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主旨

历来中外学者多认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是最为典型的宗藩关系，双边关系也最为密切，其交往的准则乃是儒家的仪礼规范，清朝作为宗主国在双边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作为藩属的朝鲜只能被动地应付，双方都自觉地尊崇儒家礼制^[31]。长期以来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近年来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Hevia）把宾礼制度看成是清朝维系帝国体系的枢纽，试图修正朝贡体系理论的缺陷。在他的研究中朝鲜也被视为遵循清代宾礼制度的典范，“朝鲜总是作为模范藩国出现在清廷的记载中”^[32]。但是如果我们避开双方表面礼节性的往来，检视其内在的文化心态，我们会发现这种宗藩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像其表面显示得那么融洽，甚至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所谓典型的宗藩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

笔者试图通过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的研究，揭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的另一面——在所谓亲密的宗藩关系下，鲜为人注意的双方内在的文化心态，从而检视在儒家礼仪外衣掩饰下，宗藩关系中深藏的幽暗地带。朝鲜王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欲置清朝于覆亡之地而后快，以推翻清朝、恢复明朝为己任。朝鲜臣服清朝是“忍痛含冤，迫不得已”^[33]。自仁祖开始，孝宗、显宗、肃宗、英祖、正祖等皆以反清复明为己任，但是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朝鲜陷于一种无法解开的矛盾之中。对清朝有刻骨的仇恨，对明朝有难以报答的恩情，在反清复明无望之际，为了寻求正统的来源、缓解内部的矛盾，并寻求心灵上的平衡，他们将那种思明的感情化作崇祀的行动。同时也为了克服国内的信仰危机，朝鲜不得不强调与明朝的关系。因为历来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国，其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中国的册封，但是秉持程朱理学尊华尊周观念的朝鲜王朝，无法接受被视作“夷狄”的清朝的正统性，于是只能沿袭传统，强化与明朝的关系，才能解除其内在的危机。而有明一代，朝鲜始终持慕华的心态，恭行事大之礼节，再加上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出大兵拯救朝鲜的“再造之恩”，使得朝鲜对明朝滋生强烈的感恩心态。故而在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大行尊周思明之举，既是感明朝之恩，又表明是朝鲜王朝而不是清朝才是明朝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这是朝鲜崇祀明朝皇帝、大讲尊周思明的内在原因。(https://www.daowen.com)

朝鲜王朝的思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