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朝鲜之高压政策
一般来说，清入关前对朝鲜以高压政策为主，以朝鲜世子等为人质，严惩潜通明朝官员，督责朝鲜过失[38]。入关以后，随着大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清朝对朝鲜一改高压政策为德化政策，削其岁贡，礼遇朝鲜使节，严格约束清朝出使朝鲜的使节，屡予朝鲜国王以特恩，等等，意在消除朝鲜对清朝的疑忌，从而使之感化[39]。
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建立初期，为了促使朝鲜履行藩国义务，清朝采取各种强迫措施，给朝鲜以高压，严密监视朝鲜的举动。清朝之所以对朝鲜采取高压政策，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入关前，明朝尚存，鉴于朝鲜对明朝的感激之情，清朝唯有以高压政策打消其对明朝的幻想，使其履行盟约。第二，基于正统论的考虑，清朝深知朝鲜所执正统义理思想是极不利双边关系的，因而必须以强硬措施，消除朝鲜义理派势力的影响力，同时大肆向朝鲜宣扬清朝承上天眷顾，得承中华正统。第三，清人对朝鲜不履行盟约，早有成见，在清人看来朝鲜是个反复无常、不遵规约的国家，必须以严厉的高压措施，才能控制朝鲜。故而以高压措施督责朝鲜履行盟约。其高压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以朝鲜世子等为人质。南汉盟约中，明确规定质子：“躬来朝谒，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40]以世子为质，胁迫朝鲜遵守盟约，一旦仁祖行为乖张，不受管束，清朝可以废之而立质子[41]。以世子为人质，就掌握着控制朝鲜的砝码，因顾及世子安全，仁祖不可能太过违抗清朝意志。虽然初期，对于清朝的要求阳奉阴违，要求刷还逃人，消极抵制；要其派兵一同征伐，朝鲜故意让部队误期；运送粮食，则大批船只漂没海中，甚至还有船漂到明朝军队中，通风报信。皇太极为此十分气恼，故曾一度想废仁祖而立质子。但世子对清的要求一样搪塞，“且皇帝凡有分付之事，世子每有防塞之意，皇帝心甚不快，以为世子凡事不宜任意自断，只可转报本国而已云。此后若有帝命，须知此意，善为酬应，切勿违拒，以致生梗之患”[42]。世子既然如此不合作，清朝最终亦未行废仁祖立世子之举。不过这种威胁性始终存在。故而扣押世子是促使朝鲜履行盟约的高压手段之一。
其二，打击镇压朝鲜国内的反清义理派人士。清朝深知朝鲜内部提倡尊周思明的义理派人士是主要的尊明反清势力，对这部分人一开始就予以镇压。南汉山城被围困之际，为消除和谈阻力，清朝即要求朝鲜遣送斥和派代表，遂将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位斥和派代表押赴沈阳，一并处死，从而开始其镇压朝鲜反清人士的序幕。尽管朝鲜臣服于清，但在领议政崔鸣吉、参判李敬舆等主持下，朝鲜数度派人浮海到达辽东，与驻守松山的洪承畴互通信息。松锦之役后，洪承畴降于清人，朝鲜与明潜通之事遂大白于天下，清遂将参与其事的有关人士若崔鸣吉、李敬舆、金尚善、申翊圣、李明汉等一并押赴沈阳，加以审问。审讯之际，邀世子同审，敲山震虎。更有甚者，崔孝一浮海到了明朝，受到义州府尹黄一皓支持，崔孝一遂以私书通其义州族属，但书为清人所得，清遂派人赴义州将黄一皓及崔孝一族属、潜商等数十人，“一时诛杀，亦令百官聚观其尸”[43]。用这种严酷打击，以消除朝鲜国内的反对派势力。
清朝深知严惩朝鲜尊明反清人士并非持久有效的办法，因此亦相机收买朝鲜人心，消除敌对势力，减少敌对心态。故而在处理相关事项上，表现出高超的手腕。朝鲜宣川府使李烓曾参与独步潜通明朝之事，并与观察使郑太和密议。清闻之，执李烓到沈阳，将杀之，李烓贪生怕死，将朝鲜潜通明朝之事和盘托出，告知清人以下情报：金尚善一心南朝，崔鸣吉、林庆业遣僧独步通信明朝，李敬舆不用崇德年号，申翊圣、李明汉亦为南朝守节。于是清朝就将五人拘禁于沈阳。但李烓并未因此而获清朝重用，反而以其“卖国偷生，其罪重矣”，将其移交朝鲜，任由朝鲜处置，以收朝鲜人心。朝鲜将李烓全家处死，而同时对清朝的做法相当满意，朝鲜以为蒙古时将卖国贼移送高丽，“不料清人亦能办此事”[44]。此种笼络起了作用。
