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朝使节的严格控制
丁卯之役（1627）后，后金与朝鲜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当时朝鲜每每接待清使不依礼节，故意慢待之，令后金使节愤愤不平，要求朝鲜接待当与接待明使一样。入关以后，顺治皇帝即发布敕令，规定朝鲜接待清使规格不要太高，并严格约束清朝使节的行为举止。这一精神为以后历代清朝皇帝所继承，以明朝使节乱国扰民之鉴戒，防止清使扰乱朝鲜[80]。
清使前往朝鲜大多为册封、吊祭、颁诏、查案，均因事而发遣，并无定期，故使行次数甚低。据张存武先生考证，1645年到1880年236年间，共遣使151人次，平均每年只有0.64次，出使人员皆为满洲人[81]。
而明朝出使朝鲜的不是宦官，就是只有六、七品的给事中、行人，五品翰林就算高品级官员了。永乐初年，曾遣过一名三品都指挥使出使朝鲜，令朝鲜感激不尽。与此相反，清朝出使朝鲜的都是朝中重臣，一般是三品以上的官员，甚至派宗亲藩王前往，以示重视。朝鲜亦认识到“清使皆是大官，宜别有问候之举也”[82]。因而朝鲜对于清使的接待礼节理应讲求，但顺治五年（1648），顺治帝即颁诏书，以为朝鲜接待清朝使臣礼节过高过重，特令朝鲜以后像筵宴时“拂椅席，送杯箸”一类仪节，皆不必行，应略去。同时以为使行路途情况亦加以提及，道：
又闻嘉山大定江、安州清川江、坡州临津江三处，搭桥以渡，人民劳苦，今后悉行停止。只预备坚固船只，用心济渡。其义州至王京，夜行火把，亦属烦劳，并行停免。向来使臣先宿碧蹄，次日方进王京，今后亦不必往碧蹄，止在弘济院住宿，次日清晨，即进王京。[83]
从上文所引的这段史料，可见顺治帝对清使出使朝鲜关注何等仔细，令人感慨。对于清使沿途驿馆接待，何处夜宿，如何接待，都加以详细规定，力求减少朝鲜的负担，考虑不可谓不周详细密。同时为了避免使臣勒索财物，对朝鲜赠给使臣的礼物，亦予以严格规定：
所与使臣礼物，皆出自民间，诚恐扰费，先已减免，今复虑仍烦百姓，再行酌减，定为条例。正使银五百两，棉绸二百匹，布二百匹，苎布六十匹，豹皮十张，大纸五十卷，小纸一百卷，水獭皮三十张，青黍（鼠）皮十五张，花席二十张，鹿皮七张，顺刀二口，小刀十把，被褥一副，靴袜各一双，鞍马一匹，空马一匹，此外尽行停止。副使银四百两，余如正使。[84](https://www.daowen.com)
其他相关人员的礼物，皆有严格的规定，永为定例。作为清朝皇帝，对于出使朝鲜使臣关注竟如此之细，充分体现其重视使臣的行为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意在避免如明使般无法无天、肆意求索以致扰乱朝鲜的状况发生。这些规定，在明朝根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故而明朝使者可以无法无天。清朝一开始就严格规定，迫使清朝使臣要中规中矩。康熙对此甚为得意，他说：“我朝所遣使臣，亦皆守分，一切馈遗，未尝需索。明代遣一使至彼国，费用动至数万，此尚可为抚远之道乎？”[85]清严格控制使臣行为，其意固然在“抚远”，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此种方式使朝鲜感受到清朝之恩更甚于明朝。凡明朝做得不好的，清朝都做得极好，从而收买朝鲜人心。随后的皇帝皆奉行此策不变。
乾隆即位之初，就发布敕令，裁减朝鲜赠清使臣礼物，规定凡赠送白金一类礼物皆照旧例减半，并永着为令[86]。但当时出使朝鲜正使兆德、副使释伽保颁诏朝鲜时，除收取朝鲜馈遗正礼外，还照陋规收了“都请、别请”两样礼物，乾隆帝令交刑部严肃处理。为防止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乾隆遂规定以后使臣回京之日，路经奉天和山海关时，分别令奉天将军及山海关监督盘查行李，若发现正礼以外多带礼物，即行参奏，若隐匿不报，则一并议处[87]。对使臣严格控制，对其借机搜刮之行为严厉惩处，这在中韩关系的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因之，出使朝鲜的清朝使臣皆谨守法纪。由于监管严格，嘉庆初年，竟有使臣因未收朝鲜礼物而被加罪的。乾隆帝驾崩，嘉庆帝遣礼部右侍郎恒杰、副都统张承勋前往朝鲜颁太上皇遗诏。临行前，嘉庆帝以其颁遗诏，“非如常时之敕封国王及世子可比”，因而令使臣不得收取朝鲜馈送礼物。二位使臣当然牢记于心，丝毫不敢违背。朝鲜接奉遗诏非常恭谨，并备送礼物，再三恳求使臣接受，二位使臣一再推辞。使臣辞归，朝鲜伴送使一直将礼物从汉城送到鸭绿江边，二使还是不敢收受。朝鲜又出示乾隆曾有准收礼物谕旨，但二位使臣坚执不受。二使回京复命，嘉庆闻知事情原委，竟颇为生气，以为他们“殊属拘泥，不晓事体”。嘉庆说他并不知乾隆谕旨，乾隆既有谕旨，“自可酌量收受，以申其恭顺之意”，回京后再据实陈明即可。或一面收取，一面陈奏；或严词拒绝，不让其运送到鸭绿江，“尚属正办”。“岂有徒令彼国差人赍随到江，复又却回，转至彼国远道携随，烦劳该国驿站！”[88]嘉庆帝遂令礼部处理二使。因为不受朝鲜礼物，反而被加罪，这实属奇闻，但也只能发生在清朝。出使朝鲜之清使被如此控制，真可谓无所适从。道光年间，数度颁布敕令，规定出使朝鲜使节除正礼外，不得收取其他礼物，并令奉天及山海关盘查，继续严格执行控制之策[89]。
可见，由清初到清末，始终对出使朝鲜使节加以严格控制，避免明朝使节般肆意勒索的事情发生，以实现其真正的“抚远”意图。同时，又暗示明朝未能做好的事情，清朝做得甚好，以收朝鲜之心。因此有清一代，出使朝鲜使臣皆能奉公守法，《朝鲜王朝实录》中鲜有清使勒索财物的记载。
使行往来正是清代中朝宗藩关系最为重要的联系纽带，控制清使行为，确保朝鲜不受骚扰，乃清朝德化政策又一重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