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德化政策的效果
朝鲜对清朝皇帝和清朝国力认同等方面的评价，前期与后期的变化，固然是判别清朝德化政策效果十分重要的标准，但单凭这种表现，并不能说明朝鲜已完全认同了清朝的正统地位。北学派的出现，突破传统尊周观念，可以说是朝鲜在认同方面的一种质的飞跃。但北学派亦并未完全认同清朝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北学派看来，清朝之德化永远也不能与明朝的恩德相提并论。对于清朝德化是否产生了预期效果，清人亦曾产生过怀疑。
（一）朝鲜对清朝德化政策的评论
长期以来，朝鲜对清朝入关以后所采取的德化政策持犹疑的态度，朝鲜颇怀疑其动机。如前所述，“三藩之乱”期间，朝鲜未有反清行动，叛乱平息以后，康熙帝即改变对朝鲜的看法，对朝鲜大加施恩。朝鲜谨慎对待清朝的德化政策，谨守藩邦之责。而同时，认为康熙帝的施恩另有目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有朝臣即言：
彼数十年内，待我过厚，至于减贡者，必有其故。盖百年中土狃于锦绣梁（粱）肉，一朝还归漠北，势必难堪。早晚败归时，缓则欲自鱼盐物产以至土地民人，无不取资于我，急则欲取路于我西北。[134]
以为清朝今日对朝鲜之施恩，他日在清朝败亡之际必求朝鲜加倍偿还，或取资于朝鲜，或取道于朝鲜西北，以为日后归途之计也。因为当时朝鲜坚持“胡无百年之运”，认为清朝早晚是要被汉族推翻的。朝鲜长期以这样的心态看待清朝的施恩。康熙崩后，朝鲜犹言：“盖以胡皇顾恤我东，有别故也。”[135]正因为朝鲜怀疑清朝德化政策动机不纯，因此大力提倡尊周思明理念以对抗清朝的小恩小惠。乾隆末年（四十三年，1778），书状官沈念祖称乾隆为英主，而同时不少人又批评清朝曰：“万里中土，尽入腥膻，所尚者城池甲兵，所重者浮屠货利，华夏文物，荡然扫地。”[136]
朝鲜对待清朝有这样绝然不同的两种心态，在如何处理这种两面性时，朝鲜国王往往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正祖（1776—1800在位）时代正是朝鲜与清朝关系消除敌意、迈上友好的时代，而正祖本人却又是朝鲜历史上提倡尊周思明理念最为积极的国王之一。正祖有一段话很能说明他这种矛盾的政策和心态，他说：
噫，涒滩以来，凡我上下孰不忍痛包羞，而彼待我厚，我岂必愆于礼乎？故其所赉方物，予既临殿阅视，且令卿亲行，事毋曰：夫既或治之，不惟势之所使然耳，礼则然虽然，皇坛在彼，《匪风》《下泉》之思，宁忍一日忘于中也。以诗赆之，忾念之怀，自有形于言表者，须秘之勿宣也。[137]
一方面与清朝要礼尚往来，礼节上不得有半点疏忽。“彼待我厚，我岂必愆于礼乎？”在清人德化政策之下，朝鲜礼节上的应酬还是相当认真的。另一方面，对于“匪风下泉”之思，亦丝毫未曾忘记，以求心灵上的平衡。正祖的心态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对清朝的一种普遍的写照：外交礼仪上，谨守藩邦职责，不得有半点违逆；在文化心态上，依然视明朝为中华正统。
由于清朝对朝鲜使臣的优待，使得朝鲜使臣能较容易地吸收清朝文化[138]。正是使行促使北学派的形成，并对传统尊周观加以批评。当时李德懋（1741—1793）、柳得恭（1748—1807）、朴齐家（1750—1805）、李书九（1754—1825）四人号称“四家”诗社，它与以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为师友的燕岩学派，倡导向清朝学习，时称北学派。他们皆曾前往清朝，亲眼见到清朝的繁盛，这种出使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清朝的真实状况，从而对传统的观念加以批评[139]。1780年，朴趾源随其从兄朴明源前往清朝，1781年写成著名的《热河日记》，记述他在清朝的观感及其与清朝学者研讨学术的内容。他强调“利用厚生”之学，劝前往中国的使节应该学习农蚕、牧业、宫室、舟车之制等各种技术。朴齐家则于1778年、1795年、1801年三次前往清朝，与清朝学者纪昀、阮元、孙星衍等交往甚密[140]，对清朝有甚深的了解。归国后，他们都著书立说，主张向清朝学习，并同时对朝鲜王朝所奉行的尊周之策提出批评，朴齐家特作《尊周论》，对朝鲜传统的尊周观提出批评。概括说来，他们对清朝认识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清朝所统治的地域依然是中国，不能因清朝统治而否认其地域为中国，从而过分妄自尊大，以为朝鲜得中华之正统。朴齐家论曰：
清既有天下百余年，其子女玉帛之所出，宫室、舟车、耕种之法，崔、卢、王、谢士大夫之氏族自在也，冒其人而夷之，并其法而弃之，则大不可也。苟利于民，虽其法之或出于夷，圣人将取之，而况中国之故哉！今清固胡矣，胡知中国之可利，故至于夺而有之，我国以其夺之胡也，而不知所夺之为中国……今也，以中国之法而曰可学也，则群起而笑之；匹夫欲报其仇，见其仇之佩利刀也，则思所以夺之。今也，以堂堂千乘之国，欲伸大义于天下，而不学中国之一法，不交中国之一士，使吾民劳苦而无功，穷饿而自废，弃百倍之利而莫之行，吾恐中国之夷未可攘，而东国之夷未尽变也。故今之人欲攘夷也，莫如先知夷之为谁；欲尊中国也，莫如尽行其法之为逾尊也；若复为前明复仇雪耻之事，力学中国二十年后，共议之未晚也。[141]
朴趾源论曰：
