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之往来

清朝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鲜。建州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伐蒙古，或联合蒙古寇犯明朝边境，或南下攻击朝鲜。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127]。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非中华族类。在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关系，这些都是阻碍清代中朝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28]，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与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以明朝为中心的大中华体系之下，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对此论不敢苟同，因为女真各部卫所皆是明朝设立的，并非朝鲜所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图，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上下、尊卑不平等的关系，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未开化的民族，他们与女真交往采羁縻之策，确保女真不对其北部边疆构成威胁，从而使北部边疆领土得以巩固。

朝鲜王朝初年，朝鲜北部（今朝鲜咸境道一带）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四百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129]。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世宗（1419—1450在位）以后，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130]，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不安其居，思归故土，或至亡命”^[131]。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手措施。女真因为盐、铁等物资的需求，亦常与朝鲜进行贸易往来，接受朝鲜的羁縻之策。(https://www.daowen.com)

朝鲜对女真的羁縻之策，首先是施恩笼络，授女真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遇上天灾，亦予以救济。太宗时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内，为吾藩篱，宜待之以厚”^[132]，遂厚待之。世宗时期对女真诸卫酋长多除侍卫一类头衔，《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其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133]于是对当时建州卫酋长童仓、凡察等人子弟，除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按堵之心”^[134]。世宗年间，建州三卫天火焦地，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对女真加以征伐。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永乐八年（1410）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杀他无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朝鲜顾忌若将其放还，担心他回归故里，见到积尸遍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的情况，会“怨极于天，必告诸天子，誓死复仇矣”^[135]。世祖年间，申叔舟多次领兵征讨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窃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镇压，故而战事不断。弘治九年（1496），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还在向他述说朝鲜征讨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征讨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136]，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因此，在朝鲜与女真长期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的地位，女真处于分散、被动的境地。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鲜鄙视女真的文化心态，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观念。当女真强大起来，建立政权以后，尤其是实力膨胀到足以与明朝抗衡时，为使朝鲜臣服，即便是让朝鲜接纳女真，赋予平等的地位，都必施以战争，否则不得成功。而将其臣服为藩国，必须诉诸战争。故而清先后两次出兵朝鲜，将朝鲜置于藩属国地位。原来对女真具有某种宗主地位的朝鲜王朝，却被迫成为其后人的藩国，以前的上下、尊卑关系完全易位，对于秉持儒家礼义，尤其是持程朱理学华夷观的朝鲜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为了寻求心灵与思想上的平衡，朝鲜遂将尊周观念大加发扬。对于清朝出兵朝鲜这一过程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笔者对具体的出兵过程不再讨论，只是讨论在此过程中朝鲜是如何把持春秋义理与清人抗争的，以检视朝鲜文化心态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