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观念与孝宗北伐
如前所述，尊王攘夷的华夷观发端于中国的春秋时期，为儒家重要的观念，《春秋》大加肯定，并为历代儒学大师们加以丰富，尤其是面临周边异民族的威胁时，尊华攘夷的华夷观就会大讲特讲，成为捍卫中华的有力武器。
西周末年，犬戎攻入镐京，杀死幽王，迫使平王东迁洛邑，“华夷”之别在当时引起诸侯各国高度重视。诸侯国面临犬戎等诸边游牧民族的侵扰，遂大讲“尊王攘夷”之策。春秋时代，当时所认识的社会基本上分作华夏与夷狄两大类。中原大地原本是夷夏杂居，到战国早年形成了“内冠带外夷狄”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尊王攘夷一度成为各诸侯的主导旗号。当时中原地区有许多异姓族落活动，若邢、郑、齐之间有北戎，晋国南部有茅戎、丽戎、大小戎等部落，十分活跃，狄人则遍布于今天的山西、河北和山东一带，“夷夏杂居”。“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192]。在异族的攻伐下，中原各国得以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齐国、晋国相继扮演了中原国家的领袖角色，《公羊传》称“（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193]。孔子亦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他为华夏出力亦最多，为救燕，存邢、卫，定周襄王之位，平鲁乱，立晋惠公，更联合中原诸侯，共同抵御北方之戎狄与南方的荆楚，使华夏免于异族的掠夺与蹂躏。齐桓公死，夷狄又猖獗，交侵中国。南之蛮楚，侵齐伐宋，势逼中原，陈、蔡、鲁、卫、郑相继服楚，北狄进犯王畿，天子蒙尘。于是晋文公起，勤王、救宋、伐卫，与楚战于城濮，败楚而抑其师。晋楚之争，非仅一国之得失，实关乎华夏之存亡，此晋文公之功也。而齐、晋也实现了称霸诸侯的野心。这种行为得到孔子的称颂，此后尊王攘夷的思想遂成为儒家正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春秋》以来，中国历来所讲“华夷之辨”“夷夏大防”有几个特点：其一，夷夏有别，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4]，甚至将夷狄与动物相比，夷夏之别竟可等同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其二，“内中国而外诸侯，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国居内，夷狄居外；中国为中心，夷狄为边缘。在地理位置上有此分别，以致出现了“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的四夷局面。夷居四方，华夏处中；其三，“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华夏可以改造夷狄，夷狄却无法改造华夏。孟子有“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之说[195]，韩愈称颂“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196]。这种认识是儒家文化高于种族差别的象征，也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能入主中原，继续采用儒家文化的一种内在因素。也正因此，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南北朝历史时，以为当时的差别是文化而非种族[197]。文化是主要的，也是唯一可以化解种族矛盾的。
朝鲜之华夷观虽然是从中国儒家华夷观中衍生出来的，除了一些基本的特色得以继承外，它还具有朝鲜本土特色。在朝鲜的华夷观中，民族差别较之文化差异更为重要。它只把汉族看成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其他民族，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满洲都被视作夷狄，不可信任。历史上朝鲜排辽、排金、排元、排清，时代虽不同，根源如一[198]。以为中华世界之中，汉族是中华，其他皆为夷狄，唯有朝鲜由“夷”而入“华”了。明朝灭亡，中华大义只得赖朝鲜保存，从而凸显朝鲜在中华世界中无可替代的地位。至于朝鲜以外的其他各族，并不认为可以“用夏变夷”，从而改变其夷狄的本性。朝鲜从根本上对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在文化心态上存在着一种自大的蔑视心理。即如对与其交往甚为频繁的契丹，高丽非常担心受其影响，衣冠制度皆禁绝之。如高丽太祖二十六年（943）制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199]又如对元朝，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之间有姻亲关系，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高丽是元朝的“外甥之国”。然而高丽终究认为：“夫所谓蒙古者，猜忌莫甚，虽和之，不足以信之，则我朝之与好，非必出于本意。”[200]
朝鲜王朝对清朝的认识正承继了这样贬视他族的传统。而清朝与朝鲜的关系，除朝鲜固有的偏见外，正如前面论及的，清人更具有先天性的不足。因为它崛起于偏远的建州，相当长的时期清朝先祖们居于朝鲜北部，被视作朝鲜之“藩篱”。《慵斋丛话》曰：
野人与我平安道接界者为建州卫，与我永安道接界者为毛麟卫，又有依我城底而居者，其类不一。每年之冬，分运上京，其所贡，但貂皮数领，朝廷亦以红黑绵布偿之。其拜职，自司猛、司正、司果、司直、护军，至升通政、嘉善、资宪而止。新拜堂上者给玉贯品带绳床，又依例给禄。[201]
朝鲜臣服清朝后，以前的“藩属”反成其宗主，故朝鲜极不服气。
与此同时，清丁卯、丙子两次出兵，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两次兵事，朝鲜受祸甚惨。崇德二年（1637），朝鲜与清朝举行三田渡盟约后，皇太极并未立即撤军，而在朝鲜境内滞留两个半月，听任士卒抢掠，不少朝鲜人被俘，成了清人战利品，随后在沈阳拍卖，朝鲜被迫“赎还”被俘亲属，这更增朝鲜人的仇恨[202]。朝鲜原本就将清人看成夷狄，经此一役，旧恨新仇，使得朝鲜将攘夷的大旗高高举起，成为历代国王遵行不悖的法则。朝鲜历代皆讲尊周攘夷之策，最烈者莫过于孝宗北伐。而孝宗北伐依从的理论正是《春秋》大复仇说。
《春秋》大复仇说初见于《公羊传》，谓齐襄公之灭纪，乃为复九世之仇，且加以肯定曰：“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203]汉武帝即以此为据，为报高祖平城之耻，大肆征讨匈奴，至其降服而后止。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俘于女真，赵宋南渡，诸儒因经立义，慷慨陈词，大讲复仇乃圣人之意，极力倡导复仇雪耻之大义。朱熹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大讲攘夷的南宋，南宋一朝始终未摆脱金的威胁。朱熹遂大讲攘夷，他数次上奏折于皇帝。在《垂拱奏札二》中论道：
