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两征朝鲜与朝鲜之对抗
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阿敏率军攻打驻守朝鲜的毛文龙，顺便攻打朝鲜。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朝鲜则望风披靡。后金十四日攻入义州，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开始与朝鲜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坚持事大理念，与阿敏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谈判，顽强对抗。此固然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春秋义理。自元月二十七日，阿敏试着遣人致书于朝鲜国王仁祖开始，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与朝鲜盟誓，历时月余，谈判过程较之战争经过长了许多。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与后金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维持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因这是“大义所系，断不可许”[148]。朝鲜举国上下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149]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令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朝鲜则认为此非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150]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151]，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152]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阿敏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153]！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明朝，其正朔之争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谈判秉承的原则，故而寸步不让。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此又招致清朝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既不朝贺，又不接待前来劝说的清朝使臣，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答清使书曰：
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154]
此时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朝鲜以为与明朝乃君臣事大关系，并搬出丁卯之役时后金肯定朝鲜“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为理由与清朝争辩，但是皇太极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来的，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朝鲜虽与后金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155]。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朝鲜也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剪除明朝的羽翼，清朝就要将朝鲜臣服。
仁祖困守南汉山城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洪翼汉曰：“建州欲窃大号即自帝，何询殿下耶？彼其意欲藉殿下之言，将以称于天子曰：‘朝鲜尊我为天子。’殿下何以解天下之惑乎？宜斩使者之头，并其书奏之天子。”[156]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157]。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158]“不去鸣吉，国必亡矣。”这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11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尹集等对清使英俄尔岱说：朝鲜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也”[159]。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中备受称颂，被视作是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
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160]
但后来为形势所迫，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161]，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从而奠定清代中朝关系的基调。当时朝鲜实际上无任何力量与清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https://www.daowen.com)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屈意图存之状”[162]，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洪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堉尚在出使明朝途中，但是明对金堉不但未加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椵（皮）岛，都督陈洪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163]。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164]，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论其数点：
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之事和盘托出，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
王每岁正朔西乡（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移咨于承畴，具道为清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白金千五百两，人参五十觔，复遣之。[165]
僧人独步，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洪承畴降清后，朝鲜与明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崔孝一原为朝鲜军人，多次与清朝作战。朝鲜臣服于清后，明室日渐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车礼亮谋求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义州府尹黄一皓、安州节度使林庆业皆与其事。崔孝一浮海到东江向皮岛守将陈洪范出谋划策，未见采纳。又去宁远投奔吴三桂，吴三桂以为谋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得知其事，将其家人皆处死。吴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独不朝贺，不剃发，待先帝殡，昼夜临，十日不食，死于先帝之旁，三桂为收而葬之”[166]。真乃忠明义士。
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先后参与了策划独步、崔孝一潜通明朝之事，而作为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将领，清多次要求其率军援助，他都阳奉阴违，拖延塞责。松锦战时，清令林庆业率舟师前往旅顺口，林庆业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条船漂到登州，把清将要攻打锦州情报泄露给明军。船行海上，遇明水军，明兵佯与之战，诫射者不装铅头空发火药，曰：洪都督军也。炮毋中，承畴亦诫其射者不铅而发，曰：林总兵军也。双方发空炮，以故两军无一死伤者。又使两人潜水到明军告知清阴谋，又日沉船，凡六十四船。[167]如斯援清，实则坏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责。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朝鲜令林庆业率兵三百人到九连城，传令于义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军督率五邑军进凤凰城，但其意不在助攻，而在于“解清人之啧责”[168]。进兵途中，总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想方设法自我破坏。松锦之战后，潜通之事败露，清使前来抓捕林庆业。林庆业逃亡，削发为僧，伺机浮海到登州，效忠于都督黄龙麾下。不久明亡，林庆业被清兵俘获，被送回朝鲜。当时朝鲜亲清派势力金自点掌权，林庆业被刑审逼供，跟随林庆业的人皆被惩处，林庆业亦被掠杀[169]。
纵观朝鲜潜通明朝，虽然好像是几个人所为，其实很有代表性。独步为僧人，崔孝一为退役士兵，林庆业是将领，而背后则有朝鲜国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书于义州族属，言“本国（朝鲜）亦欲潜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170]，这些潜通明朝的人和事，是否确有其事，因为无法从中国找到相应的史料，故而难以断定。即便只是一种传说，实质上也反映出当时朝鲜人一种普遍心态，试图通过这种传说，寄托某种思明的情感。朝鲜尊周思明正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潜通明朝的心态在明朝灭亡后转化为尊周思明心态，这种心态影响着朝鲜的思想与现实政治，成为朝鲜处理与清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