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坛创设之经过
明朝灭亡为甲申年，肃宗三十年（1704）又为甲申年，六十年一个轮回。正月初一，新春来临，肃宗触景生情，当即对朝臣谈及明朝壬辰再造之恩，随即向朝臣提出应当给神宗皇帝建庙。没想到，此论一出，竟受到了空前的阻力。从首次讨论到大报坛最后建成，历经三次大的讨论，历时九月有余，方才最后定夺。从这几场讨论中，可以看出一般朝臣对崇祀明朝皇帝的心态与肃宗国王的不同，并进而透视当时整个朝鲜士大夫的思明心态。
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崇祀明朝皇帝并非发端于肃宗。崇祯十年（1637），南汉兵败，仁祖臣服于皇太极。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初一日，仁祖于宫中为明朝设祭，面向中原，痛哭流涕，次年再举行一次，开启祭祀明朝之先例。肃宗建坛崇祀神宗皇帝，可以说受其启发，他多次提及仁祖被围南汉山城，内外交困之际，尚知崇祀，而他自己统治之时，天下太平，倒无崇祀，不合情理，这样，更促使肃宗下决心建造祭坛。
肃宗三十年之前，至少有四次朝臣奏请为神宗皇帝建庙。显宗八年（1667）五月，湖西进士李重明上疏，首倡建庙之议。显宗十三年（1672）闰七月祥原儒生周东伯，肃宗十三年（1687）五月高城进士慎懋，肃宗二十五年（1699）前佥使朴昆，皆上疏请求为神宗建庙。而在肃宗与朝臣讨论之际，宋时烈门人权尚夏等秉承师命，已建成万东庙于清州之华阳洞，开始崇祀明神宗、崇祯帝的活动。可见为神宗皇帝立庙，是朝鲜士人心目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此次肃宗国王本人提议为神宗建庙，大臣之所以反对，并非认为不当崇祀神宗，而是觉得建庙崇祀神宗牵扯太多，怕惹麻烦。综合言之，反对理由主要有几点：
首先是礼节上的问题，以藩国之君祭祀中国皇帝，古无此礼，不知如何处置。藩国崇祀天子为僭猥，于礼难处，这是诸大臣议论最多的一点，“但念庙而享之，于礼为僭，况仪文之窒碍”。若建庙崇祀明神宗，那与朝鲜太庙的关系又如何，亦是考虑的问题。朝鲜建造神宗庙，“则事体当加隆于宗庙，如处所、时享、乐章等仪文，节节难便”[55]。依从儒家理念治国的朝鲜，十分重视礼仪制度，不得有半点错谬，故而成为朝臣反对的重要理由。
其次，事机不密，恐泄漏于清，徒增麻烦。“人心世道，日益危恶，我国机事，象胥辈无不漏泄，万一有诘问之举，则实为目前之急矣。”[56]显宗时有人提议为神宗建庙，即以此原因而被否决。因为以清朝藩国却祭祀前朝皇帝，于礼节上无疑有僭越之嫌，是对清朝不臣的表示。而当时清朝对朝鲜还并非完全信任，虽然开始施恩，但对朝鲜的举动甚为敏感，一旦发觉朝鲜有反清举动，清朝势必会再施压。
而同时，朝鲜国力匮乏，民力殆尽，难有兴作之役。“方今国储匮竭，民力殆尽，兴作之役，岂不难哉！”[57]因此，朝臣提出国王欲报明朝拯救之恩，不必求诸末节，“殿下欲报天地之大德，则恐无逾于励志薪胆，刷耻雪冤”[58]。
