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说的形成
中国文化发展很早，从商代起就有完整的记载，而自西周到东周，更有大量的诗歌流传下来。有人把它们汇辑成书，叫做《诗》或《诗三百》，这就是后来的人称之为《诗经》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内容丰富，包括古代的神话传说，商、周各族的史诗、史实，以及当时各地区的民情风俗。诗人运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社会上的各个侧面，有的诗人明白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和作诗的目的。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王欲玉汝，是用大谏。（《大雅·民劳》）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
诗人作诗的目的，不外赞美和怨刺两个方面。这就形成了后来的所谓“美刺”说。但不管这诗是“美”是“刺”，无非都是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后人学习《诗》时，自然会接触到诗歌的这项特点。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就有许多论述诗的性质的意见出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都已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的这种基本特征。《尚书·尧典》上更有系统地说：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尧典》当然不可能是唐尧时代的作品，它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说明那时的人对于文学艺术的性质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战国时，屈原继承了《诗经》中“言志”的优秀传统，写作了《离骚》等不朽的浪漫主义诗篇，用以抨击楚国的黑暗政治，抒发他满怀激情的政治理想。他也明白地表达了创作的目的和要求。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惜诵》）
这种创作思想曾给后代作家以深刻的启示。