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的慕华观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理想得以实现，确立了其中华正统王朝的地位。朱元璋立国后，即定下德化外交政策，《皇明祖训》中言：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31]
遂定下不征之策，作为与藩国交往的基本原则。而十五不征诸国中，首列朝鲜。明朝与朝鲜交往中，从一开始就摒弃战争，从此开启了明朝德化外交之门[32]。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废除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李氏朝鲜政权[33]。尽管朱元璋对李成桂篡夺王位、犯上作乱的行为并不满意，最初双方的交往亦颇不融洽，表笺问题、贸易问题，接二连三发生摩擦[34]，但这并不影响李成桂对明朝政权正统地位的认同。李成桂一立国就定下了对明朝的事大政策，认同明朝为中华的正统[35]。李成桂后人英祖撰文道：“至于皇朝，得国正大，规模宏远。毅皇殉社，往牒未闻。猗欤盛哉！”[36]明朝得国正大，这成为朝鲜君臣的一致看法。因而一开国就奠定了其事大慕华的基调。
李成桂立国，即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韩尚质以“和宁”“朝鲜”请国号于明朝。朱元璋以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37]，乃赐其国号为朝鲜，令朝鲜君臣甚为感激。明亡后，朱元璋之赐国号被称为“大造之恩”。以“朝鲜”作国号，显示李成桂对王朝正统性的考虑，既从本国历史上寻找新朝的合法性，又通过箕子朝鲜接受周武王册封的传统，来争取明朝天子的册封，从而为其王朝获取宗主国的认同，以确立其正统性[38]。请求中国皇帝赐予国号，在朝鲜历史上也仅此一次。李朝一开国就显示出对明亲附的态度，而当时多次出使明廷的朝鲜开国功臣权近，作诗颂道：
东国方多难，吾王功乃成；
抚民修惠政，事大尽忠诚。
锡号承天宠，迁居作邑城。
愿言修职贡，万世奉皇明。[39]
正因此，朝鲜立国初就定下了“愿言修职贡，万世奉皇明”之策，对明行事大之礼，极尽亲华之意，对其悠久的慕华传统是一种极有力的推动，使其中华思想得以进一步完善。而朝鲜这种以慕华为基本内核的中华思想，首先表现在对箕子的崇拜上。
（一）箕子崇拜与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上古有三朝鲜：檀君朝鲜[40]、箕子朝鲜[41]、卫满朝鲜[42]。檀君朝鲜是神话传说[43]，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史书多有记载。箕子是殷末“三仁”之一，周武王灭商后，箕子东走朝鲜，建立箕子朝鲜。最早记录此事的《尚书大传·洪范》曰：“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44]故而朝鲜历史上，箕子朝鲜是檀君朝鲜之后的第二个古王朝，在朝鲜王朝极受推崇。朝鲜王朝把箕子朝鲜看成是其“小中华”的初始。朱元璋赐李成桂政权国号为朝鲜，朝鲜君臣举国感恩，因为他们马上同箕子朝鲜联系起来。对箕子朝鲜的认同，正是其慕华的本源，难怪朴趾源称“东方慕华，即其天性也”[45]。箕子是朝鲜文化建设的英雄，因为他将朝鲜提升到与中华文明平等的位置，这是朝鲜信奉箕子的一个因素，也是其慕华观的体现。
虽然当今的韩国学者大多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46]，但其先祖们却以箕子朝鲜为荣，因为箕子朝鲜使朝鲜王朝在中华世界体系中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是其认同中国文化的象征，更是其慕华观的重要表征。朝鲜初期的重臣郑道传，对于朱元璋赐国号之事，如斯称颂：
盖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既正矣，言既顺矣。箕子陈武王以《洪范》，推衍其义，作八条之教，施之国中，政化盛行，风俗至美。朝鲜之名，闻于天下后世者如此。今既袭朝鲜之美号，则箕子之善政亦在所当讲焉。呜呼！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哉！将见《洪范》之学、八条之教，复行于今日也！[47]
