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坛创设之原因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但明亡六十年后（1704），朝鲜方设立大报坛，以崇祀出兵拯救朝鲜“再造藩邦”的明朝皇帝明神宗。
其一，设立大报坛，最直接动因是感恩思明。前面已经提到，壬辰战争结束以后，宣祖大王建造了宣武祠、武烈祠等祭祀东征时的明朝的主要将领，但并未崇祀明朝皇帝。明亡后，历代朝鲜国王对明朝“再造”之恩念念不忘，总以各种方式表达其对明朝的感恩之情。李光涛指出，因为明朝援军打垮了日本丰臣秀吉侵朝之众，“再造藩邦”，朝鲜以德报德，故设立大报坛，加以崇祀[39]。对于壬辰战争朝鲜受祸惨状及明朝拯救之功，赵庆男在《乱中杂录》中论道：
君父至于播越，宗社尽为灰烬，八道沦陷，万姓鱼肉。我国家堂堂赫业，殆乎不忍言矣。何幸人心思汉，天意归周。官军败而义旅起，我师退而天兵至。始行薄伐，驱贼出境，疆场重恢，蜀驾还都。六月之师，恩莫重焉。[40]
寥寥数语，将朝鲜受祸之惨状和明朝的大恩大德，勾勒出来。故而历代朝鲜国王皆以感恩明朝作为其治国行政之首要。宣祖“衔恩感德，未尝背西而坐，又大书‘再造藩邦’四大字，以寓慕用之诚”[41]。仁祖之初，以斥和为事，君臣上下，专心一力，上尊皇朝，“虽妇孺亦知大义之不可犯，大分之不可逾”。孝宗时期，“丧乱虽平，冠履易置，朝野冤愤，愧恨呕吟，思明室而上方励薪胆之志，斥逐顽钝嗜利之辈，进用山林宿德之士，将以伸大义于天下。于是士皆欲执殳荷戈，有北首争死之意”[42]。肃宗认为明朝对朝鲜有“罔极之恩”，尤其强调壬辰“再造”之恩。认为“再造邦家，吾东方昆虫草木，何莫非皇灵所被也”[43]。对于明朝之大恩大德，他在《感皇恩》诗中写道：
恩深再造感铭骨，效蔑丝毫负圣明。
何日手提三尺剑，铁骑长驱九连城。[44]
肃宗有提兵长驱直进辽东，报仇雪耻之心愿，报答皇恩，“丑虏腥尘何日扫，尊周大义几时伸”[45]。但这种愿望根本无法付诸实施，只得将强烈的感恩心态化作崇祀的行动。
可见，肃宗建大报坛，正是朝鲜历代国王思明感恩的继承和发扬。他将这历来感恩的传统施之于祭祀，使之具体化、礼仪化。大报坛的建成，是朝鲜思明感恩礼仪化的标志，此后制度化、经常化的祭祀活动可以使朝鲜思明情感得以表露和宣泄，成为朝鲜王朝其后二百余年最重要的祭祀大典。
而更为重要的是，朝鲜以崇祀明朝皇帝的方式，确立其政权的正统性。正如上章所述，作为藩国，朝鲜的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中国的确认，但成为清朝的藩属，违背了朝鲜秉持的《春秋》义理观念。依从历史传统，唯有强化与明朝的关系，才能找到解决正统性危机的办法。建庙崇祀明朝皇帝，既是感恩的表示，又是正统的象征。仁祖晚年，发生沈器远叛乱，亦是对仁祖成为清朝藩属不满所致。仁祖二十二年（1644），青原府院君沈器远等认为当时“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故欲发动政变，“内清朝廷，外攘夷虏”，“拒斥清人，日月重光”，“主上违豫已久，必择先王子及宗室中有令名者，劝上传位，而尊上为上王。事成即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46]。叛乱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对仁祖臣服清朝极其不满，要推翻仁祖王位，另立他王，最终叛乱被镇压下去。可见对正统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危机，以致政权动荡，而尊周思明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良策。拒斥清朝正统性，宣示朝鲜承继了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从而强化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这是朝鲜“尊王心法，列圣相传”的内在和现实的原因。
其二，朝鲜反清复明无望，只得放弃冒险的军事对抗行动。同时，清朝控制松弛，使朝鲜修筑祭坛成为可能。长期以来，朝鲜以“反清复明”为己任。“扫清胡虏，恢复明室”，为孝宗毕生的志向。但这从最开始就是一个无法实现和付诸行动的梦想。孝宗初期，稍露不臣端倪，清朝即派使臣前来查问，孝宗就只得斥退那批反清斥和人士。长期酝酿于孝宗心头的“北伐大计”，最终不过表露于孝宗晚年与宋时烈的一席谈话上。有鉴于孝宗反清之不果，显宗似乎就甘于命运，再无那些类似反清的举动。肃宗年间，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人心稳定，国力昌盛。朝鲜亦看到清朝“即今南方人多为达官”，遗民子孙亦皆为大清官吏，杨涟和孙承宗的子孙都为清朝官吏，“天下之忘大明久矣”[47]。认为即便明太祖再世，亦不可能恢复大明江山。面对着清朝这种景象，朝鲜一方面放弃以前恢复明朝江山的梦想，而同时思明反应更为强烈。
肃宗尽管觉得恢复明朝已不可能，但内心仍在祈求明朝兴复。肃宗四十年（1714）正月初一春节，肃宗赐海台尉吴泰周诗曰：(https://www.daowen.com)
新年何以祝，燕氛愿廓清。