我东士大夫之为春秋尊攘之论者，磊落相望，百年如一日，可谓盛矣。然而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中华之城郭、宫室、人民，固自在也；正德利用厚生之具，固自如也；崔、卢、王、谢之氏族，固不废也；周、张、程、朱之学问，故未泯也；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固不变也。彼胡虏者，诚知中国之可利而足以久享，则至于夺而据之，若固有之。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而况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圣人之作《春秋》，固为尊华而攘夷，然未闻愤夷狄之猾夏，并与中华可尊之实而攘之也。故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椎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梃，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然后谓中国无可观可也。[142]
清朝所统治的地域依然是中国，“中华之城郭、宫室、人民固自在”，中国氏族亦如故，中国法度亦如故。清朝入主中国，是因为清知中国“可利而足以久享”，故“夺而据之”。清朝所据者为中国，不可以夷狄视之。其既为中国，而所谓尊华，尊中国也，攘夷，攘清人也。今清与中国二者既为一体，故不可既尊之又攘之。“未闻愤夷狄之猾夏，并与中国可尊之实而攘之也。”故而在朴趾源看来，传统的尊王尊周观念是完全不可取的。“尊王攘夷”之先，要“尽学中华之遗法”，先改变朝鲜本身，当朝鲜学习中国而变得强大起来，再行尊攘之事不迟。他对朝鲜当作家法的尊周观进行批评，以为尊周派人士“足不蹈函夏之地，目未见中州之人”，却在大讲尊周理念，大肆批评清人，闭目塞听，不学无术。在他看来，“学问舍中国而何”，而尊周派徒以尊周为事，以为：“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其山川则罪之以腥膻，其人民则辱之以犬羊，其言语则诬之以侏离，并与其中国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143]朴趾源转而提出为了使朝鲜王朝富强起来，应该积极向清朝学习，因为清朝才是朝鲜学习的唯一渠道。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对朝鲜王朝来说是其认同清朝的一种标志。
虽然不能说清朝的德化政策促使了朝鲜王朝北学派的产生，但清朝对朝鲜的优礼，对燕行使的优礼，客观上给朝鲜了解清朝提供了方便之门。燕行使有相当的自由，可自由出入馆舍，也可以随意带子弟前往，并无限制。故而他们在出使之际，可以有很多机会了解清朝，实地考察，收集资料，购买书籍，皆增长其见闻。北学派的代表人物皆曾到过清朝，在这种行程中，他们亲眼观察，亲身体验清朝的一切，同时与清朝儒士交往，从而避免对清朝的盲目贬斥，可以给出较客观的评价。即如朴趾源论清曰：“今清之御宇才四世，而莫不文武寿考，升平百年，四海宁谧，此汉唐之所无也。”[144]朴趾源对传统的尊周派进行了批评，以为当向清朝学习。但是当把明朝与清朝对比时，朴趾源——这个实学派大师、北学派倡导者，态度与尊周派并无二致。
在朴趾源看来，清朝屡屡施特恩于朝鲜，朝鲜虽然心存感恩，但清朝这种恩情与明朝的恩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明朝对于朝鲜有万世不可忘的恩，而清朝给朝鲜的乃“惠”，惠小而恩重，惠易而恩难，故有实质的不同。朴趾源论述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曰：
呜呼！皇明吾上国也。上国之于属邦，其赐赉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自天，荣动一域，庆流万世。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札，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何也？上国也。何为上国？曰中华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故其所都燕京曰京师，其巡幸之所曰行在。我效土物之仪曰职贡，其语当宁曰天子，其朝廷曰天朝，陪臣之在庭曰朝天，行人之出我疆场曰天使，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者。四百年犹一日。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昔倭人覆我疆域，我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师东援之，竭帑银以供师旅，复我三都，还我八路，我祖宗无国而有国，我百姓得免雕题卉服之俗，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145]
由此可见朝鲜对明朝的基本心态。明朝灭亡多年后，朝鲜始终对明朝永志不忘，世代思明，这正是其根源所在。
清朝虽然待朝鲜亦厚，但同明朝相比则有天壤之别，朴趾源认为：
今清，按明之旧，臣一四海，所以加惠我国者，亦累叶矣。金非土产则蠲之，彩马衰小则免之，米、苎、纸、席之币，世减其数。而比年以来，凡可以出敕者，必令顺付，以除迎送之弊。今我使之入热河也，特遣军机近臣道迎之；其在庭也，命班于大臣之列；其听戏得比廷臣而宴赉之。又诏永蠲正贡外别使方物，此实旷世盛典，而固所未得于皇明之世也。然而我以患而不以恩，以忧而不以荣者，何也？非上国也。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曰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今其赐赉之宠，蠲免之谕，在大国不过为恤小柔远之政，则虽代蠲一贡，岁免一币，是惠也，非吾所谓恩也。[146]