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也。恭维国家之与北虏，乃陵庙之深仇，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闻者，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204]
在朱熹看来，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这是不共戴天之仇。金是“北虏”，是“夷狄”，华夷原本要辨明，而今又有“陵庙之深仇”，故为不共戴天之势，决不可议和，只能北伐，以雪耻复仇。同时，朱熹讲求“修攘”——内修外攘，意在复仇。“须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复仇之义不可一日缓”[205]。因此朱熹提倡“内修政事，外攘夷狄”[206]，两者并举，不可偏废。朱熹的这种思想为朝鲜儒林所弘扬，而“复仇雪耻”的口号也在朝鲜响彻了二百多年[207]。而朝鲜孝宗之北伐，就是本着《春秋》复仇之义理和朱熹之精神而大加宣扬的。
仁祖当政期间，清两次出兵，终将朝鲜征服，仁祖对清朝当然有刻骨的仇恨，但随着清兵入关，清一改以前的高压政策，转而大加施恩，推行德化政策。朝鲜人质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先后被放归，仁祖的态度渐渐软化，清与朝鲜关系有改善的迹象。但不久仁祖去世，昭显世子此前就已去世了，在清朝的支持下，凤林大君接任国王。凤林大君却对清朝充满仇恨，具有强烈的复仇心态。仇清心理当时普遍存在于朝鲜士人心目中，正如宋时烈所言：“虏，予仇也，誓不忍共戴一天。积怒累怨，衔痛匿愤。卑词之中，冤恨愈切；金币之中，谋猷愈壮。”[208]宋时烈是孝宗最为重要的心腹大臣，他的这些话正反映孝宗的复仇心态。而八年的质子生涯使得孝宗对清朝满怀刻骨的仇恨。
（孝宗）生九岁而遭丁卯之难……十八岁而遭丙子之难，入于江华。十九岁，而丁丑正月，得朝仁祖于南汉之城下，仍质于沈阳。既而西至于蒙古界，南至于山海关，又南至于锦州卫、松山堡，见诸将败降。又东至于铁岭卫、开元（原）卫，又东北至如奚部，凿玄冰丈余而饮其水。二十六岁，而居北八年，始得东归。未数月旋入燕山，见京邑灰烬。二十七岁乙酉自燕山归国，前后二十余年之间，天之忧戚玉成者，靡所不至。[209]
早年的坎坷经历，在孝宗内心积聚了对清朝的刻骨仇恨。质子时期他曾撰诗云：
怨尤何敢及天人，自耻无谋到死滨。
此日不堪燕质泣，何时重观汉仪新。
心悬凤阙频惊梦，齿切龙庭厌见春。
为问岩廊枢密地，昔年髯妇尚冠巾。[210]
又如：
惨痛连仍犹未休，又罹乐子下堂忧。
天心人事从难测，搔首床头不耐愁。[211]
诗饱含怨愤之气，这种怨愤情感日益积淀，当时就已酝酿着复仇的计划。孝宗自言：“夫天使寡人蚤罹忧患，教之以军旅战阵之事，习之以敌国强弱之势，喻之以山川险易道里远近，又使之久居虏中，不气慑，不心畏，故曰天意于我不邈然，庶无此虞也。”[212]他表示：
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阵九连城。
指挥蹴踏天骄子，歌舞归来白玉京。[213]
成为国王后，孝宗就将以前这种复仇的心态化作行动，从而实施其北伐计划。
孝宗即位之初，就大肆起用山林隐逸之士。他的用人原则是：“死节人子孙、战亡人兄弟，岂不为我股肱！草野读书知义理之人，岂不为我心腹乎？”[214]在这批人的推波助澜下，遂大张攘夷旗帜，密谋北伐。宋时烈在孝宗即位年十一月，即上密疏，提出应“忍痛含冤，期以五年、七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215]，谋划北伐，以报其仇。同时对那批亲清分子若金自点、李馨长则加以疏远斥退。这样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原为领议政而被斥退的金自点遂与通事李馨长谋告清朝，向清朝告密三事：一，孝宗尽黜旧臣，进用斥和人士金尚善等，欲举兵北伐；二，赵絅撰《长陵志文》，未书清朝年号，不用清朝正朔；三，郑太和赴燕时“有倭情叵测之语，力请缮修城池甲兵者，以为经营北伐之证左”[216]。清朝获知此情况，当即派特使前来查证。孝宗大惊，赶快斥退那批山林隐逸。金尚善、宋时烈、宋浚吉等皆被退归山林。清使遂将罪责归到领议政李景奭和大提学赵絅头上，要求处死他们，但孝宗坚执不允，只将他们发配到义州白马城。不过金自点等一干人也未得好下场，清使将他们的告密又和盘托出，两年后，孝宗借故将他们全部处死。但他一腔复仇之志，经此一役，亦湮没于无形之中。
孝宗九年（1658），清朝监视已松动，于是孝宗召回宋时烈，出任赞善，后升任吏曹判书，甚为倚重。三月十一日，孝宗屏退诸臣，独留宋时烈于熙政堂，详谈北伐计划，孝宗依然坚信“彼虏有必亡之势”，其“得中原人，教以中国制度，虏渐衰微者也”。“虏”势既衰，即有可伐之机，“予以十年为期，十年则予年五十矣，十年内不成，则志气渐衰，无复可望矣。至此则予亦许卿退归矣”。待时机一成熟，即举兵北上，杀入辽东，“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217]。孝宗亦知道“大概今日事，于吾身不能有为，则将不能有为矣”[218]，故积极谋划。但次年，他就去世了，所谓的北伐大计则只记于宋时烈的《幄对说话》中，反映出孝宗国王强烈的复仇心态。如果孝宗再多活数年，碰上“三藩之乱”的大变乱时期，他所谓的北伐计划就真有可能付诸行动，而不只是停留在“幄对说话”上了。
孝宗之所以有北伐计划，除强烈的复仇心态外，还因为他与朝臣们对清朝的形势认识不足，以为“虏之必亡”，清朝时日不多。孝宗对宋时烈说：“今虏有必亡之形，前汗时兄弟甚众，人材亦多，而专尚武力。今也，兄弟死亡略尽，人物皆驽下，兵事渐弛，颇效中国法制，且虏主荒于酒色，其势不久，此所谓必亡之形，予料之熟矣。”[219]孝宗及其随后的几位国王，也以为清国运将不长，明朝有朝一日将会重新恢复江山，如肃宗诗曰：
胡运古来无大安，人心犹忆汉衣冠，
白水中兴何日见，甲申追说涕流澜。[220]
基于复仇的心态与义理精神，又基于“胡无百年之运”的想法，孝宗始终谋求北伐。不过，迫于压力，所谓的北伐计划，最终只不过见于孝宗与宋时烈的一席谈话之中。
对于孝宗北伐计划，当时的朝鲜人亦有疑问，以为孝宗若真有北伐大志，则在位十年之间，未见维新之政令，为何“末年始欲为之耶”？曾为孝宗重臣，参与北伐密谋的宋时烈解释说：孝宗初年即有志向，但因人告密，而清朝盘查又紧，“故荏苒岁月，至于十年而圣志奋发矣，旋见天夺之寿，奈何！奈何！”又问天假圣寿，则举义当在何年？答曰：“御营军满十万则欲举大义，举大义似当在辛丑年间也。”[221]辛丑年，即1661年，是年永历皇帝被杀，南明灭亡，朝臣推测于此年起事，意在秉承南明之志，承南明之统。
仔细分析孝宗北伐计划，事实上终究也只能是纸上空谈。共商北伐大计的宋时烈只是一个儒学家。孝宗问宋时烈“当世要务”，宋时烈陈以“穷理居敬，修己治人之道”，又问养兵之术，宋时烈对以“《周官》保伍之法”[222]，皆是不切实际的空言。治兵之术，所谓《周官》保伍之法，陈词滥调，不切实用，难以付诸行动，因而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同时对清朝形势的分析及其计划本身就是错谬的。