其三，严密监视朝鲜国内事态的发展，一有风吹草动，清朝使节就穿梭往来，或大兵压境，迫使朝鲜终究不敢有太过激烈的行为，这一措施一直到“三藩之乱”时期还被清朝采用。宗藩关系建立之初，因为朝鲜对清朝“事事欺瞒，少无诚信”，故严密监视。因而朝鲜所作所为，清朝了如指掌。仁祖十八年（崇祯十三年，1640），朝鲜臣服清朝三年之际，范文程罗列朝鲜十二大罪状，包括征兵违误师期、逃人不予刷还、擅修南汉山城、六卿质子多送庶孽等，送于沈阳世子质馆[45]。这些都查有实据，朝鲜理屈词穷，无法解释。可见，朝鲜时刻处于清朝的监视之下。后来肃宗还论及这一段历史，以为：“汗临死戒，以频送敕使，使朝鲜不得有所设施，故丙子以后，敕使一年三四来，恐喝无已，策应甚繁。”[46]可见，清朝屡派使臣以探求朝鲜动向，了解国内动态。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孝宗登基与清“三藩之乱”时期。
孝宗初政，很想有番作为，遂将仁祖末年一批亲清派大臣全都斥退，而起用宋时烈、宋浚吉等一批山林隐逸，图谋复仇北伐之事。清朝似乎一开始就感觉不对，因而对朝鲜采取措施。它首先对朝鲜的燕行使加以严密控制。孝宗元年（顺治七年，1650）谢恩使仁兴君李瑛等到北京后，受到“牢闭馆门”的待遇，“接待大异于前，西路则减馔品，严讥察；入京则通官受辱于守门之人”。之所以如此，乃因清人早已获知朝鲜“不知感恩，反有不敬之事”[47]。不久，原为领议政而被斥退的金自点遂与通事李馨长谋告清朝，清朝获知此情况，当即派六位大臣前来查证。孝宗大惊，赶快斥退那批山林隐逸。金尚善、宋时烈、宋浚吉等皆被退归山林。清使遂将罪责归到领议政李景奭和大提学赵絅头上，要求处死他们，但孝宗坚执不允，遂将他们发配到义州白马城。但金自点等一干人也未得好下场，清使将他们的告密又和盘托出，两年后，孝宗借故将他们全处死。但他一腔复仇之志，经此一役，亦湮没于无形之中。孝宗九年（顺治十五年，1658），他将满腹的心思托给宋时烈，不久即薨，其北伐计划不过是表现在一席谈话之中[48]。
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清朝显示了高超的驾驭能力。它密切注视着朝鲜国内动态，一旦发现有风吹草动，即遣使查问，朝鲜终归不敢有所行动。虽然在思想文化上，朝鲜对清朝大加挞伐，但终究未有实质性的反清行动。即便在“三藩之乱”时期，朝鲜亦未有举动。“三藩之乱”初期，朝鲜亦试图举兵。显宗十五年（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谢恩使金寿恒在北京派译官先期回汉城，禀告吴三桂叛乱之事，此乃朝鲜首次正式获知“三藩之乱”叛乱的消息。而在此前后，清朝屡屡派使臣前往朝鲜，穿梭往来不绝，令朝鲜颇为惊疑，朝鲜深知：“此乃出于致疑我国也。”
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入朝鲜，不少儒生认为当抓住时机，以报仇雪耻。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等相继疏陈，大略以为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天下大变，正在目前，乘此机会，出兵辽东，“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显宗以为清人既已起疑心，而罗、赵之疏，“有烦听闻”，故而显宗按下疏文不予赐答[49]。但朝鲜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六月，正在疑惑之际，“清使猝有先声，都下讹言沸腾”[50]。朝鲜舆论纷纷揣测清使来意，“或为征兵，或为运粮”，以为皆不可从。后来，义州府尹告知，清使乃以皇后讣事出来，朝鲜方知虚惊一场。事后，朝鲜自言“我国有所疑虑，故自相骚动”[51]。随后八年的平“三藩之乱”期间，清朝既未向朝鲜征粮，亦未向朝鲜征兵，只是密切监视朝鲜举动，时常派使臣以各种名义出使朝鲜，加以监督。朝鲜内部虽然不少儒生主张借机进兵，但终究未得显宗应允。(https://www.daowen.com)