虽然清朝蠲免岁贡，优礼燕行使，但朝鲜一概称之为“惠”，而非“恩”，故朝鲜人认为并不值得感激，因为与明朝的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究其根源，乃清朝不是上国，亦非中华。可见，即便在当时主张向清朝学习的北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等，不认同清朝是中华的正统。只是认为清朝是大国，但并非上国，清朝所给的优礼，不过是小惠而非特恩。朝鲜依然未改变清朝为夷狄的看法：
戎狄之性如溪壑不可厌也。皮币之不足而犬马焉，犬马之不足而珠玉焉。今乃不然，慈谅而款至，体恕而委曲，不施烦苛，无所违拒，虽吾事大之诚，足以感彼而驯其性，然彼其意，亦未尝一日而忘吾也。何则？彼寄居中国百有余年，未尝不视中土为逆旅也，未尝不视吾东为邻比也。及今四海升平之日，所以阴狃我人者多矣。遇之厚，欲其市德也；结之固，欲其弛备也。他日归巢，压境而坐，责之以旧君臣之礼。饥瘵焉，求其周；军旅焉，望其助。安知今日区区纸席之蠲，不为异时犬马珠玉之需乎？故曰：可以忧而不荣者，此也！[147]
开明如朴趾源的实学派人物，尚且如此看待清朝德化与施恩政策，一般人的心态可想而知，故朝鲜对清朝“德化”“施恩”始终心存戒备。倡导尊周思明，正是要提醒朝野不可因清朝“施恩”而迷惑。
综上所述，在清朝以德化政策的感召下，朝鲜对清朝由最初的疾恶如仇，视若寇仇，转而接纳了清朝皇帝为帝，亦出现了北学派的呼声，倡导向清朝学习。但即便如此，北学派依然拘泥于传统的华夷观，亦并未接纳清朝为中华正统。因此，他们可以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倡导尊周思明活动，另一方面又谨事清朝，对清朝德化之举大表感激。
（二）清朝对德化政策之认识
朝鲜对清朝德化政策虽有所反应，但对其动机深表怀疑。清朝人对这种德化效果又有怎样的认识呢？他们是否认为达到了预期效果呢？
清朝皇帝大多认为德化可行，否则就不会大力推行德化政策了。康熙皇帝曾告谕大学士说：朝鲜国王凡事极其谨慎，国人皆感恩戴德，太宗定朝鲜之役，“我朝为之重加营建，俾安堵如故”，朝鲜则于太宗驻军之地，树立石碑，“备书更生之德，累世感戴，以至于今”。而对明朝末年朝鲜始终未曾背叛明朝，称其“犹为重礼义之邦”[148]。他深信朝鲜为礼义之邦，重信义之国，对朝鲜大肆施恩，竟被人称为“朝鲜皇帝”。乾隆帝对于朝鲜亦有好感，他在优礼方面做得尤为突出。而且每次优礼之后，他都会告知使臣乃特恩，使之感激涕零。可见他们德化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使朝鲜感激，从而达到消除隔阂，相互信任的目的。
但是作为清朝的皇帝，他们并不认为德化是唯一手法，康熙帝就主张恩威并用，认为“抚驭外国之道，不可太严，亦不可太宽。朝鲜之人，赋性狡诈，若遂如所请，此后未必不玩忽”[149]。称朝鲜“赋性狡诈”，这是继承了皇太极以来的观点，可见，康熙对朝鲜亦有双重认识，既看到其讲求信义的一面，又看到其狡诈的一面。他深知朝鲜对明朝的恩情，其大肆施恩即企图通过施恩而使其感化。乾隆帝承其策略，施恩之同时，亦加防备。朝鲜马小，故免其贡，但亦不允许朝鲜买清朝大马。“本朝自盛京开基以来，不准卖与朝鲜大马，相沿百有余年。边口照例严查……大马不准带往朝鲜，中有深意。”[150]乾隆十二年（1747），奉天将军发现朝鲜使臣从北京买了40匹大马，已运抵凤凰城，几及边境，马上连夜派人追回。可见，清朝虽优礼朝鲜，免其岁贡，厚待其使臣，其实是心存戒备的。
近代以来，清朝儒士对于朝鲜是否臣服清朝亦有不同看法，魏源认为朝鲜对清朝一意亲附，乃因为清朝所施之特恩。魏源详数清朝对朝鲜所施之恩：
（崇德）八年九月，世祖章皇帝即位，颁太宗文皇帝遗诏。免朝鲜岁贡三之一。顺治元年，以平定中原，遣质子归国，免其岁贡之半，并大赦其国中死罪以下，其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免贡额，仅存十之一，不悉书。朝鲜虽外藩也，实同内服。自康熙以后，国大饥，则海运漕粮以赈之。国中讨贼，则颁有功将士万金以犒之。《明史》告成，许更正其先世庄穆王倧篡逆之诬，皆他国所未有。而使臣筵宴，国王辄即席赋诗，其陪臣来贡，亦辄预上元诗宴。国虽不竞于武，而文学礼教有箕子遗风。[151]
在魏源看来，正因为清朝优礼朝鲜，从而使之“一意亲附中朝，凭藉声灵，折冲外侮，自明至今，卒收其效，危蒙匡救之助，安被怙帱之福，所谓甲胄乎忠信，干橹乎礼义者，则庶几焉”[152]。魏源所在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侵略朝鲜的时代，面对西方的入侵，朝鲜依附清朝就如同以前依附明朝一般，把清朝看成是中华的化身，作为其抵挡西方的护身符[153]。故而魏源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足奇。但是他没有看到朝鲜对待清朝始终也不如其对待明朝。
光绪年间，周家禄较之魏源对于朝鲜心态看得更为清楚。周家禄在《奥簃朝鲜三种》中论道：朝鲜虽然累受清朝敕封，但竟始终不忘明朝，清朝辽东与明用兵之际，朝鲜潜通信使。甲申改元后，又阴持两端，在国内暗中修筑城池，“与殷顽相应”，而使臣记载，对清朝又多番指责，悖慢无礼。当时犹可谓明社方屋，人心未定，“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而已，但后来多年使之生者受封，死者赠谥，恩礼之隆，外藩无二，但是：