其一，虽然当时清朝内部还有南明小股势力在活动，台湾郑氏政权亦相当活跃，但清朝大一统的大局已定。虽然以后有“三藩之乱”，一时间虽江南几乎半壁江山非清所有，但清朝根基稳固，经八年的战争，终于将“三藩之乱”平定，确立大一统的局面。因此孝宗所谓清用汉人之法，而日渐衰落，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而这种观念一直被肃宗、英祖、正祖所认同和继承，成为朝鲜尊周思明、尊王攘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动力。康熙初年，燕行使郑太和以为清朝已露衰败之相，因为他看到入关后的清人，溺于富贵，奢侈日甚；而甲申以后出生的，又皆脆弱无力，“异于真㺚，衰弱之渐也”。并认为“真㺚之侵虐汉人，罔有纪极，人多愁怨，故清人亦无久远之计”。又说清人将工匠、妇女、财宝、军器移送沈阳、宁古塔等处，“项背相望”，乃担心事变，以为归途之计[223]。康熙二十五年（1686），当时“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清朝疆土稳固，国力强盛，肃宗依然认为，自古匈奴入主中华者皆不能长久，而今“清虏”据中国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明朝积德甚厚，其子孙必有能中兴者[224]。胡无百年运，这是朝鲜长期以来所坚信不疑的，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总是对清朝做出错误判断。乾隆初年，朝鲜这种看法还没有改变。乾隆九年（1744），沈阳问安使赵显命描述清朝是“外似升平，内实蛊坏”[225]，以为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当时清朝正是国力强盛，百姓富庶之时，而朝鲜问安使竟以为天下将大乱，其根据不知从何而来。
其二，孝宗养十万精兵，即企图北伐，也只是梦想。清有数十万能征惯战的部队，以儒立国的朝鲜，兵力向来薄弱，不堪战阵，十万兵又作何用处？而其十年计划，国力能否支撑，皆成问题。当时宋时烈曾问道：“诸葛亮尚不能有成，乃曰难平者事，万一嗟跌，有覆亡之祸，则奈何？”孝宗以为：“予非以予才能办此事也，只以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岂可以才不逮而自画不为哉！”[226]完全出于义理，认为即便覆亡，亦无愧于天下万世。从这一段史料看，孝宗亦并不认为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清朝抗衡，他只是凭着复仇的理念，和自以为是的“天理人心”，作不切实际的妄想。
其三，其北伐的时间，朝臣推测当在1661年。设若如此，等于自寻绝路。当时清朝天下一统，只有台湾郑氏政权，但已不足为患。朝鲜大臣黄景源分析北伐不成功的原因道：
明亡，然后始出师。檄于天下曰：吾固将为明天子恢复中原，天下之士孰信而孰应之邪？故有明未亡之前，出师可速，而不可迟也。中国之遗民思先帝，则其心未尝不恻怛也。脱中国之衣冠，剃发而左衽，则其色未尝不忸怩也。及明既亡，感清人煦濡之惠，归附日众，向之恻怛于心者，今反沂沂；向之忸怩于色者，今反阳阳。属国之兵虽入辽阳，辽阳之民不为清人力战而固守者，余未之信也。[227]
他的分析颇有见地，明遗民之心态至关重要，明亡之前，若出兵，或许会得到遗民响应，但明亡之后，再打着恢复明朝的旗号，以属国之兵，恢复明朝，这本身就值得怀疑，而中国遗民又受清朝的影响，难免力战而卫护。孝宗所谓一入辽，辽民莫不响应，自然是一种极不现实的、一厢情愿的推断。
因此，孝宗北伐，终归是一个空中楼阁似的梦想。在清“三藩之乱”前，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即便发生在“三藩之乱”时期，当然会给清朝增加危机，但整个东北一直是清朝最稳固的后方，“三藩之乱”时期也没有任何反清举动，朝鲜举兵攻入辽东，辽东军民也会誓死捍卫，不可能会出现倒戈相迎、支持朝鲜的举动。
孝宗北伐计划虽然没有成功，也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但他所遵循的尊周思想，倡导尊王攘夷的理念，则为以后历代朝鲜国王所继承和弘扬。即便在朝鲜后期，朝鲜与清朝关系已十分密切时，他们依然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大讲尊周思明的道理。这不能不说与孝宗北伐大义和其重臣宋时烈的尊周思想密切相关。北伐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儒林所倡导，影响相当深远。
由此可见，朝鲜对清心态贯彻始终的是尊周思明、尊王攘夷的思想，表明中华正统在朝鲜，以此解决其正统危机，并且避免国内政治中的危机。孝宗以后，随着清朝国力日益强盛，朝鲜深切地感到其复仇雪耻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其尊周思明理念就转化为其他方式，如崇祀明朝皇帝、编修明史书籍、采用明朝正朔，等等，这可以说是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潜流。
【注释】
[1]朝鲜半岛与中国历代王朝宗藩关系的正常化始于唐代。唐以前中国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时战时和，相当不稳定，唐以后则转为相对稳定的、和平的宗藩关系。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内政之关系》一文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唐朝与新罗于660年和668年先后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但在随后同新罗的战争中，唐朝却屡战屡败。677年，安东都护府都护薛仁贵就被迫率军撤出朝鲜半岛，将原设在平壤的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的新城，从此弃守朝鲜半岛。按照陈寅恪的观点，其内在原因是唐太宗、唐高宗虽征服百济、高句丽，但当时由于吐蕃的兴起，威胁唐朝都城长安的安全，基于关中本位制的关系，唐朝已无力顾及东北，几次战败后，就被迫弃守朝鲜半岛。“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因势亦因以构成。”（第133页）由此奠定了与朝鲜半岛稳定的宗藩关系的构架。高明士指出朝鲜半岛，秦、汉到隋、唐之际，正是朝鲜由部族联盟时代到完成国家统一的时代，它是一个充满外压、抵抗与吸收文物制度的时代。统一新罗的出现，方奠定朝鲜半岛统一的格局。此后，才可能与中国发展较稳定的宗藩关系。参见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第146页。对于隋唐与新罗的关系，参见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韩国学者全海宗论道：“李氏王朝从理念上根据中国的华夷观，蔑视着满族。而现实上，却不得已采取对明关系无多大差异的对清关系。”《中韩关系史论集》，第73页；黄元九亦认为朝鲜朝野上下重视具有名分的韩中关系，“故对明朝比对清朝更为关心”。《清代七种书所载朝鲜关系记事之辨正》，见《中韩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25页。刘家驹在《清初中韩关系史》、黄枝连在《天朝礼制体系研究》系列中亦皆涉及过此问题，但都未做详细论述，只是作为一种批评的对象偶尔提及。