朱元璋赐李成桂国号为朝鲜，所谓“其来远矣”，即与箕子有关。郑道传是李成桂的开国功臣，朝鲜王朝的一切政制皆其亲手制订，对于朱元璋赐号朝鲜，他立即将李氏朝鲜与箕子朝鲜相提并论，并以箕子朝鲜作为李氏朝鲜效仿的目标，深以为荣。“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哉！”把明太祖朱元璋比作周武王，将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比作箕子，以为《洪范》之学、八条之教，皆将行于今日。因此，从最开始朝鲜君臣就以箕子朝鲜作为比附的对象，随后为历代国王所遵循。世宗国王即言：“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48]并推崇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乃“天厚东方，畀之仁贤以惠斯民”。英祖亦以为“东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赖箕子八条之教”[49]。箕子在朝鲜王朝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称颂。箕子被塑造成小中华的始祖，成为朝鲜宣称其为小中华的最有力证据。
其实，箕子崇拜，在朝鲜半岛上古已有之。三国时期就已开始箕子崇拜，高句丽时期把箕子当神崇拜[50]。高丽时期，箕子被看成是历史人物，而且箕子崇拜在政治上亦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高丽肃宗七年（1102），有感于“我国教化礼义，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51]。令平壤府立箕子祠以祭。从此箕子就被确立为韩国文化的象征、文明的始祖。朝鲜王朝一开国，就把箕子作为太祖比附的对象，赋予其极高地位。因而箕子受到广泛尊崇。箕子祠亦受到广泛关注[52]，朝鲜王朝派专人守护箕子祠与箕子墓[53]，时常举行祭祀活动。对箕子的研究亦颇为士林所重。宣祖时，尹斗寿（1533—1601）编《箕子志》，并附箕子像[54]。李珥撰《箕子实纪》，韩百谦撰《箕田考》[55]，英祖命徐命膺整理了《箕子外记》[56]，分别对箕子立国始末、世系、年表、政制、田制详加考订。甚至当时有朝鲜人宣称是箕子后裔，如上党（清州）韩氏、德阳（幸州）奇氏、太原鲜于氏等[57]。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时，箕子崇拜达至顶峰，箕子被称为“太祖文宣王”，原因乃当时把箕子作为韩国独立的象征，因为他从中国逃出来，建立了一个独立政权。韩国学者韩永愚把朝鲜王朝这种强烈的箕子崇拜看成是一种民族意识的反映。如果说大韩帝国独立时，推崇箕子是民族独立的象征的话，那在独立前，更应该说体现的是朝鲜王朝的慕华观念。因为：
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既至朝鲜，言语不通，译而知之。教以诗书，使其知中国礼乐之制，父子君亲之道，五常之礼。教以八条，崇信义，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而相亲之。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58]
因之，箕子是其“小中华”的开始，正是箕子的东来，把中华文明带给了朝鲜半岛，从而奠定其以后文化发展的基础。箕子崇拜正是其慕华观的反映。
