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史筌》看朝鲜之尊周观
对于元脱脱所主编之《宋史》，明朝和朝鲜史家都加以严厉批评。因为《宋史》不仅卷帙浩繁，资料冗杂，更重要的是脱脱所采用的义理观，与传统的华夷正统观迥然不同，他把宋、辽、金三史并列。在华夷正统观高涨的明朝和朝鲜看来，辽、金皆是夷狄，焉能与中华正统之宋朝平起平坐？明朝人对宋朝的正统地位极端推崇，元修《宋史》有乖中华正统，如黄佐朴称：“宋旧史成于元至正乙酉，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契丹、女真亦各自为史，与宋并称帝，谓之宋、辽、金三史云。是时纂修者，大半虏人，以故是非不公，冠履莫辨。”[20]有鉴于此，明朝官私皆大修《宋史》，以正其误。洪武年间，朱元璋曾指令宋濂改修《宋史》，但终未卒业，最后不了了之。成化十年（1474），明廷命编《宋元纲目》，以阁臣彭时为总裁，次年四月，进《宋元通鉴纲目》27卷。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又以严嵩督修《宋史》。而私修最有名的两部宋史则是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和王洙《宋史质》。柯维骐耗时二十年，把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将金、西夏入列传，“庶几春秋外夷狄之义”[21]。王洙则别创义例，追称朱元璋高祖为德祖元皇帝者，以承宋统，这样明朝就直承宋统了。不仅将辽、金两朝列入外国，且将元朝年号亦尽皆削去[22]。
在大讲春秋义理的朝鲜王朝，对脱脱《宋史》也极为不满。正祖为世子时，就开始对《宋史》进行改修，后经群臣修改润色，终于刊行了《宋史筌》。此书的中心，就是一切以春秋义理为依归，对《宋史》中凡与朝鲜视作坚不可犯的正统义理观相抵触的，都被删节，或重新编排，变成了一部强调尊王攘夷理念的宋史著作。以国王之尊亲自编删中国史书，以倡明正统原理，在朝鲜历史上亦绝无仅有。
《宋史筌》，在当今的中国海峡两岸和韩国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都有专门的论文发表。前面已提及的李成珪的论文，李光涛据《朝鲜王朝实录》的材料写过《记〈朝鲜实录〉中的〈宋史筌〉》[23]，宋晞《读〈宋史筌高丽传〉》[24]，杨渭生《〈宋史·高丽传〉与〈宋史筌·高丽传〉之比较》[25]，都是专门详细探讨《宋史筌》的论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宋史筌》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在此重新讨论此书，无意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和研究，更不想重复前人的论调，只是因为此书乃是关涉朝鲜春秋义理不能不讨论的著作，故而以其义理观为中心重点加以讨论。
正祖是《宋史筌》的编者，这一点尤其值得大书特书。以国王之尊，编修这样一部史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正祖与其先祖们一样始终奉行尊周策略。他除承继先祖们崇祀明朝皇帝大报坛外，亦极注重培植尊周思明意识。朝鲜有关尊周类史书，大多在正祖时编成。如《国朝宝鉴别编》《尊周录》《尊周汇编》《（皇明时）槐院誊录》《明陪臣考》《皇明陪臣传》等。他还亲自编辑了《两贤传心录》《斯文大义录》《明纪提挈》等书。《宋史筌》在他为世子时就已着手编辑。李德懋详论其成书经过曰：“先是，上以《宋史》烦冗，命诸臣删定，沈直学念祖，撰《义例》一卷，犹未告讫。甲辰公除积城，命携至宫，凡四年，书始成。”[26]之所以取名《宋史筌》，正祖解释“筌，所以漉水取鱼也”，因为《宋史》庞杂，正祖即删其繁芜，削其体例，重新编订，以改订元修《宋史》之误。此书凡十易其稿，刊去者甚多，“诚如鱼不得漏，而水不得留也”[27]。可见正祖十分认真，他自己编删之后，又特令直提学沈念祖修订，再耗时四年，方得卒稿。正式完稿在正祖四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但当时并未刊行。初刊于正祖十五年（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凡本纪8卷，志47卷，世家2卷，列传91卷，共计148卷。再加上目录、义例各1卷，共61册。贯串全书的主要原则，就是朝鲜一向奉为圭臬的春秋义理观和编写史书所奉行的春秋笔法。其所提之十数条义例，对元脱脱修《宋史》在体例上逐条驳斥。下面试就《宋史筌》义例逐条讨论之，凡引文皆出自其《义例》，故不再一一注明。(https://www.daowen.com)
其一，强烈批评《宋史》不将宋末三帝入本纪，而只附记于德佑之后。以为“自古失国之君，未尝贬黜于本代之史”，如辽天祚帝、元顺帝皆入本纪，但《宋史》却将宋之昰、昺二帝不立纪，只附见于德佑本纪。故而《宋史筌》首先别立昰、昺二帝纪，从而确立宋末三帝的正统地位。同时亦将诸后妃自太祖母皇后以下为本纪第八，以示尊皇后之意。其二，批评《宋史》只将北宋宫殿载入都城汴京之下，却不将南宋宫殿入都城临安，只将其入《舆服志》，将宫殿入《舆服志》本身值得商榷，乃贬低南宋之举。《宋史筌》遂改之，“都邑之志，虽未更立，宫阙之制，宜载两京”，故将南宋宫殿入汴京。其三，《宋史筌》对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大师给予特别关注。朝鲜是个儒教王朝，以程朱理学为立国基准，其奉行尊周思明理念之理论依据就是朱子学，一切以朱子学为依归，故《宋史筌》对宋儒大加褒扬。将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五人列入首传，为诸臣之首，以示尊崇。同时，“叙列程朱师友门人为《儒林传》，置之循吏之上”。从而表彰诸儒生门徒，以为“五贤之德之功，揭日月而亘宇宙，则不以世家而始尊，不以列传而或损，故今另立五贤列传，特置于诸臣之首，以寓表彰之书法”。其对有宋诸儒学大师之处理表现了其时代特色。
对《宋史》之《舆服志》《刑法志》《艺文志》皆加以批评并予改写。批评《刑法志》“虽分条叙事，而不立条目，故互相错乱，反失分条之意”；《乐志》“其视旧史，杂乱则同，而该备则不及”；《仪卫志》“叙事冗杂，全没要领”。《舆服志》“多脱谬”。诸志无一称其意者，故皆或删或补，去其烦芜。对《宋史》列传改动最大。《儒林》《道学》合为《儒林》，《卓行传》合《孝义传》，改《方技传》为《艺术传》，改《叛臣传》为《叛逆传》，以更能符合朝鲜所坚持的义理观。正祖对其改修动机有十分明确的说明：
史筌，有删有作，删之未允，尚属旧疵；作而失当，秪彰新谬……若其揭二帝之年号，尊正统也；传三虏之僭伪，黜夷狄也；配后妃于本纪，壹名位也；次宗室于世家，重敦亲也；补遗民于列传，与贞节也；外三忠于原史，标不臣也。[28]
这说明了编修相关项目的意图，即突出正统观、儒家义理观，以尊周观为根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