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纲目》之评价
李光涛从《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资料推测“这一著作，使吾人今日能获一部而利用之，则其有关明代史实之发明当非等闲之比”[53]。吴金成教授则称此书是“一种水准相当高的史书”[54]。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后，再作论断。
其一，述明大事，扬明功德，但内容陈旧。李玄锡修明史之出发点在于“表揭其不忘皇明之至意”，所用的体例是“述明朝之纪传，而用紫阳《纲目》之凡例，以正厘之”[55]。因之，重点在于宣扬明朝功德，阐述明朝之大统。把军国大事先以纲列之，然后再用目说明，末附自己和其他史家的评论。因其史料全都是明清人的论著，因而在内容上并无新的突破。
但作为外国人著中国史，在笔法上亦有些特色，在《明史纲目序》中，李玄锡谈道：“世变矣，时往矣，公议攸俟，亶在此日，则曰微曰隐，亦有所不必用也。”[56]其所谓“曰微曰隐，有所不必用”，似乎是不以春秋笔法为意。事实上，他还是未摆脱修史之春秋手法，例如谈燕王起兵时，直呼其名，不讳朱棣，就是以春秋笔法贬损成祖。而书中又多评论性的语句，为此还受到掌令宋时涵的弹劾，其言：“臣伏见李玄锡所编《明史纲目》，则其立纲之文，任意褒贬，至有当讳而不讳者，至于入梓进御，其将流传于百代。玄锡固不足责，而我殿下尊周之诚，恐有窃议者矣。”[57]后来英祖以为是朝鲜人修明朝史，不必过于苛求，才置其不论。既是宣扬明朝大德之书，对壬辰战争记载颇为详尽，详载明朝出兵、李如松战功、陈璘与李舜臣联合抗击日军的南海海战等，其意表明不忘明朝之大德也。
其二，重视史论，重视人物评价。正如前面提到，《明史纲目》征引80余条史论方面史料，既是征引之议论，且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就表明作者亦赞同此种论点。同时，还有7条李玄锡自己所作的议论。这7条史论中，有4条是评价人物的，分别是评明宣宗、世宗和穆宗以及天启年间辽东经略袁应泰。另外两条是评论奏疏，一条是论明代土田数字的。
李玄锡对明朝三位皇帝的评价，全是溢美之词，竟无半点指斥之意。论宣宗：
帝以刚明之资，缵祖宗之绪，修六府而备六事，亲九族以和万邦。讨汉藩，谕赵王，而内难平矣；严考察，举学行，而人才得矣；命王通，盟黎利，谕安南，立陈暠，而民命全矣。[58]
称颂世宗：
盖明兴以来，文治之盛，未始有也……内则更营，制戢叛兵，将吏功罪，赏罚俱当；外则北扫胡氛，南清海沴，妖民豪酋，旋发即殪……晚年视朝虽罕，而政无停滞，深居渊默，而威柄不移。升遐一诏，艾悔尤深，真不世出之主也。[59]
论穆宗：“守祖宗之法，无纷更之烦；先储贰之教，为久安之计。虽享国未久，规模弘远矣。”[60]明朝宣德朝已露衰败之象，国力中衰，安南问题几成焦头烂额之状，官僚腐败已极严重，但都被作为功绩称颂。嘉靖一朝，危机四伏，南倭北虏，猖獗一时，兵变、民变时有发生。但被誉为“明兴以来，文治之盛，未始有”。世宗晚年，日事玄修，二十多年不朝，亦被誉为“不世出之主”。穆宗在位期间，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也被赞为“守祖宗之法”“规模弘远”。称颂如此溢美，盖与思明不无关系。且作为藩属国臣民是不应指责宗主国皇帝的，故只一味颂扬。(https://www.daowen.com)
不过，书中亦有真知灼见。与三位皇帝的评价相比，对袁应泰之评价就显得颇为公允了。天启年间，袁应泰取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抗击后金，他一改熊廷弼之策，而“用兵非其所长”，兵败自缢，李玄锡论之“死不足赎”[61]。而对于明代土田数字的评论，显示出李玄锡作为史家独具的眼光。对于明代土田与户口数字，中期反而比洪武年间少，其中原因，迄今学术界也未取一致的看法，但李玄锡提出：