彼中记载于前明赠谥则称皇朝赠谥某某，迨入本朝，则但冠本国之微称，不着中朝之谥法，此亦近于不臣也。祘、旲之世，一则曰纂《尊周汇编》，再则曰奉《皇明实录》，而于本朝则或称曰唐，或称曰燕，或直称清人。以列祖列宗深仁厚泽，煦妪而覆育之数百年，而其心未服，甚矣，德化之难也！[154]
他对朝鲜不用清赐谥号，编《尊周汇编》，行文中不尊清朝，多用贬斥之语，全都了如指掌，故慨叹清朝数百年“深仁厚泽”，都未能使朝鲜心服，从而慨叹“德化”不易。周家禄认为光绪壬午（1882）清朝帮助镇压了壬午政变，朝鲜王朝得以维持，亦类似于明朝“再造之恩”，“朝鲜五百年之宗社，危而复安，亡而复存，我功德远过于明。我以明之待朝鲜者待朝鲜，则朝鲜亦当以报明者报我，受恩而不知感，岂人情也哉”[155]。周家禄曾在朝鲜生活过一段时间，故而对于其尊周思明之事了解清楚。而此前虽然清朝对于朝鲜思明有所觉察，但并无史料说明清朝了解朝鲜崇祀明朝皇帝的活动。
由上可知，虽然清朝皇帝深信德化可以感化朝鲜，但又觉得必须德化与提防两手并用。清朝初年对于朝鲜思明尊周活动未必了解。对于朝鲜的尊周思明活动，晚年的清朝儒士周家禄终于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说明德化之难。由于朝鲜将清朝定位于夷狄，使得不管清朝如何加以施恩德化，朝鲜总是心存顾虑，故而不以为荣反而以为忧。简单地说，清朝德化政策，对于密切清代中朝关系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对清朝的看法。只是在与西方相比之时，朝鲜才依靠清朝以对抗西方的入侵，即便如此，也并未完全改变对清朝的看法。
【注释】
[1]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第五章，介绍了朝鲜以女真人为侍卫的情况，第167—205页；第八章介绍忽剌温兀狄哈来朝情况，第258—332页；第十章特别介绍了朝鲜世祖对女真所施的“字小主义”之策及其所遭受的挫折，第356—380页；第十二章介绍女真朝贡情况，第407—434页，可见，在河内良弘看来朝鲜是将女真视作藩属。
[2]参见孙广德：《中国政治思想专题研究》第一章《我国古代政权转移理论之研究》，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42页。
[3]关于清朝塑造正统的讨论，可参阅刘泽华主编、乔治忠等撰稿：《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第十四章第四节《“大一统论”与“正统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0—708页。
[4]参见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41页。
[5]《清太祖实录》卷四，壬子十月辛酉，第54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四册，乙卯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页。
[7]《清太祖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辰，第84页。
[8]《清太祖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五月庚戌，第85页。
[9]《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五月庚午，第14页。
[10]《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四月甲辰，第4页。
[11]《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五月庚午，第14页。
[12]《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四月甲辰，第3页。
[13]《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七月戊戌，第17页。
[14]阿桂等：《清朝开国方略》卷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94—95页。
[15]阿桂等：《清朝开国方略》卷六，第156页。
[16]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编：《天聪九年档》，天聪九年五月二十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17]参见刘泽华主编，乔治忠等撰稿：《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第674—709页。
[18]《世祖章皇帝圣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第97页。
[19]《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丁亥，第33页。
[20]对于顺治帝塑造正统的方式，可参见黄枝连：《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第352—358页。
[21]《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庚寅，第340页。