[3]叶泉宏：《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一三六八—一四八八》前言，第1页。全海宗指出，明清时期的中韩关系是典型的朝贡关系，不存在非朝贡关系，参见《中韩关系史论集》，第156页。
[4]参见孙卫国系列论文，如《明代使臣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2期，第56—66页；《明代宦官与中朝交往》，《韩国学报》1992年11期，第135—149页；《试说明代行人》，《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第1—12页；《试论明初的宦官外交》，《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第23—33页。
[5]即把李成桂说成是高丽末期权臣李仁任的儿子。具体参见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一〇五，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2007年，第1586页。
[6]参见李光涛：《多尔衮征女朝鲜史事》，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7]《春秋》微言大义，历来研究者皆多加探求。所谓“春秋义理”，朱熹曰：“《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朱子语录》卷八三，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4页），可知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诛乱臣贼子，维护王权的正统观；内中国，外夷狄，尊王攘夷的华夷观；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仁政观。本书所关涉的尊周观即来源于其尊王攘夷之说。
[8]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朱维铮序，第1页。关于中国正统论问题的，尚有赵令扬：《关于历代正统问题之争论》，九龙：学津出版社，1976年。英文的有Chan Hok-lam，Legitimating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1115-1234），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4.
[9]参见《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81页。《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66页。）《汉书》卷七二《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班固：《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3页。可见“大一统”重在天下一统。
[10]参见Michael C.Rogers，“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the Trans-mural Extension：the Case of Chin and Koryo.”Korean Studies Forum （Spring-Summer，1978），4 ：1-22.
[11]具体参见朱云影：《中国正统观对日韩越的影响》，载氏著《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249页。
[12]参见张立文：《朱子与退溪思想的比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452—458页。
[13]韦旭升主编：《宋子选集·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
[14]宋时烈：《宋子大全拾遗》卷七《幄对说话》，《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3年第116册，第143页。
[15]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五《丁酉封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3年第108册，第214页。
[16]韩国学者李迎春在《尤庵宋时烈의尊周思想》中，对此四封事进行了比较，认为宋时烈的封事完全袭用了朱熹的封事。参见《韓國實學思想論文選集》第26册《兩亂以後의思想界》，第163—198页。
[17]《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年第6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1页。
[18]对于朱熹史学上正统论的认识，参见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58—165页。
[19]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三二《正统论》，《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1年第274册，第221—223页。柳重教：《省斋集》卷三二《正统论》，《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4年第324册，第145—146页。
[20]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五《丁酉封事》，第108册，第208—209页。
[21]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三二《正统论》，第222—223页。
[22]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三二《正统论》，第223页。
[23]金平默：《重庵先生文集·尤庵宋先生事实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3年第320册，第442页。
[24]李恒福：《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附录》第四《发明》下，汉城：宇钟社，1976年，第1286页。
[25]柳重教：《省斋集》卷三二《正统论》，第145—146页。
[26]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八《陶峡丛说》，《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6—1997年第181册，第442页。
[27]Michael C.Rogers，“The Chinese World。Order in the Trans-mural Extension：the Case of Chin and Koryo”，Korean Studies Forum，4 ：1-22.