尊中华，还体现在朝鲜对孔子的崇拜上。李成桂即位六年（1397）立太学，次年又于汉城崇教坊立文庙，筑房屋96间，并置田以供其粢盛[59]。太学是宣讲儒学、培养人才的场所，文庙则是祭祀孔子及儒门先贤的场所。自太祖始，历代朝鲜国王都亲祭孔子，而世宗等国王一生多次祭祀文庙，并将王子送入太学读书，从而使得儒学成为朝鲜王朝独尊的学问。崇扬儒学，成为历代国王所遵循的准则，因而也造就了朝鲜儒学人才辈出的局面。地方上又有众多的乡校、书院，这些都是培养儒学人才的场所，使得朝鲜士人皆出自其门下，从而夯实程朱理学作为治国原则的根基，使朝鲜成为一个真正的儒教国家。儒教原本以中国为中心，沐浴于儒教之中的朝鲜就更尊华、亲华，从而也为明清更替之后，朝鲜坚持尊周思明的国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朝鲜尊孔，成为国策，士人皆为孔子信徒。乾隆时期，北学派先驱洪大容前来北京，有清人问他朝鲜尊孔否，洪大容答曰：“孔子，天下共尊，况我国崇礼义，专尚儒道！”他得知有一宋姓举人来自山东，即向他打听孔子后孙，表明其“尊慕之极，愿见其孙”[60]。由此可见孔子之尊崇在朝鲜至于何等地步。朱云影称：“随着儒学的兴盛，春秋大义深入人心。”[61]所言甚是。
因此，朝鲜王朝以箕子崇拜确立其小中华的地位，从而确立其仅次于明朝的中华正统地位。而对儒学的尊崇与程朱理学的宣扬，使得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成为儒林判别正统观、华夷观的原则。朝鲜向来以与明朝车同轨、书同文自豪。朝鲜王朝五百年间，上自朝廷，下至民间，都以仿中国为能事，李成桂建国，命郑道传仿《周礼》编纂《经国大典》，中央仿明朝六部设立六曹，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为其慕华的实质性的体现[62]。而文字一直以汉字作为官方文书的专用文字。世宗时期，创制朝鲜文字谚文，但当时受到世人的批评和抵制。1444年，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等上疏，力言谚文之不妥。其曰：
一、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倘曰谚文皆本古字，非新字也，则字形虽仿古之篆文，用音合字，尽反于古，实无所据。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一、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传》曰：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螳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大累哉！[63](https://www.daowen.com)
可见谚文在最初阶段因有违事大慕华之精神，而受到贬斥和攻击。因而在朝鲜王朝时期，虽然谚文创制于世宗年间，但是长期以来，并不为世人所用。儒士及官方以汉文为写作文字，《朝鲜王朝实录》和其他官方文书一直是用汉文编写的。而朝鲜王朝绝大部分作品亦是汉文，虽然拼音文字系统仍旧得到推广并大大刺激了朝鲜民族文化的发展，但除了非常普及的作品外，朝鲜文中仍大量使用汉字，且比日本使用的方法简单得多，汉字为朝鲜语接纳，使用一字一意，一字一音[64]。用汉文正显示朝鲜与明朝书同文、车同轨的特色。在王崇武的研究中，明清更迭时期，朝鲜的汉文水平远高于满人，这也是朝鲜将满人视作夷狄的原因[65]。
综上所述，箕子崇拜使朝鲜在中华世界体系中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成为朝鲜王朝宣称其为小中华的有力证据。在长期与中国的交往中，朝鲜的慕华思想逐步发展，到了朝鲜王朝，由于儒学盛行，朝鲜对明朝力行事大，心悦诚服，文化上的认同达到巅峰时期。而现实政治中，朝鲜通过慕华解决其正统问题，从而借重明朝强化其政权的正统性。因之使双边的宗藩关系达至水乳交融的境地。
（二）以夷变华，慕华之动机
朝鲜历来讲究慕华，是因为其最初自我定位是“夷”。朝鲜慕华意在“变夷”，“以夷易华”。《三国史记》载：新罗真德王太和二年（贞观二十二年，648），金春秋入唐，请袭唐朝仪服，唐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唐代衣冠。金春秋携归，新罗遂行华服，从而使得新罗“以夷易华”[66]，开始华化。高丽开国，太祖王建立国时即教导：“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67]因而确立慕华之道，展开与宋的交往。而对于辽、金虽亦有交往，但视之为“禽兽之国”，不得效仿其制度。所谓“化民成俗，由乎《大学》之风；用夏变夷，藉彼先王之教”[68]，以慕华为主要的对策，发展与宋朝的关系，以求“用夏变夷”。终于在朝鲜王朝“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69]。而清朝时期，朝鲜则实现了其“以夷易华”的目的，成为中华的礼乐文明之保存地。可见其“以夷易华”最终取向还是使朝鲜变成中华。