[22]《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戊子，第674页。
[23]《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六，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乙丑，第723页。
[24]参见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5—103页。
[25]雍正帝：《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2页。
[26]安部健夫：《清朝の华夷思想》，《清代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1年，第33—57页。
[27]雍正帝：《大义觉迷录》，第85页。
[28]《清世宗实录》卷一三〇，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第696—697页。
[29]雍正帝：《大义觉迷录》，第16页。
[30]雍正帝：《大义觉迷录》，第3页。
[31]雍正帝：《大义觉迷录》，第14—16页。
[32]雍正帝：《大义觉迷录》，第17页。
[33]雍正帝：《大义觉迷录》，第3页。
[34]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八《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35]雍正帝：《大义觉迷录》，第127—128页。
[36]《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第149页。
[37]雍正帝：《大义觉迷录》，第178—179页。
[38]张存武将清代中朝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三藩之乱前是紧张年代；三藩之乱后到光绪二年为和洽时代；光绪时期日本迫使朝鲜订立邦交后宗藩关系之解纽时代，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9—10页。全海宗认为“朝鲜对明朝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采取事大的形式。清朝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对此状况并不太在意，仍然满足于其事大形式”。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159页。此种论述其实不然，清朝深知朝鲜的心态，但终清一朝，始终想尽办法，力求改变朝鲜心态，这就是清朝对朝鲜所施德化政策的目的。
[39]杨昭全等把清代中朝关系分为三个时期：威压时期（1637—1644）、和缓时期（1645—1735）和平稳时期（1736—1840），他们如此划分乃是以清兵入关（1644）和乾隆继位（1735）作为清代中朝关系改变的标志。见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63—267页。
[40]《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第430页。
[41]对此刘家驹有深入研究，具体参阅其《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四章《朝鲜世子等入质沈阳》，第149—179页。
[42]《沈阳状启》庚辰七月十七日，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35年，第228页。
[43]《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二，仁祖十九年十一月辛巳，第35册，第124页。
[44]《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三，仁祖二十年十一月己卯、戊子，第35册，第140—141页。
[45]《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一，仁祖十八年十月壬戌，第35册，第100页。
[46]《朝鲜肃宗实录》卷三八，肃宗二十九年四月己卯，第40册，第14页。
[47]《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仁祖元年正月辛卯，第35册，第412页。
[48]有关详情参见第一章。
[49]《朝鲜显宗实录》卷二二，显宗十五年四月己卯，第37册，第65页。
[50]《朝鲜显宗实录》卷二二，显宗十五年六月甲辰，第37册，第67页。
[51]《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二八，显宗十五年六月丙午，第38册，第184页。
[52]《朝鲜显宗实录》卷二二，显宗十五年七月癸亥，第37册，第68页。
[53]《朝鲜肃宗实录》卷二，肃宗元年二月丁酉，第38册，第244页。
[54]同上。
[55]《朝鲜肃宗实录》卷四，肃宗元年六月庚申，第38册，第287页。
[56]吴庆元：《小华外史》卷八，第201—202页。
[57]《朝鲜肃宗实录》卷九，肃宗六年三月己亥，第38册，第435页。
[58]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三三《复题吴三桂檄后》，第237页。