[28]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264页。
[29]朝鲜“小中华”之称，既是自称，而中国有时亦如斯称之。吴庆元在《小华外史总要通论》中说：“小华者，中国称朝鲜为小中华，以其礼乐文明亚于中国也。”（吴庆元：《总要通论》，《小华外史》，上册，京城：朝鲜研究会，1914年，第208页），朝鲜有许多史书皆自称“小中华”。
[30]叶泉宏在《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一三六八—一四八八》书中，对明初与朝鲜相互往来、纠纷与摩擦进行了详细研究。指出明代与朝鲜朝贡制度是经过多方的折冲与交涉始克达成，并非一开始就是令人如意的。他以董越出使朝鲜（1488）作为这种交涉的结束，意味着朝贡体制得以建立和完善。
[31]朱元璋：《皇明祖训·首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67—168页。
[32]德化外交，乃是中国历代宗主国对藩属国所采用的一种方式。费正清强调“德治”对维护中华世界体系的重要性；高明士指出德化原理、结合原理、亲疏原理、统治原理四项是维系传统中国世界体系的基本原理（参见其《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黄枝连亦强调德化对于传统中华礼治体系的重要性（参见上揭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系列）。
[33]对于朝鲜王朝的建立与形成过程，参见John B.Duncan，The Origins of the Choson Dynast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具体论述了从高丽到朝鲜王朝在政治制度、两班阶层、立国理念等方面的问题，探讨了朝鲜王朝与高丽王朝的内在发展联系。
[34]对于丽末鲜初的中韩关系，L.Carrington Goodrich，“Sino-Kore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XIVth Century，”Transactions of the Kore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30，pp.33-46.文中指出，虽然太祖并未出兵干涉朝鲜内政，但他扣压朝鲜使臣，断绝朝贡贸易，这些都是干涉内政的表现。朴元熇：《明初朝鮮關係史硏究》（汉城：一潮阁，2002年），尤其注重靖难之役时朝鲜的反应与采取的措施。另参见孙卫国：《略论明初与丽末之中韩关系》，《韩国学论文集》1997年第6辑，第33—41页。
[35]参见叶泉宏：《郑梦周与朝鲜事大交邻政策的渊源》，《韩国学报》1998年第15期，第97—114页；《权近与朱元璋——朝鲜事大外交的重要转折》，《韩国学报》2000年6月第16期，第69—86页。两文分别以郑梦周和权近为中心对朝鲜王朝确立事大交邻外交体制进行了详细研究，探究出朝鲜事大体制成立的经过。
[36]英祖国王：《英祖庄祖文集》，《御制集庆堂编辑》卷一，韩国国学振兴事业推进委员会编《韩国学资料丛书》第12册，城南市：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7年，第34页。
[37]《朝鲜太祖实录》卷三，太祖二年二月庚寅，《朝鲜王朝实录》第1册，第41页。
[38]陈尚胜：《论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观》，《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24页。
[39]权近：《阳村集》卷一《李氏异居》，《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0年第7册，第14页。
[40]一然：《三国遗事》（汉城：明文堂，1977年）之《古朝鲜》篇（第33—34页）载：“昔有桓国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大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檀）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以后檀君被称为朝鲜始祖。
[41]《尚书大传》最早记载箕子东去之事，后来《史记》之《宋微子世家》，《汉书》之《地理志》等皆有记载。对于箕子朝鲜之研究，可见于梁嘉彬：《箕子朝鲜考》，《史学汇刊》第10期，第1—32页；邓海涛：《箕子》，台北：海外文库出版社，1956年；张博泉：《箕子与朝鲜论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42]《史记·朝鲜列传》《汉书·朝鲜列传》皆载录卫满朝鲜之事。秦末，燕人卫满东去，击败箕子朝鲜四十一代王箕准，自立为王，是为卫满朝鲜。
[43]高丽、朝鲜时期对于檀君朝鲜鲜有详细的论述，有朝鲜王朝学者以其荒诞不经，不足为信。即如安鼎福：《东史纲目》（汉城：景仁文化社，1970年）中说：“檀君事皆荒诞不经。”（第103页）。日治时期，檀君作为韩民族的象征，受到关注，并因此形成大倧教，崇奉檀君。1921年，将传说中檀君诞生日11月3日定为开天节。光复以后，檀君作为韩民族的象征得到广泛宣扬，研究汗牛充栋。具体参见尹以钦等编：《檀君：그理解와資料》，汉城：汉城大学出版部，1994年。
[44]皮锡瑞撰：《尚书大传疏证》卷四《周传·洪范》，吴仰湘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3页。
[45]朴趾源：《燕岩集》卷一三《热河日记·忘羊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0年第252册，第256页。
[46]崔南善、李丙焘、金贞培等皆否认箕子朝鲜东去说，其中以崔南善为其发端。他生活于日本殖民时期，一反朝鲜王朝崇拜箕子朝鲜之传说，转而加以否认，以强化檀君的地位，确立其自古以来民族独立的形象。韩国学者否认箕子朝鲜，一则受日本学说的影响。自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今西竜（《箕子朝鲜伝说考》，《中国学》1922年6、7月第2卷第10、11期）否定箕子朝鲜以后，并得到日本学术界的附和和认同，随之韩国史学界亦承袭其观点，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二则确立其民族的独立发展的形象。在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檀君作为韩民族的始祖和民族象征，得到强化。而与之同时，箕子朝鲜似乎被当成韩国民族主义独立的障碍而予以否定。参见The Identity of Korean people，pp.132-134.另外部分韩国学者认为箕子国并非在朝鲜半岛，而是在中国的河北省内，即所谓孤竹国。代表人物有李亨求：《大凌河流域의殷末周初靑銅器文化와箕子및箕子朝鮮》，《한국상고사학보》1991年第5册，第7—54页），千宇宽（《箕子考》，《東方學志》1974年第15期，第1—69页）。正如梁嘉彬所批评的，其所谓孤竹国，摒弃《史记》《汉书》等史料，却采用《旧唐书》的只言片语，违反了用史料的基本规范，不足为据。韩国学者韩永愚（Han Young-woo）在其英文论文“Kija Worship in the Koryo and Early Yi Dynasties：A Cultural Symbo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China”（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in Kore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探讨了高丽与朝鲜王朝的箕子崇拜，肯定箕子崇拜是朝鲜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象征，但是他还是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而指出大韩帝国成立之际（1897），箕子崇拜达到顶峰，箕子被封为太祖文宣王，乃因为箕子是从中国逃出来的，因而箕子成为韩国保持独立的象征而大受推崇。
[47]郑道传：《三峰集》卷七《国号》，1990年第5册，第414页；又见《朝鲜经国大典》上之《国号》。
[48]《朝鲜世宗实录》卷四〇，世宗十年四月辛巳，第3册，第126页。
[49]李容元等纂：《国朝宝鉴别编》卷七，《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二辑·史部》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86页。
[5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0页）：“其俗多淫祀，事灵星神、日神，可汉神，箕子神。”
[51]郑麟趾：《高丽史》卷六三《礼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56页。
[52]《朝鲜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地理志》平壤道曰：“箕子庙，在府城北兔子山上亭子阁，石人石羊皆南向，祠堂在城内义理坊。（小字）春秋传香祝致祭，今上（世宗）十二年庚戌传旨于有司曰：‘昔武王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逐其不臣之志也，吾东方文武礼乐侔拟中国，惟箕子之教是赖。’于是立石于祠堂。”第5册，第682页。
