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君改革与万东庙之撤废

1864年，大院君掌权之后，即着手进行改革，意在加强君主专制。他首先打破官吏的录用办法，当时多从南人、北人、老论、少论所谓“四色党”派系中，录用高级官吏，大院君则采取既不问地域背景，也不问社会身份，打破少数阀阅世家或外戚家族把持政权的局面，以削弱两班阶层的势力。经济上，他将以前仅向平民征收的军布税收，改变成既向平民也向两班征收的户布税。既减少平民负担，又增加了国家收入。为了提高王室的尊严，他重建景福宫。景福宫毁于壬辰倭祸，因国家财政支绌，一直未能重建，为了筹措资金，大院君不论身份，向地主按地每结征收一百文的“结头钱”。对出入汉城城门的商品征收“城门税”。高宗四年（1867），景福宫终于完工，勤政殿、庆会楼、光化门一并建成，为之增色不少。

大院君加强王权，主要目标是压制以安东金氏宗族为核心的门阀和两班官僚势力，以维持其政权。而压制两班官僚势力的政策，其中一条措施即是坚决关闭书院。当时的书院遍布全国，拥有大中农庄和大批奴婢，并享有免役特权。书院超出了原来作为祠堂和教育机构的职能，变成了雄踞一方的势力集团。同时书院又是地方儒生朋党聚会的中心场所，变成了朝中党争的后方基地^[95]。大院君出身南人之家，生长于贫困之中，通闾巷之事，故察知书院弊害。上台不久，大院君就下令禁止重建书院和乡贤祠，1868年下令向书院征税，1871年大幅削减全国书院数目，全国只允许47个小书院继续存在，其余的全部封禁。而华阳书院当时“在公共事务上的看法比官府敕令更具有权威性”^[96]，更是大院君要打击的对象，故决意将其关闭。与之同时，又下令撤销万东庙之祭享，撤万东庙享教文曰：

呜呼！先正宋文正公，惟我孝宗大王同德之臣也。秉执大义，撑宇互宙，左海民物得免禽兽之归者，是谁之功也？日暮途远，至痛在心，临没遗托在其高弟，盖出于不得已之苦心，此万东庙之所由设也。逮夫肃庙、英庙引诸侯朝王之礼，用报天主日之义，不庙而坛，并祀三皇。义至精也，礼至严也。而乐悬舞佾，仪制咸备，于是乎大明日月，尚存于青邱一隅，而未尝亡也。茅屋昭王之祭，是惟遗民恻怆之情，而裸荐多仪之享，方见天王肃穆之容。若使先正尚存，而及见盛举，则忍痛含冤之心，庶可少慰，而必不至叠设私祭于荒山穷谷之中矣。自夫坛享既举之后，礼宜停撤华阳之祀，以明致敬致严之实。而因遁不遑，亦既久矣。昔贤之遗风寝远，庙貌之荒凉日甚，此不可不及。今修明使莫重莫严之礼，不至有参差之叹矣。万东庙祭享从今停撤，纸榜位及扁额，遣大臣礼判陪奉以来，藏于皇坛敬奉阁，而扁额仍揭于敬奉阁。其皇朝旧迹，一一奉来，并为择日举行，勿出朝报。^[97](https://www.daowen.com)

万东庙是朝鲜儒林崇祀明神宗、毅宗之所，是儒林势力的表征。以士林而祭明朝室帝，在大院君看来，是对道统的僭越，对王权的挑战，因而要将其裁撤，以制服儒林。但表面理由则是“致敬致严”之礼，不可“私祭于荒山穷谷之中”。万东庙撤享之后，其纸榜位及匾额皆由礼判大臣将其藏于大报坛之敬奉阁。

对万东庙与华阳书院的撤废，自然是对朝鲜士林之有力打击，引起了士林阶层的强烈反对。儒生士林上疏反对者甚众，措辞极其强烈。数以千计的儒生联名上疏。任宪晦则指出，大报坛是“朝家之盛举”，而万东庙则是“士民之私诚”，裁撤文告中所谓叠设之论并不成立，理当恢复重建^[98]。大院君主政十年之后，被闵妃赶下台，为了平息士人之不满，闵妃最终又恢复万东庙之崇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