首次讨论中，朝臣之中唯独户曹参判权尚夏支持肃宗。他似乎并不在朝中，左议政李畬特以私书问之。权尚夏在回书中对反对意见一一加以批驳，他认为肃宗提议建庙，表明肃宗“睿志卓然高出百王”，因为建庙“可以激三韩忠义之气”，如果诸臣反对，使之不成，“则我圣上尊周之义，无以著明于天下后世，而群下亦不得辞其责”，因此不能顾忌一时嫌碍而有所持难。首先，关于藩国祀天子是否僭猥，他认为春秋时期杞宋以诸侯祀夏殷，未闻有僭猥之讥，古有此礼，故不能说朝鲜祀神宗为僭猥。且认为君臣、父子其义相同，“今既无子孙之祀，则以旧臣而祀旧君，亦何所不可哉”。其次，关于礼是否加尊于宗庙，他提议神宗之祀可置于上旬，宗庙之祀退于中旬，“固不害于为尊屈之道”。而至于佾舞、乐章，重新撰定，由有关衙门专门处理，当可解决，并非难事。其三，关于清人之责难。他以为明朝对朝鲜有恩，天下所共知，如今朝鲜追念旧事，略举崇祀之典，出乎天理，合乎人情，“何必为之呵禁哉”。清人亦以明亡于流贼，其入关乃为大明报仇，并上崇祯谥号。若清人呵责，可以此为对。所谓国力匮乏，民不堪兴作之役，皆为托词，不足为辩。同时，他提议，若以都城非便，可择旧都江都，既僻静，建庙必无“碍逼之势”[59]。
大臣中虽只有权尚夏一人支持，成均馆儒生则支持者甚众。此次讨论数日后，儒生郑享益等160余人联名上疏支持为神宗皇帝建庙[60]。第一次辩论，虽然反对者多，赞成者少，但朝臣皆知肃宗心意。肃宗亦于是次讨论时，知道权尚夏已建祠于华阳洞，更坚定了建庙的决心。
两个多月后的三月丙午，再次讨论此事，反对意见竟大为减少。朝议一开始，肃宗即说：神皇建庙事已告谕诸臣，“此是早晚必行之盛礼”[61]。他首先表明建庙决心，令反对者不敢再有异议。后来朝臣商议，建庙于礼制难行，设坛则可省麻烦，于是就改庙制为坛制。左议政李畬引中国汉朝丞相韦玄成之言：父不祭于支庶之家，王不祭于下士诸侯，故对神宗不能立庙，只能建坛。从而将庙制改为坛制[62]。这样既实现了崇祀明神宗的目的，又避免了礼节上的难题[63]。同时以昌德宫宫中后苑为“不烦耳目”之地，决定建坛于此处。此事遂定下来，肃宗顿感欣慰。《备忘记》引肃宗言曰：“今日建庙，不特予崇报之诚，亶在于此，神皇在天之灵，亦安知不恋兹东土耶？尊周之义，皎如日星，予志之定，坚如金石，断不可已也。”[64]在肃宗看来，建庙崇祀神宗是重要的尊周举动。崇祀神宗即是尊明，尊明也就是朝鲜尊周的实质。
第三次讨论则是在大报坛议定之后，肃宗觉得建坛还不足以表达其感恩之情，“上既于今三月设坛后苑，亲祭毅宗皇帝，必欲为神皇立庙以致隆”[65]。肃宗以为庙比坛更为重要，更为隆重。所以在立坛议定六个月后，他提出要为神宗立庙。此次遭到几乎是一致反对，因为诸臣皆以为既已立坛，就无需再建庙。正如右议政李畬所论：“立庙一款，终恐难行。抑有一道：天之于天子，天子之于诸侯，其尊相等。若以天子祭天之礼祭天子，则稍有可仿。而设坛扫地而行事，实祭天之礼，至敬无文之意也。”[66]李畬的意见很具代表性，以为坛制乃比拟明朝皇帝祭天之礼，作为藩国的朝鲜无祭天之礼，宗主国明朝方有祭天之礼。明朝与朝鲜就如上天与明朝的关系，只能用祭天之礼祭神宗，立庙反而乱了礼节。肃宗见诸臣皆以设坛为是，虽不甚如意，但觉得“亦可以少伸至诚”[67]，后来肃宗亦认识到：“不庙而坛，出于周思，则虽用坛制，实同立庙。”[68]于是方最后打消建庙的念头。