[53]洪大容《湛轩燕记》之《吴彭问答》有言：彭翰林询问有关箕子事，答曰：“平壤有箕子坟及庙，以其孙世袭守庙，井田尚有遗址可考。”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0年第248册，第243页。而《东稗》（郑明基编《韩国野谈资料集成》第20册，汉城：启明文化社，1992年）和周家禄：《奥簃朝鲜三种》，都记载了朝鲜称箕子庙为崇仁殿，置殿令、奉参二官看护箕子庙。《东稗》卷二《待前朝》称：“平壤旧有箕子殿，监司差出参奉以守之。所谓殿恭奉也，光海癸丑郑赐湖为监司时，改号为崇仁殿，以关西人鲜于姓者为箕子后，拜崇仁监，奉其祀，秩正六品，盖仿麻田崇义监例也。”第232页。
[54]《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史部·杂史类》，城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4年，第48页。
[55]韩百谦：《箕田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其曰：“丁未秋，余到平壤，始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乱。古圣人经理区画之意，犹可想见于千载之下。就其地谛审之，其田形亩法与孟子所论井字之制，有不同者焉。其中含毬、正阳两门之间，区画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此盖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仿宗国，其与周制不同，盖无疑矣。”并附上了箕田图。
[56]对于徐命膺的研究，参见金文植：《18세기후반徐命膺의箕子認識》，于松趙東杰先生停年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编《韓國史學史硏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第325—356页；《徐命膺著述의種類과特徵》，《竹夫李琥衡教授定年退職紀念論叢——韓國의經學과漢文學》，第127—198页，1996年。
[57]简江作：《韩国历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30—31页。
[58]徐居正：《东国通鉴》外纪《箕子朝鲜》，汉城：景仁文化社，1994年，第22—23页。
[59]宋秉稷编：《尊华录》卷一，汉城：骊江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60]洪大容：《湛轩燕记》之《宋举人》，《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0年第248册，第258页。
[61]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636页。
[62]James Palais，Confucian Statecraft and Korean Institutions：Yu Hyongwon and the Late Choson Dynas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6.
[63]《朝鲜世宗实录》卷一〇三，世宗二十六年二月庚子，第4册，第543页。
[64]汪德迈：《新汉文化圈》，陈彦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02页。
[65]王崇武：《朝鲜三田渡清帝功德碑文考》，《东方杂志》第39卷第15期，第44页。
[66]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2页。
[67]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太祖世家二》，太祖二十六年四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9册，第66页。
[68]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四《睿宗世家三》，第159册，睿宗十年七月戊子，第287—288页。
[69]《朝鲜成宗实录》卷二〇，成宗三年七月己巳，礼曹启，第237页。
[70]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三《又答直斋书》，《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0年第248册，第67页。
[71]韩元震：《南塘集拾遗》卷六《杂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8年第202册，第453页。
[72]《大义编》凡例，汉城：骊江出版社，1985年，第3页。
[73]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一三一《杂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3年第112册，第438页。
[74]李恒老：《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三《语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3年第305册，第395页。
[75]崔益铉：《勉庵先生文集》卷二四《华东史合编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4年第325册，第566页。
[76]参见李泫淙：《韩国历史文献中之东亚大陆民族观》，见《中韩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22页。
[77]李穑：《牧隐文稿》卷一一《受命之颂并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0年第5册，第99页。
[78]柳麟锡：《毅庵先生文集》卷五一《宇宙问答》，《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4年第339册，第386页。
[79]卢思慎等修、李荇等增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三《汉城府》，汉城：书景文化社，1994年，第71页。
[80]《朝鲜太宗实录》卷一四，太宗七年八月癸卯，第1册，第411页。
[81]《朝鲜世宗实录》卷二九，世宗七年闰七月乙卯，第2册，第685页。
[82]柳麟锡：《毅庵先生文集》卷五一《宇宙问答》，第387页。
[83]柳麟锡：《毅庵先生文集》卷五一《宇宙问答》，第388页。
[84]韩国学者柳根镐《朝鮮朝中華思想의性格과意味：宋时烈의小中華思想을中心으로》一文中具体阐述了这个问题，认为“小中华思想”最终是由宋时烈完成的。
[85]吴庆元：《小华外史·总要通论》，上册，第208页。
[86]柳麟锡：《毅庵先生文集》卷五一《宇宙问答》，第387页。
[87]沈民觉：《斥和疏》，《文苑》卷四一，见《朝宗岩文献录》，第326页。
[88]韩国学者李春植著有《事大主義》（汉城：高丽大学出版部，1997年），但他主要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小诸侯与大诸侯之间的关系。按其说法小诸侯对大诸侯即以事大主义为准则。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专门研究事大主义的著作，但此书未涉及朝鲜，亦未讨论历史上的中韩关系。李基白在《民族과歷史》（汉城：一潮阁，1971年初版，1994年新版）第六章专门讨论事大主义。分为《事大主义再检讨》《事大主义的问题点》《韩国人的依他主义与拜外思想》和《现代韩国人的事大主义》四节进行讨论。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韩国事大主义的传统与相关的问题，是迄今为止韩国学者研究事大主义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论述之一。专论事大主义的中文著作迄今尚无。杨渭生在《宋丽关系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高丽所行之事大主义有较详的研究，认为高丽能周旋于宋、辽、金、蒙古之间，而顶过重压，生存下来，靠的就是“事大”法宝。而对朝鲜王朝事大主义的政策研究则有叶泉宏：《郑梦周与朝鲜事大交邻政策的渊源》，《韩国学报》1998年第15期，第97—127页；《权近与朱元璋——朝鲜事大外交的重要转折》，《韩国学报》第16期，第69—86页。叶氏二文围绕朝鲜初年的重臣郑梦周和权近，在确立对明事大外交所起的作用与地位而展开论述。陈尚胜：《论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观》，《第三届朝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21—935页，对朝鲜一代对明事大外交进行了通盘的考察。韩国亦有学者对本国历史教科书中否认存在过事大与朝贡关系，表示批评。参见Lee Tae-Young：“Problems in the Writing of Korean History Textbooks”，Korea Journal（1998），38：1，323-336.