朝鲜自我定位为夷，是其历来的共识。即便在最为华化的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也只是自称“小中华”，只是当清朝入主中原大地后，朝鲜陡然以中华正统而自任。北学派先驱洪大容说：
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素夷狄行乎夷狄，为圣为贤，固大有事在，吾何慊乎！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虽然比中国而方之，其分自在也。惟其沾沾自喜，局于小知者，骤闻此等语类，多怫然包羞，不欲以甘心焉，则乃东俗之偏也。[70]
而韩元震（1682—1751）更进而论曰：“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初之为夷狄也。”[71]正因为其自我定位为“夷”，所以长期以来，“以夷易华”、慕华成为其改变自身的法则。明亡之后，由于把入主中原的清朝视为“虏”“胡”，朝鲜以为中华渊薮的中原，中华精神风范已荡然无存，原为“夷”的朝鲜遂有取而代之之意。“华夷自有界限，夷变为华，三代以下，惟我朝鲜，而得中华所未办之大义，独保其衣冠文物，则天将以我国为积阴之硕果、地底之微阳。”[72]以为中华世界之中，唯有朝鲜由“夷”而入“华”了。而且明朝灭亡，中华大义只得赖朝鲜保存，从而凸显朝鲜在中华世界中无可替代的地位。而倡导北伐、大讲尊周思明的宋时烈则论道：
中原人，指我东为东夷，号名虽不雅，亦在作兴之如何耳。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苟为圣人、贤人，则我东不患不为邹鲁矣。昔七闽实南夷区薮，而自朱子崛起于此地之后，中华礼乐文物之地，或反逊焉。土地之昔夷而今夏，惟在变化而已。[73]
在宋时烈看来，只要圣人、贤人出，则夷地可成华夏，如朱熹出，中华礼乐文物之中原地区反不如以前“南夷区薮”之七闽。此其“夷可变夏”之观念，同元朝儒学大师许衡等所论之“用夏变夷”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宋时烈强调的是“夷”地贤人、圣人的作用，使“夷地”成为礼乐文物之中心，“夷”可胜“华”。而“用夏变夷”强调的是只要遵循儒家礼义文明，夷亦可变夏，从而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利用，以确立其正统地位。正因如此，元朝将程朱理学官学化，清代亦将程朱理学置于独尊的地位。反观“以夷易华”，则是朝鲜华夷观一种特别的表示，以显现朝鲜正统的独特性，是其民族性的一种表示，也是其对抗中原非汉族王朝，以求自保的一种理论武器。但它最终依然从属于慕华观，因为中华永远是其关注的中心。
李恒老则指出，朝鲜是中国的属国，高丽时“骎骎然知尊周之义，有变夷之实，而至我朝则纯如也”[74]。非常明白地指出，新罗时期开始“以夷易华”之举，而高丽已有“变夷”之实。而朝鲜王朝则是“纯如”之中华，已无丝毫“夷”的成分，是典型的“小中华”了。近代性理学大师崔益铉论道：
或曰吾东亦夷也。以夷事合于中国之正史，有例乎？曰：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春秋》之意也。况吾东箕子立国，革夷陋而为小中华，后虽中微，而贸贸始自高丽，已骎骎有用夏之渐，所以风俗好见称于朱子也。至于本朝则得复小中华，而崇祯以后则天下欲寻中国文物者，舍吾东无可往，实所谓《周礼》在鲁也。岂不可以先表章其所始，以昭布百代，示法四裔乎。此亦孔子《春秋》因鲁史及天下之义也。[75]
崔益铉这段话清楚地说明朝鲜由夷到华的过程，而他言下之意在清朝时期，中原中华不存，而朝鲜是唯一保存“中国文物”之所，自然也就是中华正统当之无愧的唯一合法继承者。