[59]《朝鲜肃宗实录》卷一，即位年十一月己卯，第38册，第220页。
[60]参阅拙文《杨起隆之变》，《紫禁城》1994年第4期，第39页。(https://www.daowen.com)
[61]《朝鲜肃宗实录》卷三，肃宗元年三月庚申，第38册，第249页。
[62]高明士指出德、礼、政、刑是传统中国天下秩序的四要素，而“德化原理是天下秩序最高、最远的境界”。（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60—1949》，台北：台湾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9页。）全海宗则指出，中国儒家历来奉行德治主义理念，“在德治主义理念下哪怕异民族，只要仰慕中国文化和企求中国德治的涵化，即汉化，则对之表示欢迎”。（全海宗：《历史上韩国人的对外观》，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69页）。黄枝连在三卷本《中华礼治体系》中，更详细考察了中国历代宗主国如何实施其德治与礼制的。
[63]《朝鲜仁祖实录》卷四五，仁祖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第35册，第202页。
[64]《朝鲜仁祖实录》卷四六，仁祖二十三年二月辛未，第35册，第207页。
[65]《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癸丑，第420页。
[66]全海宗：《汉代朝贡制度考》，载氏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118—129页。
[67]张存武认为朝贡贸易一词无法涵盖宗主与藩属的贸易行为，用宗藩贸易似更为合适，指交易行为在使节或差官彼此往来时进行外，并有免进口税，以及交易过程中彼此以宗藩礼仪对待两层意义。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序第1页。
[68]参见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74页。
[69]《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第431页。
[70]《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庚午，第432页。
[71]《清太宗实录》卷五四，崇德六年正月甲辰，第726页。
[72]《清世祖实录》卷一一，顺治元年十一月庚戌，第111页。
[73]《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八，康熙三十二年正月甲子，第736页。
[74]《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丁未，第275页。
[75]《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八，康熙五十年十月戊寅，第457页。
[76]《清世宗实录》卷六六，雍正六年二月甲申，第1005页。
[77]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刊：《燕行录选集》，下册，《湛轩燕行记》，第390—391页。
[78]《清世宗实录》卷八七，雍正七年十月己未，第166页。
[79]此表乃录自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25—26页；全海宗：《韩中关系史研究》，第81页。
[80]明朝使臣贪婪之甚，明朝监察御史亦屡有论及。嘉靖元年太监金义、陈浩颁诏于朝鲜，其贪婪无度，引得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杨百之上疏弹劾，曰：“太监金义、陈浩奉使朝鲜，沿途需索，辽东一处赃私已千余，他处可知。今朝廷于诸番国，如占城、安南及满剌加等处，遇有遣使，皆用翰林官或给事中、行人，衔命以往，况朝鲜比之诸国，尤为秉礼之邦，乃独遣内臣奉使，其辱国损威甚矣。闻朝鲜国王久欲请封，畏使臣之婪索，濡迟至此，故其国中有‘一次受封，五年告乏’之语，非所以尊中国服远人也。”（《明世宗实录》卷五，正德十六年八月辛巳，第213—214页），宦官求索之甚，可见一斑。
[81]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306页。另参见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82]《朝鲜孝宗实录》卷三，孝宗元年二月辛卯，第35册，第412页。
[83]《清世祖实录》卷三六，顺治五年正月戊申，第291页。
[84]《清世祖实录》卷三六，顺治五年正月戊申，第291—292页。
[85]《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康熙五十二年十月癸卯，第537—538页。
[86]《清高宗实录》卷九，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己丑，第330—331页。
[87]《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乾隆元年五月己未，第479页。
[88]《清仁宗实录》卷四二，嘉庆四年四月戊戌，第515页。