[89]《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二上《梁惠王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817页。
[90]《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哀公七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7页。
[91]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六《孙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0页。
[92]转引陈寿：《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嗣主孙皓》，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63页。
[93]司马迁：《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09页。(https://www.daowen.com)
[94]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第3179页。
[95]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一二《苻生载记》，第2876页。
[96]刘昫等：《旧唐书》卷三《本纪·太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页。
[9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六《李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09页。
[98]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系第一·李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0页。
[99]脱脱等：《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巡幸》，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05页。
[100]《朝鲜太祖实录》卷一，辛禑十四年四月，第1册，第11页。
[101]叶泉宏：《郑梦周与朝鲜事大交邻政策的渊源》，《韩国学报》1998年第15期，第98—101页。
[102]《东稗》卷九《事大》，见郑明基编《韩国野谈资料集成》第21册，汉城：启明文化社，1992年，第383页。
[103]李恒老主编：《华东史纲目合编》附录第四《发明下》，第1406页。
[104]申时行：《明会典》卷一〇五《主客清吏司·朝贡·东南夷·朝鲜国》，第1585页。
[105]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〇《朝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07页。
[106]吴庆元：《小华外史》卷二，上册，第246页。
[107]崔溥：《锦南集》卷三《漂海录》，闰正月二十五日，《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88年第16册，第443页。
[108]卞季良：《春亭集》卷六《永乐十三年六月封事·谨事大》，《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0年第8册，第89页。
[109]梁诚之：《讷斋集》卷一《论君道十二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88年第9册，第293—294页。
[110]李滉：《退溪集》卷八《礼曹答日本国左武卫将军源义清》，《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89年第29册，第261—262页。
[111]李珥：《栗谷全书拾遗》卷四《贡路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89年第45册，第538页。
[112]李起浡：《西归遗稿》卷八《湖南伯问答》，《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2006年第29册，第429页。
[113]吴庆元：《小华外史》卷二，上册，第246页。
[114]《朝鲜宣祖实录》卷七〇，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子，第22册，第617页。
[115]《朝鲜宣祖实录》卷一六九，宣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子，第24册，第552页。
[116]《朝鲜宣祖实录》卷一八一，宣祖三十七年十一月辛丑，第24册，第701页。
[117]《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五，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第8453页。
[118]《明神宗实录》卷四四六，万历三十六年五月丙戌，第8457页。
[119]《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一，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庚辰，第8536页。
[120]崔溥：《锦南集》卷四《漂海录》，闰正月二十一日，《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88年第16册，第441页。
[121]洪凤汉：《增补文献备考》卷七九《礼考·章服》，下册，汉城：东国文化社，1981年，第3页。
[122]成大中：《青城集》卷七《明隐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0年第248册，第477页。
[123]韩国当今学术界对事大主义一律采取批评态度，甚至予以否认。全海宗说：“支配者的政治及文化的事大主义很可能引起韩国人追慕中国的心理，或许有些人认为事大主义是支配者的一种政策。但是，即使我们认为是一种政策，那也绝非是我们所希望的。”见《中韩关系史论集》，第22页。
[124]黄景源：《江汉集》卷二七《明陪臣传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9年第225册，第28页。
[125]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第2页。
[126]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
[127]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收入氏著《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47页；又见北京市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4页。
[128]参见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年（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赵令志、史可非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
[129]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第54—62页。
[130]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榮：《韓國滿洲關係史의硏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而对朝鲜与女真关系亦作了详细讨论。
[131]《朝鲜世宗实录》卷七七，世宗十五年五月己酉，第4册，第76页。
[132]《朝鲜世宗实录》卷四五，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第3册，第198页。
[133]《朝鲜世宗实录》卷七九，世宗十九年十二月辛巳，第4册，第120页。
[134]《朝鲜世宗实录》卷八九，世宗二十二年四月丙申，第4册，第281页。
[135]《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九，太宗十年三月壬辰，第1册，第536页。
[136]《朝鲜燕山君日记》卷一九，燕山君二年十一月甲辰朔，第13册，第155页。
[137]《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四三，光海君十一年八月壬戌，第33册，第255页。
[138]对于光海君时代的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可参见日本学者稲葉岩吉：《光海君时代の満鮮関係》，京城：大阪屋号书店，昭和八年（1933）初版；汉城：亚细亚文化社《滿蒙學術史料叢書》中录入，1986年。
[139]《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三〇，光海君十年七月己酉，第33册，第136页。
[140]《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三，光海君十年十月丁丑，第33册，第180页。
[141]《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三，光海君十年十月甲申，第33册，第184页。
[142]《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三四，光海君十年十一月癸卯，第33册，第191页。
[143]《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九，光海君十一年四月辛酉，第33册，第244页。
[144]《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五〇，光海君十二年三月丙午，第33册，第307页。
[145]《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五二，光海君十二年三月丙午，第30册，第325页。
[146]《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一六九，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申，第33册，第401页。
[147]《朝鲜仁祖实录》卷一，仁祖即位年三月甲辰，第33册，第503页。
[148]《朝鲜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亥，第34册，第167页。
[149]《朝鲜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辛丑，第34册，第168页。
[150]《朝鲜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未，第34册，第177页。
[151]揭帖乃古代一种文书。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三载：“凡有大事申报上司，于文书之外，仍附以揭帖，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戚继光撰，邱心田校释：《练兵实纪·杂集》卷三《将官到任宝鉴》，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0页。）可见揭帖是正文以外详细说明事情原委一类的文书。
