闷朝鲜“何以知之”，崔溥回答干脆利落，曰：“大明初出海上，万邦所照，况我国与大国为一家，贡献不绝，何以不知？”^[7]可见在当时的朝鲜人看来，用明朝正朔是天经地义的事。既为明朝藩属，就得奉明正朔，这是朝鲜一向所坚持的理念。当皇太极出兵朝鲜，要求朝鲜废除明朝正朔，改行清朝正朔时，自然遭到朝鲜强烈抗拒。

丁卯之役（1627）时，坚持用明朝正朔成为朝鲜据理力争的原则问题，由此也开启了臣服于清以后朝鲜遵用明朝正朔的先声。为了弄清朝鲜正朔问题的来龙去脉，当先从此入手。天聪元年（1627），阿敏率大军攻入朝鲜，一路望风披靡，朝鲜被迫遣使和谈，虽然军事上朝鲜远不是阿敏的对手，但在谈判桌上，阿敏却屡屡受挫。在阿敏的谈判条款中，其中一条要求朝鲜“永绝明朝”，朝鲜以“臣事皇朝二百余年”的“绝然大义”，提出“宁以国毙，义不可从”^[8]，谈判使者几度往返，朝鲜坚持原则，毫不退让。阿敏觉得攻打朝鲜并非其出兵的主要目的，其主要任务是攻击皮岛的毛文龙。而朝鲜又坚持原则，誓死捍卫与明朝的君臣关系，他只得放弃此条，反而对朝鲜忠于明朝表示称颂，“朝鲜二百年事皇朝之言，极有信义，若与之交好则可久矣”^[9]。但随后阿敏对朝鲜坚持用明朝年号感到无法忍受。朝鲜在给阿敏的国书中照书天启年号，引得阿敏勃然生怒，认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

看来贵国拿天启来压我，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我国有事，尔来救我；尔国有事，我国救尔，永不失信。若还书天启字样，即令弟回还，两国区处，请尊裁之！^[10]

阿敏不接受天启年号，朝鲜自然也不会接受天聪年号，朝鲜国王仁祖即坚持：“天启年号岂可去者乎？”^[11]但朝鲜最后亦不希望因为年号问题而使谈判落空，遂寻变通之法。朝鲜看到“天朝揭帖则本不书年月”^[12]，遂以此为据，依明朝揭帖式，不书年号，而用干支，聊且解决一时困难。大敌当前，朝鲜对正朔问题毫不含糊，与阿敏据理力争，实因正朔问题有关朝鲜与明朝的君臣义理，正统所关，意义重大，故而朝鲜寸步不让。(https://www.daowen.com)

天启殁，崇祯立，当时朝鲜与后金已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仍是明朝的藩国。由于辽东为后金占领，朝鲜往来明朝极为不便，明朝年号变换文书一时未能到达。崇祯元年（1628）二月，朝鲜依然用天启年号，但从椵（皮）岛毛文龙都督衙门督促朝鲜造船票文中，知明朝已用崇祯年号。礼曹即请曰：“都督衙门已用崇祯年号，我国亦当如之。京中则自初九日，外方则以文书到日行用为当。宜即知会于各司各衙门及八道监司、开城府留守。”^[13]此议得到仁祖批准，于是朝鲜就改行崇祯年号。当时朝鲜还未正式得到明朝改换年号的诏书，只是获得皮岛毛文龙都督衙门已用崇祯年号之消息，即自觉从中央到地方改行崇祯年号。没想到，这一次改行的崇祯年号竟成为朝鲜随后二百多年一直暗中遵行的明朝年号。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率兵亲征朝鲜，仁祖在南汉山城固守四十六日后，被迫称臣纳降，无条件地接受清朝提出的和平条款。其首要条款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14]也就是说断绝一切与明朝的关系，去除明朝年号赫然列入首条，时为崇祯十年（1637）。由于无条件投降，朝鲜没有任何能力与清朝讨价还价。盟约签订后，从法律上说，朝鲜就不得奉明正朔，“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15]。大清正朔成为朝鲜法定的纪年方式，朝鲜已由明朝的藩属国变成了清朝的藩属国。因世子等人质北行，为免麻烦，条约签订不久，备边司即上启国王：

国家与清朝已定约解兵，世子又为北行，事与前异，礼当致谨，中外行用文书，只书丁丑字，勿复称虏称贼，皆以大清为称，俾无生事之患，似合今日处变之道。以此意移文诸道监司，而两界及海西，则姑待撤兵，追后行会。^[16]

按说在仁祖批准后，朝鲜官方文书原则上都应奉清正朔，去明朝年号，但具体实施过程中，年号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刘家驹讨论了从南汉山城下之盟到孝宗初年朝鲜潜奉明朝正朔的情况^[17]，认为孝宗继位，并不意味着朝鲜潜奉明朝正朔的结束，而是朝鲜王朝继续遵用明朝正朔、真正反清复明运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