[89]《清宣宗实录》卷三，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己酉，第110页。
[90]鱼叔权：《稗官杂记》一，《大东野乘》第48页。《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九（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己巳，第3695—3696页）亦有类似的记载：“先是，四夷贡使至京师，皆有防禁，五日一出馆，令得游观贸易，居常皆闭不出，唯朝鲜、琉球防之颇宽。”
[91]参见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的影响》，《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306页。
[92]《清世祖实录》卷四二，顺治六年正月癸亥，第335页。
[93]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0册，徐浩修：《燕行记》，第406页。
[94]全海宗对此问题亦有研究。不过，他以为控制甚多，他以《大清会典》所载条例说明清代控制甚严。且谓“大体而言，有关朝贡使节的诸般制约与明代雷同，此情形到了清代后期稍微缓和，但是并无根本性的变化”。见《中国与外夷》，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第5页。
[95]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2册《湛轩燕记·衙门诸官》，第60—61页。
[9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3册《湛轩燕记·乾净笔潭上》，第22页。
[97]朝鲜称出使明朝的使臣为朝天使，皇帝为天子，北京为上都，明朝使臣为天使。朝鲜使臣所作的使行笔记为《朝天录》。而出使清朝的使臣为燕行使，北京为燕京、行在，使行笔记为《燕行录》。这一点上亦体现了朝鲜尊明贬清的决然不同的心态。
[98]《清宣宗实录》卷二七九，道光十六年二月癸未，第308—309页。
[99]《朝鲜肃宗实录》卷七，肃宗四年三月丁丑，第38册，第381页。
[100]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现在上奏表文中，未写国王“御讳”，只称国王，此乃“大干法纪”之事。清原本派使臣前往查问，后改为罚银一万两，最后减为罚银五千两，意在提醒一下，以使其知鉴戒，不再犯事。故意轻处置。具体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一三，肃宗八年十一月己酉，第38册，第608页。
[101]《朝鲜肃宗实录》卷三三，肃宗二十五年三月甲戌条：有18位漂流人漂到清朝，“胡皇亲见慰抚，资送甚厚”，第39册，第524页。
[102]《朝鲜肃宗实录》卷三八上，肃宗二十九年六月乙酉，第40册，第30页。
[103]《朝鲜景宗实录》卷一〇，景宗二年十一月辛亥，第41册，第267页。
[104]《清高宗实录》卷二〇一，乾隆八年九月癸巳，第578页。
[105]《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六五，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壬午，第244—245页。
[106]《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八，乾隆四十八年九月癸巳，第890页。
[107]明朝初年一度将朝鲜使臣置于僧道之下，引起朝鲜使臣极度不满，群起抗议，方将其置于殿东第七班，乃百官之末。具体参见《明武宗实录》卷五八，正德四年十二月乙卯，第1301页。
[108]《朝鲜正祖实录》卷一五，正祖七年二月戊子，第45册，第354页。
[109]《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五，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庚辰，第297—298页。
[110]《朝鲜正祖实录》卷三一，正祖十四年九月甲辰，第46册，第173页。
[11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1册《燕行纪》卷二，第13页。
[112]《清文宗实录》卷八五，咸丰三年二月甲午，第112页。
[113]郑成宏、李敦球：《华夷观三步曲——从“尊王攘夷”到“华夷一也”再到“师夷长技”》，讨论了北学派与传统尊周派在华夷观上的变化，认为北学派已经走出了“华夏中心区”的误区。参见孔令仁、李德征主编，陈尚胜执行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61—978页。
[114]《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五，显宗二年正月乙亥，第37册，第216页。
[115]《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一八，显宗九年三月壬寅，第37册，第601页。
[116]《朝鲜肃宗实录》卷六，肃宗三年九月庚寅，第38册，第367页。
[117]《朝鲜肃宗实录》卷一四上，肃宗九年三月己酉，第38册，第632页。
[118]《朝鲜肃宗实录》卷一六，肃宗十一年三月丙寅，第39册，第30页。
[119]《朝鲜肃宗实录》卷二八，肃宗二十一年三月壬午，第39册，第371页。