[152]《朝鲜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卯，第34册，第179页。
[153]同上。
[154]《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二，仁祖十四年六月庚寅，第34册，第635页。
[155]《朝鲜仁祖实录》卷二二，仁祖八年三月甲申，第34册，第367页。
[156]黄景源：《江汉集》卷二七《明陪臣传·洪翼汉传》，第29页。
[157]黄景源：《江汉集》卷二七《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32页。
[158]黄景源：《江汉集》卷二七《明陪臣传·尹集传》，第30页。
[159]黄景源：《江汉集》卷二七《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2页。
[160]权尚吉：《南谷先生文集》卷二《吊三学士文》，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67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381—382页。
[161]《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第430页。
[162]《尊周录》之《丁丑下城后》，见《朝宗岩文献录》，第15页。
[163]具体情况可参见金堉：《潜谷朝天日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第226页。
[164]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八章《朝鲜潜通明朝始末》，第343—396页。
[165]黄景源：《江汉集》卷三〇《明陪臣传·僧独步》，第67页。
[166]黄景源：《江汉集》卷三〇《明陪臣传·崔孝一》，第63页。有关崔孝一之史事，可能系编者杜撰出来，可信度不大。如其守崇祯陵旁而死，即为不可能之事。
[167]黄景源：《江汉集》卷三〇《明陪臣传·林庆业》，第65页。
[168]《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七，仁祖十六年八月癸丑，第35册，第34页。
[169]《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七，仁祖二十四年六月戊寅，第35册，第278页。
[170]《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二，仁祖十九年十一月辛巳，第35册，第124页。
[171]《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五，仁祖二十二年五月甲午，第35册，第184页。
[172]参见刘春兰：《试论明清之际朝鲜社会的慕华崇明思想对明遗民的影响》，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36—937页。
[173]成大中：《青城集》卷四《华阳书院二十咏依感兴诗韵·一治堂》，第418页。
[174]班固：《汉书》卷七〇《陈汤传》，第3017页。
[175]《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昭公九年》，第4467页。
[176]参见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127页。
[177]司马迁：《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九》，第1663页。
[178]司马迁：《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第1752页。
[179]《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一《宣公三年》，第4056页。有关春秋争霸问题，可参见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和李隆献：《晋文公复国定霸考》（台北：台湾文史丛刊，1988年）。
[180]曹操被史家斥为奸雄。而对魏的正统，虽然陈寿《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但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削其纪年，以蜀汉为正统，后来多有贬之者。
[181]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二七《上安隐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3年第109册，第12页。
[182]冯荣燮编：《朝宗岩文献录》，汉城：保景文化社，1979年，第491页。
[183]金炳学《小华外史序》，见吴庆元：《小华外史》，上册，第202页。
[184]李起浡：《西归遗稿》卷八《湖南伯问答》，第429页。
[185]权尚夏：《寒水斋集》卷二二《书华阳崖刻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5年第150册，第404页。
[186]郭钟锡：《俛宇集》卷一四一《某里纪行录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4—2005年第344册，第35页。
[187]成大中：《青城集》卷七《明隐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第477页。
[188]《朝鲜肃宗实录》卷三九，肃宗三十年四月己卯，第40册，第77页。
[189]柳麟锡：《毅庵集》卷三《崇明三义》（《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4年第337册，第109页）：“皇明屋社后，圣朝设大报坛于御苑，士林建万东庙于华阳洞，皇朝九义士子孙设大统坛于朝宗川，为之崇奉享祀。”
[190]吴浣根：《序》，《朝宗岩文献录》，第8页。作者为当代明义会成员、明遗民后裔。
[191]参见Michael C.Rogers，“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the Trans-mural Extension：the Case of Chin and Koryo，”Korean Studies Forum （Spring-Summer，1978），4 ：1-22.并参见朱云影：《中国正统观对日韩越的影响》，载《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249页。
[192]刘安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卷二一《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0页。
[193]《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僖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883页。
[194]《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六《成公四年》，第4128页。
[195]《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五下《滕文公章句上》，第5884页。
[196]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原道》，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页。
[197]参见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
[198]参见李泫淙：《韩国历史文献中之东亚大陆民族观》，《中韩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第1—22页。
[199]洪凤汉：《增补文献备考》卷七九《礼考·章服》，中册，汉城：东国文化社，1959年初版，1981年再版，第13页。
[200]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高宗十九年十二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9册，第475页。
[201]成伣：《慵斋丛话》卷一〇，见《大东野乘》第1册，汉城：庆熙出版社，1968年，第266页。
[202]刘家驹把这个后果看成是“造成朝鲜对明朝的怀念，也影响清国与朝鲜君臣藩属关系的迅速正常化”的原因。参见氏著《清朝初期中韩关系》，第130页。
[203]《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六《庄公四年》，第4834页。
[204]朱熹：《朱熹集》卷一三《垂拱奏札二》，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8页。
[205]朱熹：《朱熹集》卷二五《答张敬夫书》，第1052页。
[206]朱熹：《朱熹集》卷一三《垂拱奏札三》，第511页。
[207]关于《春秋》复仇说，可参见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第七章。
[208]黄景源：《江汉集》卷三二《明陪臣传·宋时烈》，《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第81页。
[209]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一八一《宁陵志文》，《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4册，第162页。
[210]孝宗：《失题》，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编辑部编：《列圣御制》卷八，首尔：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2017年，第254—255页。
[211]孝宗国王：《列圣御制》卷八《戊戌未宁时书赐东平尉郑载仑》，第268页。
[212]李义骏、成大中等编：《尊周汇编》卷五，第402—403页。
[213]孝宗国王：《列圣御制》卷八《失题》，第268页。
[214]李义骏、成大中等编：《尊周汇编》卷四，第377页。
[215]李容元等纂：《国朝宝鉴别编》卷四，第565页。
[216]李容元等纂：《国朝宝鉴别编》卷四，第565页。
[217]宋时烈：《宋子大全拾遗》卷七《幄对说话》，第138页。
[218]宋时烈：《宋子大全拾遗》卷七《幄对说话》，第139页。
[219]李义骏、成大中等编：《尊周汇编》卷五，第400—401页。
[220]肃宗国王：《赐海昌尉吴泰周》，见《朝宗岩文献录》，第20页。
[221]崔慎：《鹤庵集》卷三《华阳闻见录语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95年第151册，第256页。
[222]李义骏、成大中等编：《尊周汇编》卷五，第404页。
[223]《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八，显宗三年十一月癸巳，第37册，第295页。
[224]《朝鲜肃宗实录》卷一七，肃宗十二年十一月庚戌，第39册，第84页。
[225]《朝鲜英祖实录》卷五八，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第43册，第117页。
[226]宋时烈：《宋子大全拾遗》卷七《幄对说话》，第138页。
[227]黄景源：《江汉集》卷三二《明陪臣传六》，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