嘉靖中霍韬等疏谓，洪武中天下田土计八百四十九万顷，弘治间止为四百二十二顷，减已强半。天下户口洪武中户二千六百五万，口六千四百万，弘治间户仅九百十一万，口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国初户口宜少而多，承平户口宜多而少，何也？得非册籍欺隐，弊无纪极乎！况天下官职视国初增数倍，宗藩增数百倍，田粮日减，而经费日增，国用安得不匮！[62]
李玄锡提出的原因乃“册籍欺隐”，颇有道理，显示出他作为史家独具的眼光。
其三，此书体例亦不甚严谨。是书始于洪武元年朱元璋立国，终于崇祯十七年明亡。全书二十四卷，纲目体，末附补遗三篇，述太祖创业及南明之史实。但全书体例很不谨严。
首先，卷次编排，并非整齐划一，而一纲之下多目。前已提及，此书在卷次安排上显得比较怪异，因为在二十四卷中，一般分上、下两部分，但卷一至卷五、卷十一、卷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则每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我们只要看看前面的《卷次编排与征引著作表》，就一目了然了。每卷分为三部分的卷次对应的时间分别是洪武、建文、永乐、弘治、隆庆、万历、崇祯。就朝代而言，占卷数最多的是洪武朝（三卷，每卷三部分）、嘉靖朝（近六卷，每卷两部分）、万历朝（近三卷，第一卷三部分，其他两卷为两部分）。究其原因，固然与此三朝时间很长有关（洪武朝31年，嘉靖朝45年，万历朝是48年），也因为作者所参考的史料与此三朝记载最多有关。从直接征引的史料看，洪武一朝最多，共15条，其次是嘉靖朝，共13条，再次是万历朝10条。但统观全书，在卷次编排上，并无一定之规，只视内容多少进行编排，亦非完全以朝代为主，只是以时间为先后，一朝的事已完，若不足一卷，就将下朝史实补入，足卷之后，再分下卷。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只有四年的建文朝占了三分之二卷，且直接征引了四条史论材料，可见作者对建文朝的重视。从这点看，李玄锡对卷次编排还是有所用心的。同时，嘉靖以后，建文朝史就一直是明清史家关注的热点，在其直接征引的史书中，就有专论建文一朝史实的，故此书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其次，一纲之下多目，甚至有纲与目毫不相干的。纲目体史书以纲陈其大纲，用目细加说明。但《明史纲目》中往往有纲与目毫不相干者。如卷二上，纲曰：“冬十月，南番诸国入贡。”目则是朱元璋与朝臣谈读《大学衍义》之感受[63]，此真乃风马牛不相及也。一纲本只述一件事，但亦有一纲述两件事的，中间用［○］隔开，如“放元宫人○御史中丞刘基致仕”[64]。
体例之所以如此不严谨，主要原因是李玄锡作完初稿就去世了，他生前未能将全书整理完，后来其子帮助定稿，想必较为粗疏所致。总之，此书尽管体例不甚谨严，但基本上遵循了纲目体的原则，介绍了明代主要史实，且重视人物评价。由于是以明清史籍为主要参考资料，故而内容上并无突破，但体现了当时朝鲜人以修史怀念明朝的特点，且是朝鲜最早修成的明史著作，因之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李玄锡修《明史纲目》时，即受到肃宗国王的鼓励。《明史纲目》问世之后，又受到当时朝野上下的广泛重视，随后朝鲜又有好几部明史问世，皆是因循李玄锡的基调。时至今日，此书依然有价值。正因为此书很重要，初刊之后竟因一桩清与朝鲜的外交事件牵连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