[120]《朝鲜肃宗实录》卷五三，肃宗三十九年三月丁未，第40册，第492页。
[121]《朝鲜肃宗实录》卷五五，肃宗四十年三月戊辰，第40册，第528页。
[122]《朝鲜景宗实录》卷一〇，景宗二年十一月辛亥，第41册，第267页。
[123]《朝鲜英祖实录》卷四〇，英祖十一年九月己酉，第42册，第484页。
[124]《朝鲜英祖实录》卷六七，英祖二十四年四月壬午，第43册，第290页。
[125]《朝鲜正祖实录》卷六，正祖二年七月丙申，第45册，第41页。
[126]《朝鲜正祖实录》卷三九，正祖十八年三月辛亥，第46册，第457页。
[127]《朝鲜正祖实录》卷四三，正祖十九年十一月乙亥，第46册，第618页。
[128]《朝鲜哲宗实录》卷二，哲宗元年二月丁卯，第48册，第555页。
[129]《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八，显宗三年十一月癸巳，第37册，第295页。
[130]《朝鲜肃宗实录》卷一七，肃宗十二年十一月庚戌，第39册，第84页。
[131]《朝鲜英祖实录》卷五八，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第43册，第117页。
[132]对于具体详细的论述参见第一章第四节之《尊周攘夷与孝宗北伐》。
[133]《朝鲜肃宗实录》卷一四，肃宗九年四月辛丑，第38册，第640页。
[134]《朝鲜肃宗实录》卷五一，肃宗三十八年二月庚辰，第40册，第432页。
[135]《朝鲜景宗实录》卷一〇，景宗二年十一月辛亥，第41册，第267页。
[136]《朝鲜正祖实录》卷六，正祖二年七月丙申，第45册，第41页。
[137]正祖：《弘斋全书》卷五《赆端揆李福源充上价使赴沈阳》，第72页。
[138]李元淳认为联系朝鲜与先进中国大陆文化唯一的文化渠道就是赴京使行。透过此渠道，朝鲜既接受了明清先进文化，并加以移植朝鲜，同时又接受由西东渐的西方文化。见其《朝鲜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60—1949》，第346页。
[139]通过使行而学习清朝文化，并接受清朝文化的影响事例甚多，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李龙笵：《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和西藏佛教》，李元淳：《朝鲜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全海宗：《韩中学术交流之一端——金正喜为中心》，均见《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60—1949》。亦可参见藤塚鄰：《清朝文化東伝の研究——嘉慶道光学壇と李朝の金阮堂》，藤冢明直编，东京：图书刊行会，1975年。山內弘一：《洪大容の華夷観について》，《朝鮮学報》1996年，第159期。
[140]李元淳：《朝鲜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60—1949》，第351页。
[141]朴齐家：《楚亭全书·尊周论》（下），李佑成编《栖碧外史海外蒐佚本》，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92年，第560—562页。
[142]朴趾源：《燕岩集》卷一二《热河日记·驲汛随笔》，第177页。
[143]朴趾源：《燕岩集》卷七《北学议序》，第109页。
[144]朴趾源：《燕岩集》卷一二《热河日记·关内程史》，第198页。
[145]朴趾源：《燕岩集》卷一三《热河日记·行在杂录》，第242页。
[146]朴趾源：《燕岩集》卷一三《热河日记·行在杂录》，第242页。
[147]朴趾源：《燕岩集》卷一三《热河日记·行在杂录》，第242—243页。
[148]《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丁未，第275页。
[149]《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甲寅，第279页。
[150]《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九，乾隆十二年四月己丑，第787—788页。
[151]魏源：《国初征抚朝鲜记》卷五〇《边陲二》，于宝轩编辑：《皇朝蓄艾文编》，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21种，第3924页。
[152]魏源：《国初征抚朝鲜记》卷五〇《边陲二》，第3925页。
[153]西方势力进入朝鲜时，他们曾十分疑惑，因为朝鲜既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又不是殖民地，而是兼而有之的国家。在进入朝鲜时，实际冲突的是传统的中华世界体系。参见Choe Yong-ho，“Sino-Korean Relations，1866-1876：A study of Korean’s Yributary Relationship to China”，Asea Yon’gu，vol.9，No.1，1966，139-184。
[154]周家禄：《奥簃朝鲜三种》，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57—58页。
[155]周家禄：《奥簃朝鲜三种》，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