泰运从今启，皇朝业复明。[48]
在思明、对清小心应对的矛盾心态下，他致力于祭祀礼节上，以达到其内在心态的平衡。
肃宗之前的国王，未敢建大报坛，与清朝所采取的政策有关。清朝对朝鲜一直是采取施恩与约束二者并用的手法。入关前，拘人质，以监视督责为主，因为明朝尚存，为了迫使朝鲜履行藩邦之责，清朝只得采取强迫的手段。入关以后，清朝对朝鲜的政策有很大的改变，主要以施恩笼络为主，同时也时刻警惕着朝鲜的举动。明亡后，南明又残存了十六年，不久“三藩之乱”再持续八年，而台湾郑氏政权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敌对势力始终存在。因而，清朝在施恩之同时，对朝鲜的举动也倍加防范。显宗时期，有人提议为神宗建庙，即以时机不当而被否决。“三藩之乱”期间，清内外骚动，朝鲜虽亦有人主张乘此机会举事，杀向辽东，显宗未加采纳，安守藩国之位。因此“三藩之乱”后，朝鲜获得康熙信任，以后清朝即以施恩为主，而不加提防了。这样也就营造了一个适当宽松的环境，使朝鲜能较为正规地从事祭祀明朝皇帝的活动。
大报坛的祭祀，既是一种报恩的行为，同时又是一种正统观的表示。肃宗之前，虽然清入主中原，但南明势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南明未灭亡前，朝鲜并不觉得承继明朝的正统，因此那时它并未形成所谓“大明一脉，偏寄于东”的自我责任感。南明政权灭亡后，朝鲜萌生出一种承继大明正统的责任感。而建大报坛，直接祭祀明朝皇帝，正是这种承接正统观的表示。《小华外史》作者吴庆元称：
兴废系乎天时，义理根乎人心，故天时或与人违，而义理无时可熄。今此中国之沦为夷狄，天时之舛也。尊周而攘夷，内华而外夷，人心之正也。今自永历壬寅，皇统虽绝，其后四年已有我东建庙之议。遂设坛而祀三皇，三皇陟降，洋洋在上。于是乎已晦之日月，复明于一隅青邱；既绝之皇统，长存于数尺崇坛。则天意人心不归于此，而将奚适也！[49]
永历绝后，明统无存。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迫使朝鲜萌生建坛以存明朝正统的思想，而肃宗建造大报坛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施者。
其三，企图以大报坛振肃世风，扭转颓废局面，乃肃宗建坛的又一重要原因。肃宗是朝鲜尊周思明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朝鲜建造大报坛的关键人物。他即位以后，大肆提倡尊周思明理念，经常与朝臣谈论明朝再造之恩。“王常以武略不竞为忧，命群臣议定防胡陈（阵）法。筵臣讲朱子书‘至义理无限，岁月如流’之语，深陈国耻未雪，圣谟未展，王为之怆然摧咽。尝曰：‘春秋大义，是予家法。’其至诚恻怛，永有辞于后世。”[50]肃宗三十年（1704），明朝灭亡周甲之际，肃宗同朝臣谈及亡明之事。“今年即甲申也，大明以是岁三月亡。”[51]对于崇祯如此“英明”的皇帝竟沦为亡国之君，“有呜咽不忍读者矣”。崇祯上吊于煤山，以身殉社稷，朝鲜始终认为乃千古罕见之大义。虽然大明于朝鲜有大恩，但是朝鲜人则事久而忘，对此，肃宗显得相当不满：“到今年纪愈久，世道愈下，复仇雪耻，固非朝夕所可期，而至于疏章间，慷慨之言，亦未有闻已，至于寝远寝忘之域。予尝慨然。今逢周甲，一倍感怆矣。”领议政申琬亦有同感，认为“今日则人心恬嬉，非但世无慷慨之人，并与大义都忘之矣”。肃宗对清使前来，而朝鲜人夹道观光，“视同华使，其无含冤忍痛底意可知”，直称“世道至此，良可寒心”！于是肃宗就努力寻求一条“使之不忘之道”。肃宗十九年（1693），在观武堂旁建日新轩，肃宗亲制《日新轩记》，其曰：
大抵天下之事，不日新则必日退。而况人主一心出治之本、万化之源，苟不日新其德而振作之，则何以建中于民哉……今夫学有所未尽，则思所以日新之；德有所未修，则思所以日新之；听言之道不恢，则思所以日新之；作人之方不古，则思所以日新之；怀保之泽未孚，则思所以日新之；自强之策未至，则思所以日新之。随事省察，终始惟一。而若其日新之本，必自割断一个私字而始。[52]
凡事皆要“日新”之，肃宗对明朝有满腔的追忆感恩之情，他经常提及壬辰再造恩情，为万世不可忘，其意在“日新之”。他想建造大报坛，以唤起感恩思明之情感，进而将那种思明的情感礼仪化、制度化，真正使之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对于南明政权迅速灭亡，肃宗以为与神宗再造藩邦、消耗了国力有关，因而对明亡有种负罪感，这更促使肃宗建坛。肃宗将南明与南宋进行比较，认为宋高宗虽然不能收复祖宗旧境，但还可以偏安江左，保有江山百余年。而南明弘光以后，分崩离析，“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即与壬辰战争之际明出大兵拯救朝鲜而伤损国力有关，但朝鲜既不能“复仇雪耻”，又未能与南明相通，因而“未尝不慨恨”[53]，内心隐藏着深深的内疚之情。诸多因素促使肃宗要建造大报坛，以崇祀明朝皇帝。杨镐、邢玠这些东征将帅皆有祠宇崇祀，而作为皇帝的神宗却尚无庙祀，认为朝鲜之得有今日，莫非神皇之力，“而深仁厚泽，无地酬报，予心感慨，尤切于是年矣”[54]。故而肃宗认为当给神宗建庙，以加崇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