肃宗三十年十月初三日，大报坛破土动工。历时二月余，十二月即建成。三十一年（1705）三月癸卯，肃宗在大报坛首次亲祭神宗皇帝，设黄帐房，奉安神宗神位，用纸榜，入六佾舞，奏乐。王世子率百官陪祭。祭毕回至宫中，肃宗于承政院曰：“今晓祗诣皇坛，已举殷礼，几年经营，竟遂至愿。”[69]一桩心事终于得以了结，肃宗内心不尽欣悦。他意犹未尽，当即挥毫作诗道：
大报坛成肇祀亲，时惟蚕月属和春。
衣冠济济班行造，磬筦将将醴币陈。(https://www.daowen.com)
昔被隆恩铭在肺，今瞻神座涕沾巾。
追思岂但微诚寓，切愿宁陵圣志遵。[70]
又作诗曰：
莫须建庙更持疑，德海恩山忍忘之。
况是重丁皇祚绝，永怀一陪黍离悲。
朝宗大义伸无处，崇报微诚即在兹。
岂但平生吾愿遂，宁陵志事庶期追。[71]
宁陵即孝宗，其诗表明其祭祀后之兴奋状态，而且表达这种追思明朝恩德的行为，并非只是肃宗本人之“微诚”，而是遵循了孝宗以来历代国王的志愿。对于肃宗之诗，诸臣皆以为，“一字一句，皆从尊周血诚中流出，有以见大圣人所作出寻常万万，凡在瞻聆，孰不耸动？臣等一唱三叹，感涕自零，不知所以为喻也”[72]。肃宗命诸臣和进。在肃宗看来，这是何等快慰之事，因为此后，“年年祭享，自当与国同存矣”[73]。他的愿望最终成为现实，而他所希望的大报坛“与国同存”，后来也成为事实。几百年间，大报坛香火不断，直到1908年，迫于日本的压力撤享，两年后，1910年，朝鲜就被日本吞并。
可见，尽管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肃宗建庙以祀神宗之愿望虽未成，但立坛以祀神宗皇帝，肃宗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大报坛此后就成为朝鲜尊周的圣地，意义相当重大。
首先，朝鲜有一个真正表达思明感恩的场所。肃宗之所以念念不忘要建庙崇祀神宗，是因为他总觉得处太平天下，尚不如仁祖南汉山城之时。壬辰再造之恩，使朝鲜背负着一种责任，“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张如弦，刻不容缓的偿还”[74]。既然明朝已经灭亡，无法实施其偿还的目的，于是就只得以崇祀神宗皇帝的方式，来表达其偿还的心态，寻求内心的安慰。
其次，虽然思想上，明朝对朝鲜有永世不忘之恩，对清朝则有刻骨的仇恨，但现实中朝鲜不得不向清朝执事大之礼，扮演藩国角色，力尽藩国义务。这种现实与内在心态的矛盾迫使朝鲜要寻求调和的方式，大报坛正可扮演这样的角色。每当祭祀之际，朝鲜总觉得是向明朝表示感恩，可以弭平现实中的内疚。朝鲜国王接见了清朝使节后，即便按照惯例须行大报坛祭祀礼节，国王也总会先暂时放下，再寻找适当的时机，而不会马上就举行祀明祭礼。
其三，大报坛不只是一个崇祀的场所，更是朝鲜保存中华正统的标志。南明灭亡以后，朝鲜看来，中华正统已绝，作为夷狄的清朝并未承接这种正统。而原为明朝藩邦的朝鲜，历来有“小中华”之称，朝鲜王朝更以“小中华”为荣，因而通过大报坛的设立，对明神宗的崇祀，从而宣示其承接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而绝于明末的中华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