综上所述，朝鲜华夷观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虽然朝鲜自认为“夷”，但认为是华化的“夷”。而且在朝鲜看来，中华世界体系中，唯有朝鲜民族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对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非汉族民族，始终认为他们是夷狄，而不可能华化。他们只信服汉族建立的王朝的正统性，只认为汉族是文明的种族。相反韩民族每每以文化民族自称，且以此自豪。将非汉族的民族视作夷，以强烈的对抗意识处之，甚至不惜战争[76]。故而对清王朝，朝鲜盲目自大，自认作华，清人被理所当然地视作夷狄。这是朝鲜华夷观的特色，也是其“以夷易华”的基本所在。
（三）朝鲜慕华的根源
“惟我小东，世慕华风。”[77]慕华是朝鲜的传统，生活于19世纪的朝鲜性理学大师柳麟锡论道：“吾之慕中国，非我独为也，吾之先师、吾东诸先贤，为之已甚矣。先贤、先师为之已甚，吾不敢不为也。”[78]因而可以说慕华思想深入人心，是朝鲜一种悠久的文化精神。朝鲜王朝时期，将其迎送明朝诏使之馆驿，命名为慕华馆。馆在敦义门外西北，本名慕华楼，世宗十二年（1430）改为馆。[79]慕华楼最初建于太宗时期，楼建成后，向诸臣征求馆名，儒臣成士璘提议用“慕华”，当即得到太宗批准[80]。世宗初年，将这里定为迎送明朝使节和诏敕之场所[81]。以慕华作为迎送明使馆楼之名，可以说朝鲜王朝的国策以慕华为中心。因而朝鲜王朝终得“小中华”之称，并以“小中华”为荣。但其何时被称为“小中华”？其称“小中华”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柳麟锡在解答这个问题时，认为“小中华”之始首推箕子。他论道：“朝鲜始国于唐尧之世，有与于涂山之会。而及箕子来君，则以叙九畴之见，有设八条之教，为辟小中华。”[82]传说檀君晚尧五十年，于公元前2333年出世，而与尧有涂山之会，从而开启与中华之交往。箕子则首辟小中华。随后虽有衰败，但世慕华风的传统，则世代遵行不悖。朝鲜王朝时期终“致极小中华之实，终焉为鲁存《周礼》，有如大宗家失宗祀，小宗家不得不权奉祀事……此其为小中华必然之故也”[83]。朝鲜真正大肆宣称其为“小中华”是在朝鲜王朝时期，明朝灭亡前，朝鲜称小中华，讲求的是慕华；明亡后以“小中华”自任，讲求的是如“鲁存周礼”，保存中华礼乐文物[84]，这与慕华密切相关。
慕华根源何在？吴庆元以为“中国为盛明之会，而礼义之所宗也”[85]，故此不得不崇慕。而柳麟锡认为，中国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之为君王；有若皋、夔、后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有若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程颐、程颢、朱熹之为圣贤；有若伦常、礼乐制度文物之为准则；有若六经四子之为文。这些皆为朝鲜所崇尚的，是故又焉能不慕！而作为儒家文化圈下的朝鲜：
服事中国，效中国君臣之为治而治焉，学中国圣贤之为道而道焉，法中国伦常礼乐制度文物之为则而则焉，读中国六经四子之为文而文焉。细大何法，无不自中国而法焉。国以为国，人以为人矣，君中国而师中国也。[86]
这正是朝鲜慕华思想根源所在，一切以中国为本位，“细大何法，无不自中国而法焉”。尊中国圣贤、习中国典籍、用中国文字、以中国之君为君。因此，他不但主张慕华，而且提出“慕中国可不先于本国乎”，将慕华置于朝鲜之上，因为只有在崇慕中国的过程中，才能找到朝鲜在中华世界中的位置。而其自称“小中华”，正是慕华的体现，也是慕华的结果。正如前面所提到朱云影的观点，朝鲜传统的一切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是其文化的一大特色，慕华可以说正是这种特色最为集中的反映。
由于明朝以程朱理学作为治国理念，而朝鲜王朝亦以儒立国，遵循朱熹理学，因而他们的观念几乎相同。儒家文化使朝鲜大讲慕华，并以小中华自居，这种完全认同中国的心态在明朝发展得相当彻底，以至于明朝灭亡以后他们认为其所认同的中华与明朝一同消失，由其慕华观中衍生出尊周的理念。慕华转变为尊华，尊周即是尊华。面对清朝，大讲尊周。慕华只作为一种理念存在于朝鲜王朝君臣心目之中，而朝鲜王朝对明朝所奉行的具体政策则是事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