显宗十五年七月，大臣尹鑴又进密疏，主张出兵复仇雪恨。疏文言：孝宗在位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北伐之志，但天不予寿，中道而殁，以致宏图大志，遗恨千秋。今吴三桂已起兵反清，乃千载一时，应借机出兵，以完成孝宗遗愿[52]。尹之疏文义愤填膺，极具鼓动性，但显宗终究按下不报。正在朝鲜儒生沸沸扬扬之际，显宗以34岁之龄驾崩，肃宗以冲龄继位，尹鑴得以重用。而他继续鼓吹出兵北伐，自言可造战车。清使前来，又要求国王不要出迎，使其生疑。借其生疑之际，正好乘机出兵，十万精兵不十日可到沈阳，则关内震动，“事无不成之虑”。对待清朝则主张三策：“北伐一也，渡海通郑二也，与北绝和三也。”[53]尹之疏文并未受到肃宗重视，而领议政许积以为今日微弱之势，妄兴大事，十分危险，加以反对。其他大臣赞同许积的观点。《朝鲜王朝实录》如斯论之曰：“盖鑴外假伐胡之名而出脚，故强为此高谈，以掩人耳目，非实语也。”[54]最终朝鲜采取按兵不动、静观清朝局势之态。《肃宗实录》将朝鲜未能借此机会出兵归诸显宗英年早逝、肃宗冲龄继位，如斯论道：
三桂一呼于云南，群雄并应于海内，乘此之几，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殪蛇斩豕，扫清腥秽，庶几洒仁祖之遗耻，报神宗之至德，使天下万国知三韩忠节，犹有不泯。而不幸喜报才至，先王奄弃群臣，主上冲年莅祚，老奸当国，群邪汇进，咀嚼儒贤，斥逐士类，何暇念及国家大计乎？噫！若孝宗初年而遭此会，则必仗忠烈、奋神威，以金戈白旗，鼓义气于中原。先王未薨，则亦必绸缪谋划，相时而动，不作此坐视而已。岂天之使我，终抱羞而莫雪耶？呜呼，可胜痛哉！[55]
《肃宗实录》所论只是部分原因，并不全面。因为朝鲜修实录者往往借机贬斥异类，打击政敌，故而很难说其评论秉持了公正原则。“三藩之乱”时期，朝鲜最终未出兵，显宗英年早逝，肃宗冲龄继位，固然是一重要原因。但即便显宗不死，他也未必出兵。显宗出生于沈阳质馆，4岁方归朝鲜，19岁即位，在位15年，他对清朝既未有如同其父孝宗般仇恨，对于明朝亦无其子肃宗般强烈的思怀情感。综观其在位期间，他谨事清朝，未有忤逆之事。在思明问题上，亦没有很大的举动，他虽恢复了祭祀明朝东征将士的愍忠坛，优恤义士李士龙后代，但对儒生提出为神宗皇帝建庙，则加以拒绝。对借三藩之乱出兵之议，亦不予理睬，他采取的是一种维持现状，坐而观变的态度。肃宗冲龄即位，政局未稳，当然不会有出兵之行动了。
吴三桂起兵，朝鲜有人提议出兵，主要觉得是复仇雪耻、恢复明朝的好机会。从吴三桂起兵檄文中，他们看到吴三桂打着扶植朱明后人的旗号，有大臣疏曰：
侧听吴三桂兴义兵，戴朱氏，而海内莫不响应。此说如果然，岂非我东方之大幸！宜亟遣间使，一以慰四十载播越之劳，一以暴万折必东之诚。且观戎虏之衅，以探大邦之意，与之并举，则于事合宜，于义甚正，而足以激天下忠义之气也。[56]
可见，朝鲜对吴三桂寄予厚望，乃觉得明朝有望恢复。但后来发觉吴三桂并未立明朝后裔为帝，反而自立为帝时，朝鲜当即表示异议。肃宗即说：“三桂初意则欲立朱氏后裔，以树功烈，而今乃自称皇帝，此陈胜、吴广之流耳。”[57]他对此显然十分不满。而成海应对朝鲜人寄希望于吴三桂提出批评，以为：“东方之人不知三桂乱逆如此，每叹三桂死，而皇祚未复，何其过也！天于三桂岂佑之乎？三桂苟得志，志岂在皇朝乎？”[58]明确指出吴三桂意不在明朝，即便吴三桂成功，也不会恢复明朝，此论极有见地。
与此同时，清朝严密监视亦是朝鲜有所顾忌的原因。朝鲜大臣对此心知肚明：
彼之不信我，亦如我之不信彼也。春间告讣使之入去也，辽沈之人虚传朝鲜人来袭，日夜恐惧，及使价之入而后始定，当此时若猝闻我国治兵之请，而且闻吴三桂檄书海船往来之说，则彼必先疑我之相通矣。[59]
就这样，虽然“三藩之乱”时期，清朝治下的大半个中国相继背叛，甚至宫廷中都发生过杨起隆之变[60]，但长期讲求“尊王心法”，尊周思明理念的朝鲜王朝终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清行动。但对清朝亦无相助之举，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以致清朝人抱怨说：“朝鲜事可恨，自有吴三桂叛乱，诸藩皆有所助，而朝鲜独无一事。若于前头使行，送以数百柄鸟铳，则皇帝必大喜，永无疑阻之患。”[61]
清朝对朝鲜采高压政策意在打击朝鲜尊周派人士，使之不致太过影响双边关系发展，以维持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但高压政策只能用之于一时，而施恩德化，以收其心，才是清朝对朝鲜采用的一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